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快七十年了，每当想起那艰苦卓绝的岁月，如火如荼的斗争，心潮久久难平。 我小名儿叫赵德子，是雄县常庄村人。俺村在雄县城西南，离城五里。北面紧靠大清河，西面、南面紧邻白洋淀。村子坐落在盐碱洼里，每到春天，地里泛起一层碱嘎巴，寸草不生，真是种一葫芦打一瓢。没办法，村里人扫地里的盐碱土，煮盐熬硝换粮食。那时年年春旱秋涝，人们常说：旱了收盐巴，涝了收蛤蟆。再加上大清河、白洋淀常常开口子，天灾连年不断。 七·七事变后，天灾又加了人祸，日本鬼子占了雄县城，在城里向外围村庄打炮，三天两头出发扫荡，进了村端着刺刀挨家挨户翻，杀人烧房，派粮派款，抓夫修岗楼搅得鸡犬不宁。看见敌人出发，全村人就往南跑，跑到白洋淀蹲进苇塘里避难，有时天黑了也不敢回家，蚊子叮得浑身净疙瘩。人们叹息：“天灾人祸都叫咱们当上了，到哪天算个头儿啊!”我亲眼看见宪兵队叫全村人跪在大庙前，用劈柴棍子毒打乡亲们。那时家家提心吊胆，除了愁吃愁喝还不知哪会儿遭遇横祸。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恨。 就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共产党的红太阳照亮了白洋淀。雄县西南的几个村子划归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九分区，归属新安县三区。村里有了秘密党组织，领导人们抗日，建立了抗日政权。人们在黑夜中看见了曙光，看见了活路，有了主心骨。 新安县那时也称“白洋县”，三区驻地在王家寨，又划成南、北两个小区，我们村属于北小区。北小区的特点是紧邻敌占区，是敌我拉锯区，斗争格外尖锐、残酷。白天鬼子汉奸横行，晚上是咱八路的天下。 村里相继成立了抗日联盟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组织。我被推选为儿童团长，那年我才十岁。俺们这帮儿童团机灵得出了名，“淘”得也出了格儿，“嘎”得也出了圈儿。那些抗日的事我记忆犹新。 秘密抗日小学 学校郭老师是地下党负责人，受组织委派回乡开辟抗日工作，以教学为职业掩护。当时学校的课本有两套，一套是应付敌人检查的，《百家姓》、《千字文》等一套是抗日政府编印的抗日课本，那课本纸虽然粗糙，可大家非常喜爱。我至今还记得课本的第一句话：“今年是一九四零年，是我们抗战胜利的一年。”再后面是八路军抗战，平型关大捷的内容。是这本课本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 这课本既珍贵又危险，因为那时敌人天天光顾我们村，一旦被敌人发现，全村都得遭殃。所以老师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课本不能放在家里，用完马上埋起来，还不能埋在家里，要埋在野地里。发课本时随着发了一块油布(那时没有塑料)，油布能隔水防潮，埋时把课本用油布包严，以免受潮损坏。大家警惕性很高。分头埋藏，各埋各的，有的埋树根下，有的埋坟头儿里，还有的埋在粪堆里，埋时上面压块砖，做好记号儿，每天一换地儿。埋时不能让别人看见，任何的疏忽都可能给全村带来灾难。 学校的学习是集中和分散相结合，形势紧了就分成几个小组，每组由“导生”(大点的学生)带着。苇塘、苘地、瓜铺都成为课堂。由于大家守纪律，警惕性高，瞒过了全村人，甚至许多家长都不知道有抗日课本。 我们还经历了一次特殊的危险。 那天，老师讲完了课，同学们写作业。老师坐在讲桌后看一本抗日小说。这时院里进来一群挎盒子枪的伪军。老师一楞，随后镇静地把小说塞进抽屉，起身到门外迎接。