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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父亲——圈头一位老党员的波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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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8 11:29: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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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着白洋淀地区,共产党员王铁华(夏常河的姨夫)不畏艰险只身来到圈头村,以泥瓦匠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在圈头村建立党的组织,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

一九四三年经陈义广(陈爱军的父亲)、夏会元(夏广兴的父亲)介绍,父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两年听我大姐说父亲参加了组织以后,担负起了为党组织传送情报的工作,经常在党的秘密联络点陈仲秋家等情报,然后送到指定的地点,有几次送情报差点撞到鬼子讨伐队的怀里,危险极了。后来父亲到120师一个团的后勤部当了伙食管理员,因为秉公办事得罪了团里的领导,两人还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父亲睹气回了家。后来部队派人来接父亲回部队,考虑到家里没有男劳力父亲不打算回去,来人没办法只好同意了。父亲得罪的那位团干部知道此事后,到后勤部兴师问罪,后勤部的领导只好说:“他的父辈年老孩子幼小,回家为民情有可原,我们这鱼总不能没有水吧!”那位领导便悻悻而去。几年以后,是后勤部的领导到圈头看望父亲时这样讲的。

一九四七年土改以后,我家才分了房子分了地,有了安身之处。父亲能写会算又在部队呆过,土改期间在贫农团里负责分田地,定成份的工作。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便经了商。先是走粮行,他带着年仅十来岁的广志哥驾船往返安新,高阳等地,籴米粜粮,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又挑起了烟挑子,做起了卖大叶烟的生意,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好转。父亲卖烟经常去三田庄,那时候村里的人抽不起烟卷儿,大叶烟就成了抢手货,每当人们听到父亲那清脆悦耳的吆喝时,就三五成群小跑着来买,一角一包的大叶烟,还真够忙合一阵子的。

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席卷了全国各地,我村也成立了第一个合作化组织——白洋淀渔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初建缺乏领导人才,当时担任社长的省劳动模范陈建勋对父亲说:“老叔哇!别做你的买卖了,跟我一块办社吧,你是个共产党员,要走在群众的前头啊。”从此父亲便卖了烟挑子,当上了农业社干部,这下我家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为那时的社干部,即不挣工资又没实行工分制,没有一点收入,光靠母亲每天织一、二片蓆是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的,奶奶和大妈都埋怨他,别人也说:“放着好好的买卖不做,非要去办社,真是自找苦吃,”父亲听到这些话总是笑着说:“谁让我是个共产党员呢?”。

我爷爷陈慰增,民国时期在村里开办私塾,人人尊称“四先生”,为圈头村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年青人,父亲在爷爷的严厉的管教下,不但文才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一九五七年十月,村公所为了大力宣传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夏南宫大门口西边的墙上抹上白灰,请父亲书写《条例》。父亲首先计算了一下《条例》的字数,又丈量了墙的尺寸,然后开始精确地计算写多大的字、能出多少竖格,经过几次的反复的计算才确定了可行的方案。那时候还没有墨汁,用多少墨得用墨快加水研磨好才能用。父亲就是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方砚台、一只毛笔和一瓶子水,每天爬上爬下几十次,一个人端着砚台站在桌子悬着胳臂写。壁报抹得很光滑,墨沾少了没色沾多了往下流很不好掌握,一点也不敢懈怠稍一殊乎就要出错,记得父亲每天回到家里以后累的腰酸腿疼。十几天以后《条例》终于书写完成了,但也让过往的人们也惊呆了,小字写得太好了,真是字如墨玉妙笔生花,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说:“真不亏是“四先生”的高徒哇!“

白洋淀地区历年来吃统销粮,六十年代初期,供应的粮食品种很差,都是些死帽子高粱和发了霉的山药干。很多人吃高粱面吃的大肠发干拉不下屎,山药干面蒸的窝头苦似中药,难往下咽,看着我们吃饭难受的样子,父亲的心情非常沉痛,他说:“白洋淀产的苇蓆和苇箔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建设,可给白洋淀地区的粮食品种太差了,得把这个事向中央反映一下才好。”

那时候我们还不懂这方面的事情,也没放在心上,记得有一天,父亲包了一包高粱和山药干就出门了。原来他真的去了北京,二、三天才回来,他高兴的逢人就说:“我去了北京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接待了我,他们详细的了解了咱们的情况,并留下了粮食样品。国务院的领导说:“白洋淀的粮食由河北省调剂,没想到老区的人民还吃这样的粮食,这个问题一定解决。”过了一段时间,粮库里的粮食用大船装走了,换来的是玉米和好山药干,全村的人们高兴极了,他们感谢父亲为白洋淀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父亲也依此为荣,经常把去国务院的事挂在嘴边,所以村里的人们就给父亲起了个雅号叫“国务院”。时间长了国务院竟然代替了父亲的名讳,谁料到这个酷似开玩笑的雅号,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成了批斗父亲的一条罪状。

