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寻：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初探

2019-8-26 22:21| 发布者: administrator| 查看: 449| 评论: 0

摘要: 白洋淀区域一般指太行山东部冲积平原和中部山前平原地区的一部分，北部达徐水、白沟、容城一带，南到鄚州、文安及其以南的任丘，西部至安州，西南至高阳一带，东部至雄县一带。白洋淀区域史前环境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玉 ...

白洋淀区域一般指太行山东部冲积平原和中部山前平原地区的一部分，北部达徐水、白沟、容城一带，南到鄚州、文安及其以南的任丘，西部至安州，西南至高阳一带，东部至雄县一带。白洋淀区域史前环境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玉木主冰期、早全新世、中全新世三个阶段。中全新世气候温暖湿润，史前人类在白洋淀区域活动频繁。迄今为止，白洋淀区域尚未发现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本文所探讨的史前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发展可划分为九个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早段（约10000—8000BC）、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约6500—5000BC）、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约5000—4700BC）、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约4800—4000BC）、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中期（约4000—3500BC）、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晚期（约3500—3000BC）、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中期（约3000—2600BC）、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晚期（约2600—2000BC）。在时期时间的界定以及各个遗址的时期划分上，本文参考了段宏振在《白洋淀地区史前环境考古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第42～43页）中的观点。徐水南庄头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早段；容城上坡遗址和安新梁庄遗址下层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安新留村遗址下层和梁庄遗址上层、徐水文村遗址和东樊遗址、容城北庄遗址和北城遗址以及沟西遗址等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安新留村遗址上层和徐水遂城遗址下层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早期；任邱三各庄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中期；容城午方遗址和东牛遗址以及上坡、沟西、南庄遗址、清苑东臧村和大望亭遗址、徐水瀑河遗址等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晚期；徐水瀑河等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早期；任丘哑叭庄遗址、容城河西遗址、安新申明亭遗址和涞城遗址等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晚期。目前，学界对白洋淀史前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古地质、古地理、古环境方面，针对史前文化的研究很少。本文主要就白洋淀区域的生业形态、手工业形态、饮食形态、居住形态和精神形态进行研究，呈现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面貌，以拓展白洋淀区域历史研究的内容。

一、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的生业形态

白洋淀区域是一种水域环境，古人类生存方式为综合型经济生活类型，从事农业生产、采集和渔猎。由于滨水环境的特点，白洋淀区域的农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相比之下，渔猎生产更为发达。

（一）农畜业

农业生产方面，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白洋淀区域就已经产生了发现和驯化原始粮食的早初萌芽迹象。徐水南庄头遗址的文化遗留直接迭压在马兰黄土之上，在南庄头T3剖面④层以下至⑦层（马兰黄土）顶部堆积中发现禾本科和藜科花粉，两者分别是被人类驯化成粮食和蔬菜的祖源，如麦类、粟类、菠菜等，另有豆科和茄科花粉的发现[1]。虽然南庄头遗存中并无农业种植的直接依据，但以上这些足以表明发现和驯化原始粮食的祖源是有可能的。南庄头遗址中还出土石磨盘和石磨棒各1件。研究认为，磨盘和磨棒并非人力所为，三分人工加工，七分自然形成[2]。但是在使用上，先民们却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用以进行粮食加工，这也成为探究白洋淀区域农业起源的一个可靠依据。

农业生产上，他们运用生产、加工工具协助农作。上坡、北庄遗存中均发现磨盘、磨棒、石斧、石镰、石铲和带坑窝石器，磨盘磨面因使用而呈凹窝状，磨棒也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可能是将谷物放在磨盘上，用磨棒进行碾压去皮，加工后食用。用石斧、石铲翻耕土地，用石镰收割。带坑窝石器坑窝数量不等，是有特殊用途的砺石或研磨器具。北庄遗址有“使用痕迹明显，刃部锋利，近刀背部中间有两个穿孔”[3]的石刀，北城遗存中有数量较多的使用痕迹明显的磨制石器[4]，大部分磨制精细，属于农业生产工具。较之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和中期前仰韶文化在农业生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磨制石器的出现也说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白洋淀区域史前人类制作、加工工具的技术大大提高。之后的三各庄、午方、哑叭庄等遗址中均有石斧、石镰等生产工具出土。午方遗址不仅有制作精致的石锛、石斧，更有疑似石犁的农具，“系半成品，尾部残缺，刃部三角形，打制后的边缘未经磨光，残长14.1、宽10.5、厚4厘米”[5]。梁庄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中，个别器底有谷粒状印痕，一般器物上所出现的纹饰大都源于先民身边的事、物，谷粒状印痕说明当时已经在种植这种谷物，将其印在器底，也可能是史前先民的一种信仰，祈求风调雨顺，能够有一个好收成。

