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同口镇》作者：王英年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特稿】

　　我的家乡是白洋淀的同口镇，也就是孙犁先生曾经教书的那个镇子，抗战时期白洋淀地区的重灾区、烽火台，痛击鬼子的英雄故事很多很多。早些时候，时常饶有兴趣地围着三爷聆听他的讲述。三爷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还在村里干过“伪保长”的差事，所以，他讲的故事似乎更加真实生动。当讲原北京市委书记陈鹏革命家庭抗战史的时候，我的心灵无不被老一辈革命家的信念和斗争精神所感动，充满了为中国革命、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们的敬仰之情。

　　陈鹏一家人，八位白区党员，大哥陈泽是同口党组织的创始人，抗战时期的堡垒户，两个弟弟为国捐躯(烈士)，侄女殒命于韶华之年。

　　陈泽(又名陈守玳，历任中共安新县委秘书，保属特委秘书，陕北工农政府教育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科长，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31年创建同口党支部，发展包括兄弟五人在内的23名中共地下党员，为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日寇占领了同口镇，修建了岗楼，白色恐怖笼罩，斗争形势更加严峻。那时，弟弟陈鹏(又名陈守瑁，时任冀中八、九军分区政委，冀中军区委员，保属省委委员，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秘书长，华北局纪检副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领兵转战冀中各地。三弟陈守藩在军区独立团，肩负着军区秘密运送枪支弹药的特殊任务。由于过渡奔波涉险，积劳成疾，不治身亡，时年30岁(追认为烈士)。四弟陈守璋时任同口二区小队指导员。一天的中午时分，陈守璋正在自家的暗室油印党的秘密文件，因走漏信息，日伪军突然包围陈家，守璋为了销毁文件，未能及时转移而血溅墙壁，壮烈牺牲(追认烈士)。

　　陈守璋牺牲后，抗日中心暴露，几个兄弟遭敌人的搜捕。危难之中，陈泽奉上级命令奔赴延安。别妻离子，转战陕甘等地。其妻鲁志君与15岁的女儿陈重霄毅然决然参加了区小队，在芦荡中、在白洋淀的冰风雪野下顽强抗战。在一次转战突围中，加之数日饥饿威胁，小重霄体力不支吐血身亡。战士们曾记得，英姿飒爽的女战士，腰束手榴弹，手拿小马枪，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彰显了不屈无畏的英勇形象。英雄的母亲鲁志君，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与区小队转战各地。在安国县的战斗中，区小队长韩印堂(同口村人)不幸阵亡。鲁志君悍然担负起护送烈士回家乡的任务。当她看到运送烈士遗体的门板过于窄小，颠簸中一条胳膊时时掉下来，她看在眼里，悲恸在心。为了不让烈士流血不再流泪，于是将烈士的胳膊绑在自己的手上，一路这样走了下来。凡经敌占区的关卡，她以烈士家属为名，身穿重孝，痛哭失声，巧言面对敌人的盘查，辗转周折，完成了护送灵柩任务。

　　1943年春，白洋淀区委集结武装谋划反扫荡，情报需要转送淀北，鲁志君和19岁的女战士林信芳承担了送情报的任务。二人以母女奔丧为名，把情报别进发髻，在过敌人守关时，一个哭爹娘，一个哭爷奶，日伪军觉得她俩可疑，百般盘问，鲁志君急中生智，见不远有一处坟茔，白幡飘动，忙拉上信芳一阵哭嚎，夺路而去，及时取出发髻里的情报裹挟在烧纸里焚燃，化险为夷，安全将情报口述到上级。就在傍晚时分，区小队一举端掉了敌人的岗楼。

　　她的胆识、沉着与机智，享誉白洋淀抗战队伍。而作为这样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其影响力却是整个冀中平原。

