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石窟长廊——中国石窟群
石窟分布图最早的石窟是在印度。在古老的印度石窟前，我仔细寻觅佛教渊源的蛛丝马迹，与我走过的许多中国的佛教石窟相比，它们简直就是“平民窟”，其中的意义十分明了：它的平民性更加突出，更加彰显了未来世界的美妙，使人禁不住忘却了此生的痛苦。一开始，这些固定的石窟就成为人们心灵的栖所，人们走进去，又走出来，使佛教深入到了更广大的地方。在印度，早期的佛教造像只雕塑佛座、佛发、佛足和菩提树来表现佛或佛说法的场景。这种间接明快的形式，只显现了佛的存在和佛的睿智。最早的石窟是比哈尔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尔石窟群，开凿年代约在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代。佛寺建筑皆为木构茅棚，石窟为仿木构形制。它的凿石技术和精心修饰代表着印度石窟艺术传统的开端，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石窟。经过逐步发展，石窟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两类主要形制：佛殿或经堂式石窟，为僧徒们提供了静思修行的场所，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使佛与僧徒有了一个近在咫尺的交流，感悟可以面对面的互相传递。佛寺或僧房式石窟为僧徒住所，虔诚的心跳与佛的塑像合二为一。在这里，多数重要石窟都兼有佛殿和僧房两种形制。从现存早期佛教石窟中，最早的佛殿式石窟以位于孟买东南的巴查石窟为主要代表。该窟既有佛殿也有僧房，约凿于前2世纪初。殿堂上承茅棚式拱顶；殿堂终端呈半圆形，正中立佛塔。佛塔的位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心灵中，都趋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以突出神圣感。门面凿出窗露台等，结构仍沿袭木构寺庙。就是这些窗和台，透露了一个信息：佛的出世与入世。到公元1世纪前后，逐渐抛弃仿木结构而自成一体，其杰出代表就是卡尔利石窟的大佛殿。佛的世界毕竟是人们精神的栖所，而这个栖所的独特性，也就是佛的世界的魅力，佛窟结构的改变，是人们更加接近佛的世界的要求。卡尔利石窟位于孟买东南，大佛殿由中堂和两侧堂组成，以列柱间隔，两边列柱。门面为石刻结构。门前立双石柱，莲花形柱头上刻四狮连体并立像。大门与殿堂之间为门廊，三面遍布浮雕，装饰极为富丽精美。这些用大量物质财富创造的佛陀氛围和佛陀形象，是人们憧憬未来的素材，而这种追求的坚韧不拔，才是推动佛教传播的动力所在。
正因为佛教切中了人们内心的精神需求，佛教之风才吹向亚洲各地。但东南亚开凿石窟甚少，继承石窟艺术传统的只有阿富汗和中国的佛教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等地的石窟汇聚了印度石窟建筑和犍陀罗艺术的成果，将石窟和巨型造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佛的高大，真正立于了天地之间和人们的心灵之中。
丝绸之路冲破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当这条最初的商路连通了阿富汗的巴米扬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印度、西亚与中亚的文化在这里交会碰撞。佛教，很快就融入了这巨大的文化交流的洪流中，产生了著名的巴米扬石窟。巴米扬石窟拥有两项世界之最，巴米扬石窟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扬大佛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立式佛像。大唐高僧玄奘漫漫西行之路没有错过这里，他的《大唐西域记》曾经描述了这里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可惜，现存的巴米扬石窟已是满目疮痍，与玄奘的描述有天壤之别。佛教经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是佛教东传过程中的必由之地，我国古代西域的石窟，诸如龟兹石窟等与巴米扬石窟的开凿均在这一道路上。可见，佛教的传播，呈现出的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发散状态。从接受佛教的那一刻开始，佛对于人们来说，位于一条救世之路的终点，是遥远的“佛国”的中心，而寺院或石窟则是通向这佛国的唯一通道。因而，古代的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地区，石窟的开凿很是盛行。分布在这一地区的石窟约始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在南疆的库车，以至东疆的吐鲁番一带，我走过的许多峡谷，那里多有洞窟。从周围的环境来看，宁静而幽雅，恍若世外桃源。这从根本上体现了佛国的核心 宁静。 新疆石窟雕刻多为彩塑，也有木雕和个别石雕。壁画艺术在新疆石窟中占有突出地位，壁画的绘法，采用古代西域流行的晕染法，即凹凸法，结合“铁线描”式的轮廓勾勒。