养畜业方面，南庄头遗址中出土了猪和狗的骨骼，经研究发现狗是家养动物，至于猪是否为家畜，尚不能判断[6]。但梁庄、留村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猪、羊、狗、鸡等家畜，以猪骨最多，尤其是梁庄上层文化遗址中已经有猪鼻状陶器，上坡遗址出土有猪牙，反映出家猪饲养业的发达。任丘哑叭庄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已有猪、牛、羊、狗和鸡等家畜骨骼，说明白洋淀区域动物驯养和养畜业的发展。白洋淀区域的先民们通过驯养野生动物，不仅使得食物数量增多，饮食结构和肉食种类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食物来源得以稳定，保证了自身的饱食果腹，得以维系生存，并且驯养野生动物也可以辅助其狩猎和生产。

家畜饲养为原始先民的信仰崇拜提供祭祀用品。延至后代，出现贵贱等级，以为礼制，上下有序。《大戴礼记》中有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7]459。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区别，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诸侯祭祀用太牢，大夫祭祀用少牢，士祭祀为馈食。太牢包括牛、羊、豕；少牢只有羊、豕。这可从侧面看出由粗野的原始社会进入礼乐文明的社会，离不开最初的驯养。

（二）渔猎业

受白洋淀水域环境影响，狩猎、捕鱼和采集占据着史前人类经济生活中相当重要的比重。在徐水南庄头遗址中发掘出的动物骨骼中，发现有鸡、鹤、狼、麝、马鹿、糜鹿、麅、斑鹿和鳌等野生动物的骨骼，尤其是鹿类骨骼占到67%[8]，这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下，更适合鹿类动物生存，在南庄头史前人类活动的地区，鹿的数量庞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与环境作斗争的能力较弱，缺乏与凶猛动物斗争的能力和武器，而鹿科动物个体较大、不易对人体造成伤害，成为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当然，人们也捕猎大型野生动物，该区域的遗址中出土有以大型动物肢骨为原料制成的骨器，诸如南庄头遗存中的骨镞等。哑叭庄遗址发现麋鹿、獐、狍子等动物遗骸，说明当时人类的捕猎对象种类繁多。

捕捞水生动物在渔猎中所占比重相当大。南庄头遗址的灰坑中出土有少量的螺、水生植物根茎，上坡、梁庄、留村遗址均出土有鱼骨、鳖甲、螺壳、蚌壳和龟甲等水生动物遗骨。午方遗址中出土了陶网坠、骨鱼漂等捕鱼工具，陶网坠有橄榄型、圆柱形，骨鱼漂“用鹿角制成，成圆柱形”[5]，说明史前人类捕鱼设备的改进和捕鱼技术的提高。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捕捞水生动物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突出比重。任丘哑叭庄遗址出土大量的水生动物遗骨及用蚌壳制成的生产工具，如锯、刀、镰、匕、铲以及鱼钩和蚌饰等，均是用蚌壳为材料，经过磨、钻制成[9]。此外，更有陶网坠、骨鱼鳔、骨鱼钩、骨镞等大量水生动物捕捞工具，标志着捕鱼业的发达。午方和哑叭庄遗址中鱼钩和网坠的发现，证明了鱼钩钓鱼和撒网捕鱼的存在，较之以手捕捞，捕鱼业有着转折性发展，捕鱼技术提高，捕获量增加，对于该区域史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

二、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的手工业形态

与农业和渔猎、驯养的发展相应，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促进生产工具的改进，进而推动农业生产和渔猎驯养业的发展，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从石器来看，白洋淀区域的史前文化发展表现为石器制作技术的提高，由新石器时代早期早段至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石器制作从打制发展到磨制，已掌握磨光加工技术，也更重视石器的规整度，以便于使用。由容城北庄遗址出土的带孔磨制石刀[3]来看，可能已掌握钻孔技术。同时，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用途广泛。北庄和哑叭庄遗址均出土了纺织生产工具石纺轮，反映出史前时期白洋淀区域纺织技术的发展水平。不难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穿着纺制精美的衣服，遮体避羞，驱寒保暖。虽不普遍，但已步入文明意识形态。当然，纺织不仅用于穿衣，还有他用，如覆盖、装饰等，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发展水平。