原来是伪县长李国柱带了一个***排来“视察”。我机智的喊了声“起立!敬礼!”。或许是这个礼貌动作引起了李国柱的好感，他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老师迎到教室门口镇定的回答“县长”的问话。这当儿，我向大家一使眼色，机灵的同学们不动声色地把抗日课本掩藏在下面。其实，那会儿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耽心伪军进教室，因为稍微一翻就露馅。敌人一旦发现抗日课本，我们一个也活不成。我们死了不说，连累全村不定死多少人。恐怕还要危及村抗日政权，危及邻村抗日政权。 还有一个更叫人耽心的事呢：邻村送来一封“鸡毛信”没来得及转走，在讲桌上摆着呢。如果这时去藏，有可能引起敌人警觉，在桌上摆着又怕被敌人发现。在危急时刻，我的学兄宋纪林拿起讲桌的茶壶倒了一碗水，趁机用茶壶压住了鸡毛信，并把水端给老师请县长喝水。 或许是我们的镇静没有引起敌人的疑心，或许是我们洪福齐天，鬼使神差一般，敌人没进教室。老师趁机喊同学们走出教室，排好队给李国柱唱了一个歌。歌名是“旭日照东亚”。这是老师为防万一，特意教唱的一首日伪歌曲。今天派上了用场，尽管这首歌我们平常不唱，那天还唱得挺整齐。 正是这首歌打消了敌人的疑虑，他万万没想到俺们是抗日小学，会得抗日歌曲多了。为邀买人心，李国柱还赏了十块大洋，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书包。 现在想起来，那天实属万幸，更佩服老师镇定机智，计高一筹。 抗日宣传活动 儿童团有很多任务，站岗、放哨、查通行证、送鸡毛信、抓汉奸等等。抗日宣传也是其中的一项。 尽管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俺们的宣传还是搞得有声有色。别看敌人白天反得欢，晚上他们不敢来，晚上是咱们的天下。俺们站在高房上，用纸卷个喇叭筒，大声广播。内容多是配合形势宣传抗日政策，历数鬼子汉奸罪行，宣扬八路军的战绩等等。 俺们还经常深入到雄县城里撒传单、贴标语。 那时雄县城里鬼子的驻地常放电影，允许人们看，我们小孩子，没人注意，常常趁黑暗撒传单。电影散后满场都是抗日传单。 每次贴标语都是几个人结成一组，一人提着浆糊桶，专门往墙上刷浆糊，一人用衣服裹着标语，负责贴，两三个分头放哨掩护。由于俺们机警小心，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 有一次俺们竟把标语贴到了敌人据点门口。 这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危险大不用说，也很难完成啊。据点大门虽然临街，闲人很少去，那是个阎王鼻子。据点里面是阎王殿，杀人场，抓进去的人九死一生，立着进去躺着出来，谁过那儿都胆颤心惊。门口常有卫兵持枪站岗，有时还是双岗。旁人稍靠近大门，哨兵马上拉枪栓警告。不要说贴标语，靠近大门都难。人家大睁白眼看着，你贴上标语，还不被发现，除非会孙悟空的隐身法。 我费了一番心思，琢磨了一个好法儿，但刚把想法和小伙伴们一说，立即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一个说：“要去你去，俺们不去，叫人家看见，噼里啪啦一顿枪把子，得打个腿折胳膊烂!”。我说：“标语带在我身上，让人家发现了抓我，要打只能打我，我都不拍，你们怕什么呀?”我反复解说我的主意，说得大伙有了信心。 那天俺们去了七八个伙伴，进了城先找了个僻静处做好了准备。他们把标语抹好浆糊，反沾在我后背上，我肩膀上搭个褂子，一个伙伴搭住我肩膀，在背后掩护我，我俩装作边走边聊的样子。