白洋淀盛产苇蓆和苇箔,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产量达到了高峰,当时西街大队成立了“苇箔管理小组”,我父亲和陈见贤(陈山明的老爷)、夏汉书(夏家路的父亲),大鼻子(名字记不清了)等几个人组成。他们负责在李广村集上买回箔经子,按照箔的要求把经子梃好再发给户下,等交了箔再去领箔经子。

那一天是李广集,早晨起来天气就闷热的叫人出不了气。按照见贤大爹他们年纪大的人说今天可能要刮大风,最好是不要去了免的出危险。当时父亲坚持要去他说:“今天去不了还要等五天,那样集体和个人都要受到损失,刮点风算得了什麽?”大家只好随着。因为见贤大爹年纪大也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没让他去,那天恰好广志哥去李广看他老姨,所以同船去了李广村。正当父亲他们几个在集上买经子的时候天已经变了,这时候我大哥找到父亲说:“快别买了天头上来了。”几个人把买好的箔经子装上船就往回赶,刚驶出李广大濠风就从东北方向刮来了,只见淀里浪头足有一米多高“唰——唰”的盖过来了,小船只晃了两晃就翻了。我大哥年轻力壮,从水里钻出来以后就急着找我父亲,他架着我父亲被水冲到了浅园子上才站住了脚,后来被李广村民救回了村,第二天下午才知道,和父亲他们一起去的大鼻子再也没有回来,为了集体的利益差一点把自己的命给搭上。

转过年来圈头村在北京设立了“白洋淀蓆箔经销处”,父亲和金茂申、王广增、尚宝文、李文芳等人当了驻北京办事处的推销员,那时候,外出一天才补助二、三角线,有时候为了谈妥一笔生意,还得请人吃饭。记得有一次大港的买方不给结算想赖账,经过父亲软硬兼施,买方只好答应给了几千斤海带顶账。常年驻北京日积月累,父亲每年欠下生产队几百元钱的帐,记得六二年分队时,我家还欠生产队一千多元钱呢,为了这件事,母亲抱怨父亲说:“一家人拼命织蓆挣工分,都还不上你欠的账呢”。父亲愧疚的说:“没法子,凑合着过吧”。

三年困难时期,村里办起了食堂,按人定量供应,因为吃不饱,什么野菜,榨菜和一些根本不能吃的东西都弄来填肚子,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后来村里办起了营养食堂,对浮肿的病人供应一部分白面、油和肉,村里的领导把伙食管理员这个重任交给了父亲,在当时这可是一桩天大的美差。因为营养食堂吃得饱,弄好了家里的人跟着沾点光,可谁知道,在父亲当营养食堂管理员期间,我家根本没吃过父亲给的半个窝头。

那年我正在新安上中学,有一次回家,因为有急事我到营养食堂去找父亲,正巧父亲不在,炊食员知道我在新安中学吃不饱,偷着塞给我两个馒头。刚吃了二口,父亲就回来了,他见我吃馒头,勃然大怒,劈手将我没吃完的那个馒头夺过去,冲着炊事员吼道:“平时怎样给你讲的,这白面是供应病人的,一斤一两都有数,他吃了一个病人就少吃一个,饿死了人怎么办?”吓得大家直说好话才算了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到那里找我父亲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村里大搞红海洋,整桶整桶的红漆往墙上刷,写大字标语和毛主席语录,临街的墙几乎都刷成了红的。看着这情景,父亲逢人就讲:“毛主席历来提倡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么大的浪费主席是不会同意的。我是个共产党员,毛主席不提倡的事我是不干的”。可到后来他也默默地干起来了,自己亲自出马写大字标语和语录,因为搞的好,竟成了全大队学习的榜样。下来有人暗地里问父亲:“毛主席不提倡的事你不是不干吗?怎么现在干的这么好?”父亲笑而不答。

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蒙受了不白之冤,被开除党籍,进了学习班,每天不是批斗就是游街,受尽了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折磨,得了“中风”才放出来,流落他乡好几个月。母亲体弱多病,经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过早的离开了人世。那些年我经常去上访,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父亲说:“不要去了,我们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到时候问题会解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党籍,过上了组织生活直到终年。

父亲首先是一名党性坚定的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父亲的一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他不求名,不图利,把党的事业党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父亲虽然故去三十多年了,他的言传身教,时时在激励着我,我虽然还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但我要像父亲一样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陈广济)

祝愿天下的父亲键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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