白洋淀区域手工业发展上，陶器制作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其史前陶器的发展经历了由夹蚌夹砂陶到泥质陶，再由红褐陶、灰陶等增加到黑陶、白陶，由素面到有装饰纹饰再到彩陶的过程。陶器制作工艺的进步，陶器类型的增加，陶器纹饰的丰富，既是手工业进步的表现，也是史前文化发展的反映。

首先，陶器的烧制温度不断提高，质地愈见优好。南庄头遗址发现50余件陶片，由于烧成温度较低，质地疏松易碎，且陶土中多羼大小悬殊的石英粒、云母或蚌壳末[6]。当时的陶器烧制技术可能还处在平地堆烧阶段，表现出原始性特征。到新石器时代前仰韶时代，梁庄遗址上层出土的夹砂陶中出现少量火候较高的砂质灰陶，总的来看火候及制法基本和下层相同，但相比南庄头，烧制温度已经有所提高，陶器烧制水平进一步提升。

其次，陶器成型制法不断改进，产生磨光钻孔技术。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基本上均为手制，诸如南庄头遗址、上坡遗址和梁庄遗址下层出土的陶片、陶器。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已出现泥条盘筑法，北庄遗址的早期陶器中，“有些器物系泥条盘筑法制成，器内有明显的泥条盘旋痕迹。有器足的器物，器足是硬按上去的，采集到的器足多数按痕明显，致使器足大多是个体，与主体器物分离”[3]。午方的陶器制法以手制为主，多运用泥条盘筑法，很多器物的内壁留有未经抹平的叠层粘叠痕迹，但口部很多经过了刮削和慢轮修整[10]。北城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泥质灰陶、红陶，夹砂灰陶、红陶，夹云母红陶陶片，其“制法基本上是手制，极少量轮制，不少有慢轮加工的痕迹。部分器内壁见有工具刮、抹遗留下的痕迹”[4]。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文化中，哑叭庄遗址出土泥质陶最多，多为轮制，夹砂和夹蚌陶多为手制，部分器物经过慢轮修整。慢轮修整使陶器器壁厚薄均匀，形状更加美观。从简单手制到轮制成型，陶器成型制法不断提高，使陶器质量和外观均有改善。诸如，梁庄上层陶器的器形较规整，器型控制技术得以提高。北城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的泥质陶器表面多经磨光加工，十分光滑，大大提升了陶器的美观度，此外，梁庄遗址上层陶器的少量钵形盂上有缀补裂纹的穿孔，在特殊的使用环境中，也使得陶器使用更为便捷。

再次，陶器类型不断丰富，方便使用。南庄头遗存中陶器器类简单，仅有罐和钵，以平底炊器为主。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的上坡遗址中出现配合使用的盂和支脚，可能是炊器，用于煮制食物。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的北庄遗址中也发现陶器配合使用的情况，出土的夹砂褐陶釜下有泥质红陶垫圈。这表明史前先民在器物利用上进一步创新，由单一使用到组合配套，更加便利生产和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史前人类对生活生产用具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梁庄遗址上层的陶器，出现少量凹底器和三足器（鼎足）。午方遗址中有漏孔器10件，“其中复原一件。形似杯，但体小，口部呈圆角长方形，腹壁较直，平底有穿。均细泥红陶制成，不知何用”[5]。同时在器形类别上出现若干新因素，新出敛口钵形盂、红顶钵、圈足器、假圈足器、扁平或扁锥形鼎足等器形。北城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陶器中红顶碗、红顶钵、红顶盆占相当大的比重。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陶器类型更加丰富，哑叭庄遗址出土陶器的主要器类有缸、瓮、罐、甗、圈足盘、杯、壶、陶拍、纺轮、网坠、陶环等等。北城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哑叭庄遗址等较后时期出土的陶器中生活用具的类型大大增加，如炊器、食器、盛储器等，生产用具也涉及到手工业和渔猎业等方面，充分说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丰富化。