克孜尔石窟是个典范。它始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于8世纪后逐渐被废弃，石窟群分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绵延3公里，现已编号的洞窟有251个，内存壁画约1万平方米，多描绘小乘佛教内容；泥塑若干具，其新1窟内1尊佛像高6米多，是龟兹石窟中现存最大的塑像。除了宗教内容以外，还有许多表现耕种、狩猎、商旅来往、音乐舞蹈和民族风貌的画面。这些改变，是佛教民族化、地域化的表现，促发了中国石窟艺术龟兹模式的形成。
印度孔雀王朝开始，佛教传播的洪流便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蔓延。南传佛教主要影响了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地。北传佛教又分为两支，一支从印度抵达西域，在汉朝时传入中国，称为汉传佛教。另外一支则主要在西藏地区传播，称为藏传佛教。而从西域到达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佛教传播又称为佛教的东传。这条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融合的佛教传播之路，浸染了民族文化的色彩，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条传播线路上的众多石窟，不仅是佛教史上的奇葩，更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构筑了佛教传播的路标。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先生认为，佛教，是外来教，初入中国时“大受排斥”，曾先后出现过“佛儒之争”、“华戎之争”、“佛道之争”、“黑白之争”、“神灭与神不灭”之争等一系列矛盾。但佛教极力将其思想与儒家思想、玄学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因而，在佛教的东渐过程中，它还有一个“入乡随俗”的嬗变。 我一直把甘肃的河西走廊称之为“东方走廊”，因为它所呈现的是整个东方文化的背景，且不说古代丝绸之路所创造的辉煌，仅仅是佛教的传播，这里就可以展开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 古代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它最早接触并吸纳了中原文化，又与西域游牧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在这样的地理文化背景之中，佛教的进入必将会产生历史性的变革与辉煌。的确，凉州不负众望。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鸠摩罗什、玄奘、萨班、八思巴等一批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五凉时期，凉州聚集了一批修建佛窟的能工巧匠，他们逐渐走向河西，走向全国。凉州僧人昙曜更在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之后，东下大同，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并为龙门石窟的开凿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
占有天时地利，凉州一度成为北中国佛教文化中心。这是与一大批佛教文化名人开坛讲经、翻译著述、兴建寺塔、开凿佛窟等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是由凉州宽松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的，且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天梯山石窟是个例证，它被后人誉为“中国石窟寺的鼻祖”。考古专家宿白先生在考察了天梯山石窟后认为：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在风格上都可称之为“凉州模式”，而凉州模式的代表则是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50公里处的中路乡灯山村，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天梯山山峰巍峨，山有石阶，拾级而上，道路崎岖，形如悬梯，故称天梯山。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脚下碧波荡漾，薄云缠绕其身，构成了一幅山、水、佛、云浑然一体的壮观奇景。