其他人边走边打闹，别人以为是一群打打闹闹的孩子。 据点门口冷冷清清，只有一个伪军蔫头耷拉脑地站岗。俺这伙人到据点门前停下了，打得更欢了，那意思像两个小孩闹着玩闹恼了。“高个儿”的推了“小个儿”一个跤，“小个儿”滚了一身土，急了，不依不饶，爬起来又撕又打，嘴里祖宗奶奶八辈儿姥姥骂个不停。几个“拦架的”拉着拽着，连说带劝。 站岗的哨兵正无精打采呢，看见小孩儿打架来了精神，一拉枪栓大喊：“远点!一边打去!”谁听他的?“高个儿”又飞起一脚，踹了“小个儿”一个趔趄，他更急了，猫腰拾了几块半头砖，又捂又砸，砖头子扫着脑瓜皮子飞去，险了又险……哨兵光顾看打架的，眼都直了。我一看机会来了，此时不去更待何时?我悄悄溜到他背后，扯开肩上的褂子，往墙上一靠，标语就沾在了墙上，顺手抹了一把，贴了个结结实实，这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标语贴上了，再抓我都不怕了，哼!咱是转眼不认账。任务完成，我摆摆手，发出了撤退的信号。“高个儿”转身就跑，“小个儿”紧追不舍，俺们几个喊着：“别打了!别打了!”在后头赶。就这样，我们一口气儿顺着大街，跑过大桥，出了城。 半道上，“小个儿”和“高个儿”差点儿真打起来，“小个儿”说：“你打贼哪?真舍得下手，我这会儿肋子还疼呢!”“高个儿”说：“嘿!你手也够黑的，那两半头砖差点儿开了我的瓢儿!”我说：“得，得，今儿个你俩功劳最大，要不是你俩真刀真枪的干，吸引了那哨兵，我也完不成任务，咱们等着听好消息吧!”一路上大伙儿兴致勃勃地述说着他俩逼真地精彩表演，乐得肚肠子疼。 第二天县城传遍了消息：“神八路进城了，真神了，会隐身术哇!来无影去无踪啊!当着哨兵的面把标语贴上了!”伪军们议论纷纷：“这想要谁的脑袋那不易如反掌。”罪大恶极的汉奸更提心吊胆，个个自危。 他们万万没想到是我们一群孩子干的。 儿童团属区青年救国会领导，记得那时的区青救会负责人是李四代、何福常。他们指导我们排过一出街头剧——《王大娘号房》。是讲一个老大娘积极支前，挨门串户帮助八路军号房的故事。内容翔实生动，诙谐有趣。我扮演剧中热心的王大娘，几个小伙伴分别扮演房东、八路干部等，大家排练很认真，几天就排成了，在村里演出后受到热议好评。 我用白麻做成假发，稍微用墨染了染，盘了个縧儿戴在头上。穿上母亲带大襟儿的褂子，脚腕子扎着腿带子，胳膊挎着篮儿，学着老太太蹒跚走路的样子，拿腔捏调地学老太太说话。我表演的惟妙惟肖，乐得人们前仰后合。记得那天村里的五虎会音乐会正在表演，我们一演出两道会都停了，全村人跑来看我们演。 这出戏有力的配合了抗日拥军工作，区政府几次调我们到水乡古庄头、郭里口演出。我每次都能临场发挥，配合形势现编几句词儿，每次的效果都挺好。 记得一九四四年，苏军攻克柏林，新安三区政府召开庆祝大会，调我们演出。那时白洋淀的岗楼都端了，区政府迁到了赵北口。会场在康熙行宫戏楼。雄县城里的日军不断打炮，但只能打到十里铺北头。我们一行穿过炮火封锁线到达会场。那天俺们表演的淋漓尽致，博得了阵阵掌声。还受到区党委表扬，并被命名为“模范儿童团”。 进城侦察敌情 我多次送过鸡毛信。鸡毛信是党组织的信件，插根鸡毛表示很重要，插三根表示紧急。接受任务时老师讲过：儿童团只能传送，不准拆看。遇有危险，万不得已时一口吞下，千万不能落入敌手。那时儿童团还收集情报侦察敌情。常庄儿童团的直线领导是三区区小队队长郑少臣和侦察员赵波，我是团长，多数是由我接受任务，递交情报。 一次雄县城里新增了鬼子兵，人数多少，配备什么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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