最后，陶器的纹饰日益丰富，艺术性日益凸显。南庄头遗址中陶器的纹饰简单，器物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表明这并非最初出现的陶器，而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上坡遗址的纹饰亦属简单，“纹饰施法最常见的是压印和刻划两种，内容以几何形图案为主，如斜线折线等”[11]。梁庄下层陶器遗存中，只是在夹砂陶上饰有少量的乳钉纹。但是，乳钉纹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早段文化中未曾出现过，是纹饰发展的新变化。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在纹饰上以梁庄上层和北庄遗存为代表，“纹饰新添了‘V’形重叠压印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刻划纹、横条纹及刺孔、席纹，个别器底还印有谷粒状印痕，少量钵形盂上有缀补裂纹的穿孔”[12]，出现大量新因素。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哑叭庄遗址的陶器中，出现此前没有的蓝纹和方格纹。此时的陶支脚足部一般装饰镂孔，更加注重陶器的美感。随着纹饰的丰富、风格的多样以及其他装饰的出现，史前陶器不再仅仅是用于生产生活的器具，散发出美学艺术性。陶器的制作和使用由原来的以实用为主发展到了实用和美观并重的阶段。这不仅表现出史前先民制作工艺的提高，也体现出对美的追求，说明其艺术意识萌发，审美观念不断变化，追求精神生活，并将其付诸了行动。

三、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的饮食形态

饮食是生存的前提，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化过程中，从茹毛饮血到蒸煮熟食，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白洋淀区域的史前先民开始熟食，饮食的改善促进人类进化，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南庄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从骨骸的色泽上看，明显可分为两类，一类呈深茶褐色，重量较轻，有经火烧烤过的痕迹，吸水性较弱”[2]，此外，该遗址的一处草木炭（灰）层底部遍布炭化了的树枝、树皮，并有红烧土，但面积不大，也不厚。“炭层中部发现一猪髓骨，西部边缘发现一猪左上第三臼齿，还有少许齿槽的残段，缓坡东南和南部各发现一石片”[2]，此处很可能是原始居民的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架起篝火，烧烤猪肉，并用石片工具分割猪肉。在G2内还有被烧过的禽类肢骨，并且在梁庄遗迹的房址内出土有大量的烧骨，这更加说明了南庄头的原始居民用火烤肉，食用猪、禽类等的饮食现象。

北庄遗址的一处房址内的红烧土上出土有一夹砂褐陶釜，釜下有泥质红陶垫圈，可能为住房内的灶址，并用釜煮制食物。“不远处有一蒸煮过的鹿头，鹿头骨质油光发亮，出土时较完整，后经干燥散架”[3]。可以想象：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在房屋里点燃火种，蒸煮鹿肉，大家围坐一起，分食煮熟后香喷喷的鹿肉。他们早已懂得使用和控制火，习惯熟食。熟食相对于生食缩短了咀嚼和消化的过程，促进营养吸收，利于人体尤其是大脑的进化。因而，饮食的改变既满足了生存需要，又促进了人类进化。

白洋淀区域史前先民的饮食状况也反映在炊器、食器等用具的使用上。从史前遗址中出土的多类型陶器看，当时可能是用陶罐、陶鼎、陶釜来煮饭、煮肉，用陶甗蒸饭，用陶钵或陶碗吃饭，陶豆可能是用来盛放菜蔬和肉类的。此外，史前遗址中发现多处灶址，灶址上或附近均有陶器。南庄头遗址Z1出土的罐口沿内皮被熏黑，残留有木炭灰，外皮严重脱落，很多器底和腹片有明显的火熏烧痕，有的还有烧焦的附着物。留村遗址有带烟炱的罐，口径达到20至32厘米[12]；哑叭庄遗址中出土有14件甗，部分甑部器表有烟炱或抹一层黄泥[9]。此外南庄头遗址“有烧烤痕迹的木料发现很多。大小不一，既有粗长树干，又有短小树枝；有完全被烧成木炭者，也有略微被熏烤者”[6]，其他遗址也有发现陶支座及支座状堆积等。从这些器物器表的烟炱、熏烤痕迹以及熏烧木料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用木料或者其他植物生火，将陶罐、陶鼎、陶甗架在火上，或以陶釜和支座组合使用，来蒸煮食物。