天梯山石窟建成后，世人仿此陆续开凿了金塔寺、马蹄寺、文殊山、榆林窟等。后来，北魏在大同开凿云冈石窟时，主持人也是凉州僧人昙曜，所用能工巧匠大都是凉州人。
在凉州的辐射作用下，河西走廊简直就是一个石窟走廊。从西到东，有五个庙石窟、敦煌西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昌马石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等等，等等。这些密集的石窟群，一一进入它们，我们画出的一条佛教传播中承前启后的生命轨迹。
东千佛洞的“水月观音变”风格独特：明月高照，彩云环绕，绿水扬波，观音坐在金刚宝座上，座后紫竹摇曳，玄奘双手合十向观音膜拜，猴行者一手搭凉棚、一手牵白马紧随身后。这幅壁画产生于《西游记》成书之前，是难得的形象资料。
敦煌段 東千佛洞玄奘取經圖（圖中法師即玄奘，猴行者即孫悟空原型）
敦煌段 東千佛洞內的菩薩雕塑
同样是一条河谷，不同的是这里仍然有着不息的波浪在时间之上翻滚，看见它的人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五个庙，见证了党金果勒河的风采，也持续着敦煌的风采。与河西众多的石窟相比，五个庙在最偏僻的一隅，暗藏着它的锋芒。
党金果勒河不息的波涛，洗净岁月的尘埃，五个庙的光辉悄悄浮出。就是这条河，孕育了敦煌不朽的文明。然而，就在敦煌如日中天的时候，五个庙石窟却是寂寞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西出阳关的道路上，还有五个庙。天苍苍野茫茫的游牧区，水草丰美的宁静世界里，党金果勒冲积谷地的崖壁上，那像眼睛一样的19个洞窟，大约从北魏开始，就有了开凿的历史。漫长的时光，只有党金果勒闪闪的水波，伴随了它信仰的积累。
抬头观崖，目测的高度大约有30多米，那些洞窟就悬于半崖之上。细细数来，正是19个，占居整个崖面约300多米长的空间。这些洞窟中，只有中间的5个能够登临参观，因此就有了五个庙的称谓。那么，只能看它们了。
可能是名微车马稀的缘故，香火是早已断绝了。像是废弃的古刹，隐隐透露出逼人的威严。崖面的崩塌，阁道的残缺，顺着木板搭垫的空中栈道，那些佛、金刚、力士和供养人像才显现真容。一些洞窟烟熏火燎的痕迹十分严重，看来佛门净地，已经充当过牧羊人的居所，佛像的破坏也是目不忍睹的。
现存的壁画，大多绘有说法图，也有耕种和收获的场面，五代至北宋期间敦煌曹氏政权的情况也有所反映。壁画中还出现了西夏文和回纥文。专家认为，五个庙石窟壁画的特点，在其他的石窟中十分鲜见，具有独特的价值。五个庙，终于在蒙尘的静虚中，盼来了欣赏的目光。 段文杰先生认为：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六幅玄奘取经图的发现，是稀世之珍。
一片榆树之下，流水潺潺；一片榆树之下，隐藏着千古不化的幽静。榆林窟，记录了唐僧取经的故事，记录了一个世纪乃至几个世纪丝绸之路上虔诚者的心迹。
深山藏寺，远离尘嚣的榆林窟，如果不是旅游的开发，恐怕只有少数研究者和钟情者光顾了。榆林窟距离瓜州县城75公里，除了短短的一段柏油路外，全是土飞沙扬的毛路，也许正是这些艰难的考验，历史才使这里光灿四耀。被学术界誉为珍品的第二十五窟，门票几百元，显然是拒绝普通人的进入。
榆林河谷的流水和绿阴，像是专门迎接朝圣者的侍从，真想在这里垒起草房，打坐静修。再看两崖之上零落的洞窟，开凿者的艰辛，已经直入人心，不由得生出几分敬意。
在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马蹄山中有一条山谷叫“临松薤谷”，“薤”者，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细长，开紫色小花，鳞茎和嫩叶可以食用。就在这样一个诱人的地方，隐藏着著名的马蹄寺石窟群。
马蹄寺石窟群，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是河西走廊规模较大、内容丰富、创建年代早和延续时间长的重要石窟。因第九窟内有一马蹄印，相传为神马踩踏，故名马蹄寺。窟内保存有北凉、北魏、西魏、隋、唐、西夏、元、明各个朝代的造像与壁画。马蹄寺石窟群包括马蹄北寺、南寺、千佛洞、上观音洞、中观音洞、下观音洞和金塔寺7个部分，共存70余窟龛。各窟群都开凿在马蹄山景色宜人的山谷间或近水的红砂岩崖壁上，相互间的距离近的2公里，远的7公里。每个窟群有2至20余窟不等，洞窟排列有横向也有竖向，高达7层。窟龛分布乱中有序，远处观望，十分壮观。
张掖大佛寺有中国最大的卧佛，这样的奇观在河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位于张掖市城内南侧的大佛寺，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寺院建筑群体，坐东面西，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原寺建筑规模宏大，包括山门、天王殿、配殿、厢房、卧佛殿、藏经阁、金塔殿、土塔、僧舍等完整的建筑群，现仅存建于中轴线上的大佛殿、藏经阁、土塔3处。张掖大佛寺的卧佛是全国最大的室内卧佛。
