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水运：从水运初兴到浮梁驰渡

      雄安新区水域上汇冀北、冀西、冀南诸水，下达天津入海，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形成了区域航运网，发挥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功能，是华北、京津，乃至我国内河航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雄安航运的初兴

在白洋淀周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土有编织席纹遗迹，定居水边的早期人类已经打苇织席，水上活动自不会少，但这还不能称其为航运。三国时期，曹魏统治包括白洋淀区域在内的北方地区，出于军需运输的需要，开挖了平虏等渠。平虏渠南可通邺城，连接滹沱与泒水（今沙河），经白洋淀区域北抵泉州（今武清西南），贯通河北平原中部，成为当时沟通河北平原南北航运的主要水道，而白洋淀区域诸淀之水均于天津三岔口汇流入海，海河水系形成，运河与淀河联系形成为航运整体，改善了河北平原水运条件。

隋唐时期，白洋淀及周边包括易、横、定、鄚、沧等州境各地驻军均在万人左右，所需漕粮物资转走内河航道运至，冀中地区独具水乡特色的土贡产品，如盐、五色柳箱、水葱席、细纹苇簟、糖蟹、鳢、鮬、丝布、绢、棉等，亦经河淀航道转走路陆运抵京都一带。

唐末五代时期，后唐赵德钧镇守幽州，开东南河，自王马口（今安次县王玛口村）至淤口（今霸州市信安镇），长165里，阔65步，深1丈2尺，以通漕运，足以载千石之舟大船。这是永济渠冀中洼淀地带的旧道，在五代战乱的北方，兼及漕运，与战备物资的运送直接相关，此后由于得到后唐皇帝李嗣源的支持，为今后航运的进一步发展作了铺垫。后周世宗柴荣为北上收复幽州，曾亲率诸军驾御龙舟，率舟师顺流而北，首尾数十里，不足十天就抵达沧州，然后龙舟开到益津关（今霸州），很快收复淤口关（今霸州信安）、益津关、瓦桥关（今雄县）。

北宋在与契丹辽朝边界的广阔水域，“有河漕以实边用，商贾贸迁，刍粟峙积”[1]，白洋淀区域的航运转输功能因此成就了北方防御体系。北宋利用界河（以白沟河为主体）以南白洋淀区地势低洼，潴水停积的自然条件，在西起保定东边的边吴淀，东至泥沽海口，开挖修筑塘陂，疏通渠道，建起一道横贯今保定、沧州、天津的“水上长城”[2]。当时驻扎在淀区铺堡寨的边防士卒日常所需、战备物资等，只能通过水运汇集，由此，白洋淀区域诸河淀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悉通漕运。淳化三年（992年），李继宣做保州知州，进一步疏通了保定上游河道，“以达方舟之漕”[3]。这样，来自天津的商贾船舶可直达保定南城外的舟止舫头，并与州城保定西南地区通航。与唐河、沙河相通，沿府河、唐河、潴龙河航道进入白洋淀，淀区以西以南漕运网形成；沙河、潴龙河沿岸来自博野、蠡吾（今蠡县）、顺安军（今高阳县），唐河沿岸来自安喜（今定州）、嘉山（今曲阳县城东）、蒲阴（今祁州），一亩、鸡距、府河、清苑河等沿岸来自满城、清苑、保州，以及雹河、徐河、易水沿岸来自静戎军（后改安肃军，今徐水）、威虏军（今徐水遂城）、雄州等地漕粮物资，顺流而下，归由白洋淀区域汇集疏散。

二、雄安新区的内河航运

元明时期，统治者消极保漕，包括白洋淀区在内的北方水运得不到关心和开发利用，加之京城大兴土木，砍伐上游山区森林，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干涸的白洋淀区中心已改成牧场，往日的舟船繁忙运输的景象消失，白洋淀人民只能疏通仅存的护城河来保证与外界的通航往来。明景泰年间（1450-1457年），因为舟楫不通，县城关民无贸易，新安县知县张冕于是疏通了县城南面的梁头河，又疏通引导长流河由县城北绕西、南向东，过县城东关桥，连接梁头河东流，汇入瓦济河（今大清河），通达天津渤海，使白洋淀航运重回“漫谈绝胜六堤船”[4]的惬意，从而保证了这里的水产物资除供应当地外，依旧运销天津。据地方志记载，“新安小邑，而东南水乡居其大半……所赖者陆路行车，水路通舟，四境之粟，皆可挽运而至。”[5]淀区百姓依水而生，靠水出行。