新石器时代，除熟食外，白洋淀区域史前人类的食物来源也越加多样化。由于白洋淀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他们因地制宜地从事着渔猎、采集、农业种植、家畜饲养等，解决了饮食问题。

先民将狩猎和驯化饲养相结合，旧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以狩猎获食为主，比如南庄头遗址中鹿类骨骼占出土动物骨骼的半数以上，大多数的鹿骨、鹿角上都有人工切割的痕迹，说明当时鹿肉是最主要的肉食。但通过狩猎获取食物，不具稳定性，而家畜饲养则可源源不断地提供肉食。对南庄头遗存的研究表明，当时已经驯养家狗[6]，虽与肉食来源无直接联系，但很可能用狗捕猎其他动物以获取食物。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的梁庄、留村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晚期的任丘哑叭庄遗址出土有猪、羊、狗、鸡等的骨骼，均为家畜，其中以猪骨最多。一般来讲，这些家畜均为杂食动物，人们用吃不完的谷物粮食等进行饲养，促进食物的循环增值，保证生存。前文已经说明，在史前的白洋淀区域已经开始了农业种植，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耕为史前人类提供了大量的食物。例如梁庄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中，个别器底还印有谷粒状印痕，说明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中谷物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除以狩猎、饲养和农业种植方式获取食物资源外，采集也是与社会发展始终相伴的取食方式，通过采集野果、野生谷物等补充食物，也捕捞水生动物以获取食物。白洋淀区域水域宽广，为捕捞水产取食提供了方便。该区域内的史前遗址几乎都出土有鱼类、贝类等遗物，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河边捕鱼，在水中捕捞螺、蚌等取食方式。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水生植物遗存，诸如芦根等，可能与人类取食水生植物有关。再者，午方遗址和哑叭庄遗址中发现有鱼钩和网坠，用于撒网捕鱼，大大增加了捕鱼的数量，为人们提供充足的鱼类食物。

四、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的居住形态

从古至今，居住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是人们生存及其活动的据点和中心。白洋淀区域地处华北平原，在这一区域史前人类的居住方式多以半地穴式居住为主。

全新世初期，气候逐渐好转，种植业的发展要求人类定居生活。从南庄头遗址地处山前平原的位置看，史前人类已从洞穴下到平原地区活动。梁庄遗址的房址为半地穴式圆形房址，南北长约l.80米，东西残宽约1米，深0.4米。房址中有含有烧土的坑口，内有木炭、灰烬，可能是灶址。出土遗物有陶片、骨器以及大量的烧骨、蚌壳等[12]。可见，新石器时代早期，白洋淀区域的先民已掌握建造半地穴式房屋的技能，但居住空间较小，房内设施简单。北方冬季温度较低，这种居住形式保温性能较好，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同时，也说明当时的人类的居住方式还无法完全摆脱原始穴居。此外，定居生活反映出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半地穴式房屋既可避免露天而居所面临的来自野兽的威胁，又可起到遮风避雨的作用，房屋已经成为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不可少的设施。

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的北庄遗址发现一处居住址，圜底，底部炭灰很厚，东北角有一片红烧土，放有陶釜和红陶“饼”，可能为厨房所在地。而在北城村遗址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房址达15座，是整个白洋淀区域发现房址最多的遗址。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长方形或不规则长方形。门道有三种，即斜坡式、阶梯式和竖穴式。门道的方向不一致，但大致多朝西、南或东，个别朝东北方向。房址大小一般长约3.5米，宽约2～2.5米，地穴深0.6～0.9米。门道宽约0.7米”[4]。绝大部分房址内都有火塘和炊器，前文已经提到梁庄遗址中的房址中也有灶址的存在。可知，白洋淀区域的房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居住房屋内有灶火存在，并且置有用于做饭的用具，这说明在当时的居住方式中，卧室和厨房在同一空间，并没有分离。史前先民的居住环境极其简单，居住、做饭、吃饭都在同一间房屋中，具有日常化特点。房址形状多数不规整，反映出建筑条件有限，建造水平不是很高。