　　当然，三爷还讲了很多痛击日伪兵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津津乐道。

　　日寇占领同口后，又是修筑岗楼，又是围村挖寨沟修寨门，严防游击队袭击。初期夜间巡逻，巡逻兵随时遭到砖头瓦块袭击头颅，迫使敌人夜间龟缩岗楼，那是儿童团的袭扰三爷也是为抗日立过功的。他当“伪保长”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老百姓通风报信，让乡民们少遭劫难。他说，真正为日伪干事，老百姓能容你?不打死你也得让百姓的吐沫淹死。他还协同村民除掉了一个叫魏歪的汉奸。此人凶狠，经常身挎手枪串街示威，人们早已恨之入骨。一天早晨，魏歪上街吃油条喝豆浆，三爷看到只有他一个人，于是，主动上前搭话，又与假装路过的俩人使了个眼色，当走到僻静的桥头处，突然一条绳子从身后套住他的脖子，被拉到不远的苇丛里，活活被勒死。那是村人们对敌人的惩罚白洋淀边，苇绿荷红，敌人看出了洗澡的好去处，随意迫使一个划船人，摆他们去洗涤罪恶的身子。那天地下党员陈云亭承揽了摆敌人洗澡的任务，我抗战小分队设好埋伏，等船到洗澡处，敌人放下武器，脱光衣服纷纷下水，陈云亭急忙撑船隐蔽苇丛，敌人游水追船，苇丛中顿时枪声大作，敌人拼命逃窜，谁知，他们的大腿肚子被鱼钩狠狠地钩住，一个个死的死，被活捉的活捉。这是区小队有组织的行动村子还有一位维持会长陈锡金，又有着共产党的身份。一天，陈锡金设计请岗楼上的四个日伪头目在何兴饭馆吃饭。正待敌人持筷享筵，只见两个陌生人悄然潜入，连声枪响，敌人全部毙命。这又是敌人防不胜防的痛击……敌人遭遇的种种惩罚不计其数，而敌人想武装反击又无从着落，想逞凶作狂而无的放矢。三爷说，驻守岗楼上的日伪兵，又怕又恨又愁，不知什么时候把命丢了。白洋淀是个好地方，又是敌人的绝命坑。敌人占领了同口，提心吊胆了两三年。1943年8月，区小队和水上游击队，狠狠地端掉了同口村的岗楼，把他们送回了老家。

　　三爷讲到兴致高昂，往往还骄傲地夸耀：咱们这镇子虽然是抗日时期的重灾区、烽火台，但几年下来，鬼子多龟缩在岗楼，并没有制造大的事端，镇子也没有遭受恶劣的人命惨案，你们猜为什么?片刻，有些得意地自语道：不是咱们这儿的人懦弱、听话、任人摆布，相反，这里得益于良好的民风教化，乡人们都知一善则断然为之。故，村风清明，团结一心。还说，那时镇子的“地根子”、“后台”也“硬”，这话我一时未能理解。长大后许是有了对镇子的社会历史和背景的了解，懂得了思考，才真正对老人说的话及含义有了些许解读。语言虽然显得浅薄和带有自己的臆断，但内心却是真情实感，充满了对那段历史和乡民们的怀念情结。

　　同口镇地处白洋淀西南边沿地带，历史上拥有渔、苇、粮、航的地域优势，土地肥沃水产丰盈。镇北的码头，水路下通天津，陆路扇面状辐射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城乡，自古有鱼米之乡美誉。得水陆之便利，一时间商贸一派繁荣，成就了不少大户人家，衍生出一方商埠富庶之地。但是，时代处于地主阶级、军阀的统治之下。本地就有”陈不惹，韩不沾，惹了刘家就见官”之民谚。陈家家族势猖，哥儿四个号称“大班、二班、三班，四班”(孙犁作品有所提及)掌握着镇子的经济命脉，更有本镇陈调元为靠山，更是势力威赫(陈调元曾任国民党时期的山东、安徽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在镇子建有他的一座私宅)陈家有陈调元，韩家有韩贯三时任国民党宋哲元部下军长，生杀大权在握地主刘维良，系陈调元妻弟，曾一度把持村政。这些显赫之人物，网织了镇子一幅社会势力图，在本镇不可一世，在整个白洋淀地区乃至外围社会不乏有着一定的势力影响。正如三爷所说，象陈调元这样的国民党要员，日本人也得敬他三分。这是否就是老人理解的所谓的“地根子”硬、有“后台”呢?可幸的是，这里的人们崇尚教育，镇子就建有“同口两级小学，女子学堂和后来陈调元捐建的同口中学，文风颇盛，后则人通达明，良心正性。这或许又是老人归结为厚重文化的积淀，影响乡民具有的知情入理、是非明辨能力吧。