依托淀区内水运便利条件，白洋淀的集市贸易发展兴盛起来。以安新为例，集市原在城里四街，但后来移到东北西三关，目的就是要防止随意设集，便利商贾船只往来。三台地势较高，不易被水侵害而又有河道与大溵淀相通，西北与安肃、容城交界，周边村落相连不断，舟船集市，贸易繁忙；大阳隔莲花淀与雄县、容城遥遥相望，向东连接圈头、郭里口，穿淀还可抵达任丘，集市就设在县城东北二十里的码头附近；段村（今端村）在县城南十五里，濒临白洋淀本淀，过淀西南通高阳、安州，东南达任丘也很方便；六里村在县城北小溵淀旁，这里成为城北货通有无的重要水上集市。这些集市，因商而立，周城而布，水淀成衢，船载舟运，鱼苇蓆靛等一应物资，使新安“撮尔城市，则菽粟布尔，帛则不备玄黄，四境之需，不陆走督亢、金容、遂州、濡阳，则水贩瀛、鄚、瓦桥，户浮万有五千，而村落仅数十区，且半为湫狭，至米盐、鱼虾、布缕之经纪，则合乡城夫六十名共司之，而领于夫头，为诸上司暨本县官师摃轿夫马之需，捕鱼贸粟，其与盖纎啬业，养私完公，厥惟难哉。”[6]由于交通便利，周边安肃、容城、雄县、任丘、高阳、安州等地，都优先选择水路交通，水陆货物辐辏，无形中给蕞尔小城增加了沉重的运营负担，自然也为淀区市场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机遇。这些市集远不止便利了当地，周边诸州县也随之繁盛，鄚州（今任丘）“城外有药王庙，专祀扁鹊……香火最盛。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辇运珍异，并布帛菽粟之属，入城为市。京师自勋戚金吾中贵大侠，以及名娼丽竖，车载马驰……每日盖搭篷厂，尺寸地非数千钱不能得。贸易游览，阅两旬方渐散。”[7]此种商贸盛况，与白洋淀地处南北官道必经，航运交通便利，关系密切。

可见，即使在水域极度萎缩的元明时期，淀区不仅未曾丧失承运转输能力，而且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优秀的人文环境，积淀已久的贸易声望，以及丰富独特的物资特产，兴盛不衰。

三、航运的兴盛

相对于前代，清代京师数百万官民军旗人皆仰给于江南漕米，漕运压力非常大，以河运济漕运的情况突出。南方漕粮运至天津北仓后，除输往京师通仓外，部分沿海河—大清河—保定一线分拨和疏散。清朝前期，经大清河一线分拨到保定、雄县两处的漕粮每年3100余石，分拨到霸州、固安等地的每年300余石，分拨易州的每年多达38600余石，霸州原运往京师的部分稻米也直接经水路解运易州，而每年拨付直隶的涝粮也在160万石左右。此外，商船盐楫贸易往来频繁，河北各水系、运渠无不为商盐水路必经。白洋淀区域及上下河道沿岸，苏桥、胜芳、苑家口、张青口、赵北口、鄚州、新安、安州、保定，均因为是商盐水运中的重要中转码头，而迅速繁荣。商盐由这些中转码头换乘小船，送往支流腹地，即由淀区呈放射状向四方延伸。棉花则是白洋淀区域水运的另一项重要物资，在经天津转运国内外各地之前，棉花运输任务基本上是由津保航线来承担，津保航线日臻完善和常规化。

清代，白洋淀同样为京师畿南重地，白洋淀航运进入兴盛时期。乾隆三年（1738年），直隶总督孙嘉淦亲行踏勘畿辅淀河，发现顺天、保定、河间三郡之水，全部汇于白洋淀，又由玉带河流注东淀，然而其传输必经之咽喉赵北口十桥之下九桥皆不通流。于是他开挖白沟故道，改变了只有广惠桥下可通州楫的局面，白洋淀与下游的航道畅通了。随后，自保定府新闸（今刘守庙）到安州的膳马庙修了六座闸门，提高水位，便利了白洋淀上游的航运。这样，经府河东下，穿越白洋淀区，直达天津，津保之间的水路再次通航。当时保定南关舟止舫头码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舟船云集，繁荣热闹景象。自此以后，开始了津保之间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200百多年间白洋淀航运史上的黄金时代。著名的“津门八景”中有“洋艘骈津”“浮梁驰渡”“西淀渔歌”等景，从侧面反映了白洋淀与天津间航运的发达与盛况。