白洋淀区域地处北回归线以北，房子坐北朝南有利于采光，而这时的房屋门道方向不一致，很多是朝向西、东的，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不够，在房屋朝向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的特殊原因使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目前尚不明确。北城村遗址中房址布局较杂乱，在聚落整体布局形态上无明显的统一规划现象。但其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或不规则长方形，简单阶梯式或一侧带斜坡式门道，房屋规格比较小，多数只能供一人或两人居住[4]，房址中心或偏离中心位置设置火塘，可见房址结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已经具有个体建筑规划意识和共同的建筑观念、建筑文化传统。

五、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的精神形态

白洋淀区域的史前文化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主要体现为诸如对美的追求和精神信仰等。北城遗址中出土了少数陶环，可能为装饰品。而哑叭庄遗址亦发现有管状骨饰，以及经过磨、钻制成的蚌饰，在蚌壳一端磨一圆孔，用以穿绳佩带[9]，还有可能作为装饰的玉坠。在陶器上，纹饰不断丰富并具艺术性发展，器形也从粗糙简单向精美复杂转变，出现仿生造型和抽象造型，南庄头简单陶罐与哑叭庄鸡冠耳罐形成鲜明对比。这都表现出史前人类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向往不仅限于保障生存，更注重对自身的装饰，美化生活，增加趣味。

或是因自然条件限制，史前人类的生存更多地依靠自然，在精神上表现为自然信仰和崇拜。南庄头遗址的一处灰沟中的一些遗迹和遗物，在分布上存在特殊现象。三件分别属于不同种别的鹿科动物犄角（或角制品）大小不等，上下叠埋于同一浅坑内，“最先发现的一件为麋鹿（四不象）之角（T2⑥H1：4），角柄朝下，支杈朝上放置着，角环已截去，角柄留有明显的人工砍切痕迹，其上端分出前后两枝叉，前枝叉又分两支叉。其下一件角尖磨光，或为工具角锥（T2⑥H1：2），器表有许多小节突，属麅类之角；另一件为马鹿（赤鹿）之角，在角环基部出眉叉与主干约成直角相交（T2⑥H1：3）”[1]。这显然是有意放置的，三件骨质品上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可能是制作骨、角器原料或半成品存放处，但如此有意的叠放更可能是先民为祈祷狩猎的丰收而举行原始宗教活动时瘗埋的祭品，而制作骨、角器原料或半成品是无需这样刻意叠放的。白洋淀区域附近的北福地遗址发现有祭祀场，以及可能是用于巫师实施巫术或祭祀崇拜的辅助用具的刻陶假面面具。从祭祀场和遗物来看，“祭祀仪式可能主要是通过奉献祭品来完成的，献祭的方式大概是在若干长时间内，分次将祭器与祭品摆放堆积在一处修整平整的近方形祭场内，并用干净的土淹埋。祭祀对象可能是天地合祭。这种比较独特的祭祀场的发现，是史前宗教祭祀研究领域的重要新资料”[13]。根据物品放置的特意性以及祭祀场和祭祀用品，不难发现早在史前社会，人们已经寻求精神上的安全。对生存的祈祷、对自身弱小的认识等原因，使得他们已经处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体中了。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晚期文化，任丘哑叭庄遗址中发现翁棺葬一座，墓主人是一名儿童，骨架用大器盖和瓮覆盖，随葬有纺轮1件[9]，在白洋淀区域尚属单例。这也为其丧葬文化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究竟为何使用瓮棺葬，是可用葬具有限，是某种信仰崇拜，还是与仰韶文化瓮棺葬相似，不得而知。但瓮棺及随葬品反映出史前先民已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丧葬意识，对死后世界的未知深感迷惘，希望死后能如现实生活一样或者更好。伴随陪葬品而来的或许是贫富差距的彰显，阶级分化萌芽即将产生的前兆微特征，而这些均是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向前发展的印证，意味着史前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

六、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研究的意义

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面。从学术意义来讲，白洋淀区域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性。白洋淀区域地处河北平原北部，太行山东麓，是南北文化交融地带。文化区域地理特殊，在保定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中至关重要，更是探究河北平原北部史前文化情态的关键区域。对其史前社会面貌和生产生活的再现，有助于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也有益于我们理解其史前情态，感受其遥远的史前文化。

从其现实意义来讲，白洋淀区域是雄安新区发展建设的重要区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下，白洋淀区域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保定市各级各部门全力打造白洋淀科技城，深入实施白洋淀及流域综合治理，改善白洋淀旅游文化环境等，全面落实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尤其是在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中，对白洋淀区域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发掘，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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