　　我默许老人家这样的认识，因为通过他的讲述，感知我们的镇子，在那样的背景、恶劣的环境，乡人们义以为质，民善行，品德端，在民风佳境中，好似熔铸一块的铁板，容不得恶劣下流之事，不良之人也不敢贸然妄动，龌龊之事不能污浊泛起。就是这样村大人杂的镇子，没有出现令人深恶痛绝的汉奸败类和烧杀惨案。不像我们相邻的那个镇子，老人们念叨半个村子的人都当了汉奸、“白脖”。反观故事中的三爷、陈锡金他们，明为日本人那里“当差”，暗则心向于民，我敬仰他们的信念和勇气。听着这些传奇。还有陈调元之妻弟刘维良，一位开明乡绅贤士，不但没有仗势欺人，而且借助个人身份为乡民、为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最功不可没的是他收缴了镇子保卫团和保护陈调元家宅武装及枪支弹药支援抗战，壮大了地方实力，体现了民族大义。当然，一旦发现有图谋不轨、不祥端倪，脑袋就让他搬家。当时村党组织内有位叫陈恩奎的，时有与不三不四的人接触，有变节的迹象，为了消除隐患，还是派人把他毙了。只要与民为敌，有违民心，你就不得安宁。韩贯三又是一个例证。

　　韩在镇子有一座“韩家大院”，经常回家居住，行欢作乐，招摇过市，与日伪、反动武装沆瀣一气，遭到乡民们的痛恨唾弃。那年镇子唱戏，他为了显赫身份，在戏楼的凉亭下摆上水果茶点，挟着大婆小婆看戏。殊不知，区小队的人已经把亭子的四根柱子在根部锯得似断还连着，亭子顶端拴了长绳。戏正酣，突然拽拉绳子，亭子轰然倒塌，把不可一世的军长及老婆们拍在了下面，给了一个下马威和难堪。气急败坏的韩军长下令抓人。区小队为恐吓他放人，把写有“我们一直盯着你”的字条用刀戳在了他家的门板上，吓得他逃回北京的私宅。区小队说到做到，买通了他的一个部下小福全，趁他在院里打拳的时机，故意一枪把他的帽子掀翻。想想共产党不会放过自己，于是，乖乖地把人放了。

　　国防大学少将金一南说过一段话：阶级的核心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意志和思想。有了党的核心领导、信念、主义、乡民的抱团、义举以及民正风清的村风，就聚集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对敌人就是一种压制、震慑和精神的较量。

　　笔到心随，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1941年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经过一个村庄，村庄在一个小崖山上。鬼子听说这个村子的老百姓从来不向“皇军”交粮，便决定教训教训这个村子的老百姓。鬼子进村后耀武扬威，村民们见到鬼子来了，一声招呼，都聚集围上来，结果把鬼子震慑跑了。鬼子大怒，回去拉来了更多人，决定血洗这个村子，要杀光，烧光，抢光。村民们知道鬼子不会善罢甘休，便做好了准备，为首的村民知道鬼子武器先进，自己手中只有铁锹，锄头，大刀，宜于近战，不宜于远战，决定不惜代价扑上去肉搏。鬼子进村后见人开枪就打，村民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但鬼子机枪火力太猛，死了很多人，但是更多人冲进了鬼子群中。肉搏开始了，村民大多练过武术，大刀铁锹飞舞，血肉横飞，一个壮年汉子，一把刀一口气连杀了八个鬼子。鬼子知道肉搏不是村民的对手，就开始逃跑，村民穷追不舍，结果鬼子丢下123具尸体和枪弹等。村民也牺牲了147人，这147人多数是远距离被鬼子机枪打死的。