据《甘州府志》和卧佛肚内出的明代铜牌铭文记载，大佛寺创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原名迦叶如来寺，明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敕赐宝觉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敕赐宏仁寺。明正统、成化、万历年间和清雍正、乾隆年间屡有修葺。
古代的张掖大佛寺香火不断，不仅有许多的善男信女烧香拜佛，而且不少王公贵族也常常前来拜谒，连皇帝皇后也多有光顾。
在不到1000公里的狭长走廊，分布有如此众多的石窟，在佛教的传播史上，是个奇迹。 经过河西石窟的演变发展，地处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已经上升为成就很高的层次。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麦积山石窟其地势险峻，在中国现存石窟中绝无仅有；其泥塑艺术的出类拔萃，达到了佛教艺术的最高境界。
麦积山石窟建在一座圆锥体、中间粗大、底部细小、状似农家麦垛的麦积山上。其洞窟多开凿在二三十米及至七八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这里保存了从北魏以来的数以千计的精美塑像，大的高达十五六米，小的仅二十多厘米，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在佛教传播的艺术创造中，石刻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艺术形式。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就以壮观的石刻闻名天下。“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样的赞誉，对云冈石窟恰如其分。云冈石窟的石刻之所以有名，在于它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这里有5万多尊塑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厘米，形态之逼真、神采之动人都是前无古人之作。正如艺术家所描述的那样：透过他们薄薄的罗纱可窥其优美的身段。
西千佛洞位于敦煌市区西南35公里处、党河河谷西岸的悬崖峭壁上，因地处鸣沙山的西端，莫高窟的西端，敦煌城的西端，故被称之为“西千佛洞”。石窟形制、壁画和雕塑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相似，是敦煌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千佛洞敦煌石窟群之一。位于今甘肃省安西县桥子乡南三十五公里峡谷两岸。现存洞窟二十三个，有壁画、塑像者八窟，东岩三窟，西岩五窟，多为单室窟。形制有长方形中心柱燧道窟、圆形穹窿顶窟、方形平顶窟，其中第2、4、5、7窟均为长方形中心柱窟，尚存部分佛、菩萨塑像，但多为清代重修，唯第4窟西夏高僧像，身着俗装，保存完好。壁画分布四壁，内容可分为五类：经变画、密宗图像、尊像画、装饰图案和供养人画像。经变有：西方净土变、药师净土变、文殊变、普贤变、涅槃变、水月观音变等；密宗图像有坛城图、密宗曼荼罗（藏密）、十一面观音变、八臂观音变等（汉密或杂密）；尊像画有说法图、释迦行道图、禅定佛像、观音像等；装饰图案有窟顶装饰、圆光、背光、边饰等，纹样有莲花、忍冬、百花、卷草、火焰、宝珠等；供养人画像残存西夏供养人画像并西夏文题名。壁画以第2窟保存最为完整。
距甘肃瓜州县踏实乡18公里的旱峡口，有一处石窟，叫旱峡石窟。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般石窟寺的所在地，都是景色优美且洞窟密布的风水宝地，旱峡却是个例外。
敦煌以东，东千佛洞的遗迹是让人惊讶的。古河道上，虽然水已断流，但可以想象商旅们沿着有水的地方来到这里，心情是多么的激动。他们把自己的憧憬和寄托，留在岩石上，也把无限的虔诚留给了未来。
西部，在僻静的山林幽谷，叫千佛洞的很多。敦煌有千佛洞(莫高窟)、西千佛洞，新疆也有叫千佛洞的佛教胜迹。而我们要去考察的是甘肃瓜州的千佛洞，属于敦煌艺术的体系，因此，称东千佛洞。
瓜州东千佛洞，距离县城98公里。我们从早晨出发，直到中午，才到达目的地。司机说，一年之中，来这里的人很少，除了文物保护人员和研究人员偶尔来几趟外，几乎没有什么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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