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涌现出了一批以普通农民为形象、以描写抗日斗争为内容的作品。袁静、孔厥合著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它与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共同开创了红色经典文学先河,还是利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表现革命战争的成功范例。它们不但传奇色彩浓厚,故事紧张生动,而且充满了深郁的乡土气息,被评为旧瓶装新酒的典范。 袁静和孔厥之前已合写过歌剧《兰花花》,中篇小说《血尸案》。为了遵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走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与工农兵相结合,创作出一部有份量的长篇小说,两人从延安来到冀中,决定到河北安新县“雁翎队”的根据地——抗日最为活跃的地方去体验生活。在一次与妇联主任马淑芳闲聊的过程中,两人被她的不幸生活遭遇及革命经历所触动,获得了创作灵感。袁静后来在《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中说:“使我有了想要塑造这样一种妇女典型的强烈愿望,我好像发现了新的矿藏。”后来马淑芳就成了小说中小梅的原型。这时,袁静与孔厥在工作中产生了爱情。结婚不久,两人一道深入连队,采访干部及雁翎队队员,掌握了大量素材。然后两人一起构思,合写提纲。袁静撰写初稿,孔厥加工修改,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八字为创作目标。历时数月,这部表现白洋淀抗日斗争事迹的小说脱稿了。为了将书名与清代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相区别,他们在书名前增加了一个“新”字,定名为《新儿女英雄传》。 《新儿女英雄传》讲述的故事是:抗日战争初期,冀中白洋淀地区中共党员黑老蔡发动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青年农民牛大水积极参加。黑老蔡的小姨杨小梅不堪丈夫张金龙的虐待,逃至姐夫处投身革命,被安排在县训练班,与同在一起学习的牛大水相处甚好。张金龙在小梅争取下,先是勉强顺从抗日,而后旧习不改,投奔汉奸何世雄。小梅因此与张脱离关系。在反“扫荡”战斗中,牛大水与杨小梅被俘,小梅带伤逃脱。牛大水为救护民兵高屯儿,被何世雄、张金龙百般折磨。高屯儿脱险后,他俘获了何世雄之子,便将其作人质换回牛大水。牛大水和杨小梅因养伤又相聚在一起,两人感情倍增,伤愈后,他们在老蔡领导下投入战斗。后来牛大水带领抗日自卫队活捉了汉奸何世雄和张金龙。 原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在《莲池断想》一文中曾提到:“听得袁静说,她和孔厥正住在莲池写作《新儿女英雄传》。那个地方环境很幽美,很漂亮。”由此可知,孔厥、袁静是在保定莲池创作出《新儿女英雄传》的。 《新儿女英雄传》最初连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上,1949年9月由海燕书店正式出版。书前有《郭沫若序》和《谢觉哉序》。其中郭沫若的序写于1949年9月8日: 承作者把《新儿女英雄传》的剪报送给我,我读了一遍。虽然读的时侯是断续的,费了几天工夫,但我始终被吸引着,就好像一气儿读完了的一样。 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们的平凡品质使我们感觉亲热,是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感到崇敬。这无形之间便教育了读者,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真率的面目。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动自己的进步。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像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像杨小梅那样吗?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践行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 抗日战争以来,这些可敬可爱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到处都有。……人们久在埋怨“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的确是在产生着。 我们应该多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这个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本书的作者也是忠实于毛主席的指示而获得了成功的。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对事件的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对人民大众的语言的运用也非常纯熟。我希望他们继续向前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同时我也很愿意推荐这本书,希望多数的朋友能读一读。假使可能的话,我更希望画家们多作插画,像以前的绣像小说那样以广流传。 让我再说一句老实话吧:等这书出版了之后,我愿意再读它一两遍。 谢觉哉说:“他俩写作是严肃而努力的,因而他俩的作品是成功的。”郭沫若和谢觉哉的评价虽然有些过誉,但60多年过去了,这部小说仍在读者中流行,足以看出《新儿女英雄传》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小说描绘了白洋淀革命根据地游击队队员们英勇抗日的故事,“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对于人民大众的语言的运用也非常纯熟。”(《郭沫若序》)所以才吸引了谢觉哉“我读着、读着,不肯释手”。甚至“我的十岁小女孩定定跟着读,像也有不肯释手的样子。”无怪乎小说一面世,就深受好评。《新儿女英雄传》的不同版本略有差异,最初连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上,1949年9月由海燕书店正式出版。书前有《郭沫若序》和《谢觉哉序》。1956年11月,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再版本少了《谢觉哉序》。“序”里有说到他俩结婚的事,还录有谢觉哉送他俩的一幅贺联。到了1977年12月版,著作署名只剩下“袁静等著”,还引起了一阵热议。据当时的人文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孟伟哉回忆,“大约是1980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新儿女英雄传》,标出的作者却只有袁静而无孔厥。这种署名法我不能赞成,并想弄清楚是谁的决定。问来问去,无人承认。”出版时是如何经过终审的,现已不得而知。 “1977版”有一处可称为标志性的改动,那就是开篇第一句,“牛大水二十一了,还没娶媳妇”;改为“牛大水二十三了,还没娶媳妇”,很容易识别。除此,还有一些情节上的变动。当双喜想吸收牛大水入党时,双喜问:“大水,我问你,将来实行共产主义你看好不好?”大水说:“共产,共我的地不?我还有五亩地呀!”再版则删改为,大水听说表哥黑老蔡是共产党,就说:“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干!”小梅的入党也有类似表现。这正体现出了农民的朴实、憨厚、可爱之处。 改动最大也是最关键的,是大水和小梅对敌斗争的表现问题。初版第八回,在面对日本兵围住村庄,他们两人遭到逮捕的局面时,大水和小梅都表现出了犹豫、胆怯的一面。大水想“毛主席说抗战要经过三阶段,最后一定会胜利。可是,多会儿才能熬到头呢?……只怕我熬不到头,非牺牲了不行啊!”小梅则是从日本鬼子手里逃了出来,无处可去,她想“上级叫坚持,可怎么坚持呀?”因此想跳井自尽。第十回,牛大水被汉奸何世雄捉住,受尽了各种刑罚,但却对伤痛忍受不住,他想“一死,什么痛,什么苦,都不觉得了!他胡乱八七的想了许多寻死的办法,都不行,只能够一头撞死。”全都是想以死减少痛苦,太过懦弱。至再版,全作了删除处理。这也是“海燕版”与“人文版”最大的区别。至于对一些“色情”内容的删除,不必赘述。但有一处日本兵侮辱中国妇女的场景,如留之,可以警示后人。 《新儿女英雄传》发行至今版本众多,影响大的主要有:新文艺版和“人文版”。两版文有差异外,插图一是素描,一是油画,都是出自彦涵一人之手,尽显画艺。郭沫若在序中说:“假使可能的话,更希望画家们多作插画,像以前的绣像小说那样以广流传。”两版基本保持了一回一画的传统风格。至于流传,更是广泛。有电影、评书、连环画、连续剧等多种形式;仅外文版就有英、法、俄等十几种。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9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才将著作署名恢复为“袁静、孔厥著”,是对逝者作出的最好评价。孟伟哉曾这样说过:“无论孔厥在人生路上发生过什么事,他是这部小说的作者之一,已是历史事实,他有无可置疑的著作权。”1980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孔厥生前所著的《新儿女英雄续传》,书后附有女儿郑宇的《怀念我的爸爸孔厥》一文。两书终算是完成了合璧。 参考文献: [1]马榕.《开红色文学先河的<新儿女英雄传>》,“中华读书报”,2016年05月11日14版. [2]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苏虹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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