　　村民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估计鬼子还会再来进行报复，于是连老人，小孩都做好准备，他们不走，不躲，更无一个惧怕，何况又缴获了很多日本武器。鬼子再来就再和他们拼。

　　后来，鬼子不但不再来，不但不向这个村子要粮，而且扫荡或出行过村子时，皆绕道而行，而且老远看到这个村子，鬼子们便立定，向村子敬礼，有的鬼子队伍边走边向村民敬礼(行军礼)。村民们皆怒目而视，毫无惧色。一场战斗，赢得了鬼子的尊重。

　　纵观我们这地界儿的抗战，斗争始终是有组织、有信念和广泛的群众性，凝结成了一股忠信大义的民族魂，这股民族魂，筑起了一道抗日的精神堡垒。烽火中的同口镇，密集不断的斗争，佳序良俗的民风和团结抗外的斗志，重创了敌人奴役、征服弱者的侵略欲望，和那个小山村的百姓一样，没有屈服于外虏。

　　把两个村子的抗战故事放在了一起，予我诸多的思考。

　　在以往的小说、影视剧中，中国的抗战史是空前的民族灾难，被鬼子追赶的颠沛流离、生离死别。仿佛告诉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一味地揭示民族性格中懦弱、耻辱的一面，就有违我们的初衷和主流意识了。当我看到某些剧中大肆宣扬三两个鬼子追赶着一村人遍地逃跑，鬼子露出得意的狞笑，有一种被辱没祖宗的感觉，令人心痛，不舒服。诚然，中国的社会背景和传统教育，与世无争的活命哲学充斥着我们的思想，生长空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无忧，只晓得与之据理，而不动自己的拳头。“九一八”张学良选择不抵抗就是这种思想作祟，致使日军600人大摇大摆踏过张3万之众的部队防线而迅疾侵占了东三省。这样似乎告诉人家，不抵抗你，是怕刺激你，不留给你挑起事端的借口，天真地想感动对方，唤回良知而罢手。当年鲁迅先生就洞察了中国国民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劣根性。他创作的《阿Q正传》成为警醒国人的传世之作。

　　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汉武大帝》，观之总跟着剧情为民族征战威武之气而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激励了我好一阵子，一直不能忘怀，予人启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在牢记历史，不忘耻辱的同时，更要着眼现实。安倍政府一再狡辩、赖帐其侵略行为，暗示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值得世界、全体中国人的警惕。赖帐是赖不过去的。试想，当初日本人建立所谓的“东亚共荣”也好，实现“王道乐土”也罢，人家到中国来可是没有带着干粮，却是扛着枪过来的。如今，战事又有呼之欲起之势。历史教育我们、告诉我们，战争需要国人的精神和气势。古人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既然人能超然万物，那我们活在当下的人就该有所责任和担当。战争是惨烈的，而气节、意志、精神不能崩溃。身可危，志不可夺。那个小村的村民面对鬼子，没有惧怕，勇敢面对，赢得了对方的尊重、敬礼三爷讲述我们村有组织的对敌斗争，不辱“大镇”之风范，气势始终压制着敌人，则不敢轻举妄动。气势、气节、勇气在，魂就在，心里就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战斗工事，然后再一招一式地痛击敌人，打过、打怕对手，人家才不会蔑视你。倘若追赶着你无处藏身、肆意杀戮，换来的则是人家的狞笑。

　　我们要人家的敬礼，不要人家的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