白洋淀航运的兴盛与清代帝王们前后几十次驻跸白洋淀有关，与直隶地方水利营田、航运交通、漕运、水围、训练水师，以及南巡、西巡往来，直接相关。康熙、乾隆曾多次在白洋淀开展水围活动。水围时用三桨船百只，分左右两翼，沿岸迅速棹入淀中，射猎天鹅、水鸟，可见当时水域之大，航运能力之强。水围期间，皇帝与大臣们商议国事，确定运送军粮的路线和地点，勘察河道，考察官吏，修建船舰，进行试航。清朝皇帝们西巡五台山归来也往往由直隶保定开始乘船，沿府河航行至端村行宫，或驻跸于圈头行宫，或郭里口行宫，再一路舟行穿越白洋淀至赵北口、张青口、苑家口、天津。尤其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后，天津设立通商大臣衙署，即后来的直隶总督行馆，每年夏秋两季，直隶总督驻天津行馆办公，冬春两季驻保定府署，基本成为定例。畿辅地区之于京城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津保间大量日常事务的处理，使直隶总督，国之重臣，扈从员弁，交通使节，郵驿信函，以及各类物资等的转输，很大程度上依赖这条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内河航线。

四、近代以来航运的发展

近代，大清河称上西河，与子牙河统称西河，上西河包括府河、白洋淀、赵王河，航程约200公里。1914年9月成立的直隶全省内河行轮局，对津保航道进行了修整，由天津至苏桥75公里，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条轮船客运航线。1915年，航线延展至安新县新安镇，航线由天津始发，经杨柳青、高庄子、台头、石沟、左各庄、苏家桥、苑家口、药王庙、史各庄、十方院、王家寨，到安新县新安镇东关码头。随后，保定南关新闸设官运停船码头，航轮经安州膳马庙再上行至保定。这样，由天津经大清河、白洋淀、府河，至保定全线贯通。1930年11月成立的河北省内河航运局，取代原有的航运管理机构，其管辖下的津保航线（如图：1937年6月河北省内河航运局客运航线示意图）天津至新镇段157.5公里客运航线通航，新镇以上，经左各庄、苟各庄、十方院、新安镇、安新县、安州，至保定的运输主要由民船承担。

新中国建立的五、六十年代初期，白洋淀上下游皆通航（如图：大清河航道示意图）。经府河上通保定，经赵王河、大清河下达天津，并与运河、子牙河航线连通。淀区内通航起点与其它远途航运起点都是今安新县东关码头，自此至安州13公里，至赵北口15.5公里，至端村15公里，至寨里15公里，至郭里口7.5公里，至采蒲台17公里，至圈头11公里，至大田庄18公里，至大马庄26公里，至任丘七间房25.1公里，至古佛堂19公里，淀内航道约182.1公里。今天淀内各村均有航线通往县城，总航程还要长得多。以白洋淀为核心的主要航线有：天津—保定，全长181公里，东至塘沽港，百吨船只畅通无阻；白洋淀—安国伍仁桥，全长134公里，可航行60吨对艚大船；白洋淀—徐水大因、高桥一带，全长19公里；白洋淀—容城黑龙口，全长15公里；白洋淀—白沟河，16.5公里航线，均可航行10吨以下船只。此外，丰水期或洪水期，白洋淀—定兴北河店，白洋淀—容城小里，白洋淀—白沟河—小清河—北京良乡等航线，均能通行。此外，白洋淀—大清河—南运河一线，白洋淀—大清河—子牙河一线，白洋淀—大清河—卫运河一线，包括白洋淀上下游水系的府河、唐河、沙河、潴龙河、漕河、南瀑河、北瀑河、孝义河、小北河、赵王新河等，均通航运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洋淀是联系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河南，以致江淮等地区的必经航路。

1965年以后，河道水源逐渐减少，进而基本处于常年断流状态，白洋淀上下航道逐渐淤积，先是保定至白洋淀的航道断航，随后白洋淀至天津也随之断航。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近50年来，白洋淀虽屡遭干淀威胁，上下游均有断航，但渔业水产、工艺苇业及其他相关种养殖业、加工业、旅游业等，均依托淀区水域和航船运输，传统意义上的航运转输能力虽远不及历史水平，但白洋淀区域基于水路的景观建设、上游通航及旅游航运的蓬勃展开和发展，意味着其内河航运的竞争优势并未丧失，这为我国北方类似内河内湖传统航运功能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近年来，白洋淀相关河道许多地段已得到应有的清理和疏通，在“引黄入淀”“南水北调”工程的积极影响下，白洋淀水域作为上下游中转旅游航线，或可重现帆影与白云相映，小舟与轮渡同行的往日风情。而今，雄安新区设立，生态保护先行，白洋淀扬千年风帆，展蓝绿交织图画，已划出第一桨。

参考文献：

[1][3]（元）脱脱：《宋史》卷八十六《地理二·河北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30页，第2365页。

[2]彭艳芬：《白洋淀历史与文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2012年，第226页。

[4][5][6]（清）顺治戊子（1648年）高景原本，张鳞甲增纂：《新安县志》卷之一，乾隆八年（1743年）抄本。

[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外郡·鄚州》，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16-617页。

（作者单位：保定学院文博学院)
    (题图：刘立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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