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小说中的抗战与晋察冀妇女叙事[上]

2020-2-12 17:04| 发布者: administrator| 查看: 521| 评论: 0

摘要: 孙犁小说关于“抗战”“女人”的书写是研究界持久的话题。研究者从孙犁战争叙事的特点、女性崇拜、美的极致的追求、知识分子身份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为文本的重要构成，“抗战”与“女人”可能存在内在的关联 ...

孙犁小说关于“抗战”“女人”的书写是研究界持久的话题。研究者从孙犁战争叙事的特点、女性崇拜、美的极致的追求、知识分子身份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为文本的重要构成，“抗战”与“女人”可能存在内在的关联，需要结合具体的创作背景来考察。从1937年冬季参加革命到1945年抗战胜利，除去1944年到1945年末的一段时间在延安之外，孙犁的工作地都是晋察冀根据地。他抗战叙事的背景正是晋察冀边区，这也是他故乡的土地。孙犁的小说反映了抗日战争时代的历史风云，也再现了北方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民族战争道路的精神历程。小说中关于“女人”的书写是在政策、传统文化整合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的文学呈现。探究孙犁小说中“抗战”与“晋察冀妇女”叙事的内在精神关联，既是发掘他创作的一种罕为关注的意蕴，也是认知抗战文学中一份独特的认知与想象。

一、全民抗战宣传与妇女民族意识的觉醒

孙犁1939年开始抗战小说的写作，正是在抗日战争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所在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遭受着日军一次次疯狂的拉网扫荡、反复合击。到1941年，冀中根据地“已经不过是敌人据点和交通线中间的一些村庄”。[1]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严酷的文化控制、奴化教育，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冈村宁次残酷的“三光”政策也是在这个时期实施的。1942年，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惨绝人寰。孙犁是革命阵营中的文艺战士，身负政治宣传的任务，此时为鼓舞士气、团结御敌作政治宣传是写作的第一要义。抗战胜利后记载这段岁月，则具有为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作证明的意识。妇女动员是全民抗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孙犁聚焦晋察冀妇女的叙事呈现了妇女对抗战的参与，也发现了大时代背景下抗战对妇女民族意识的启蒙。

从1941年创作《芦苇》开始，到1950至1962年断断续续完成《风云初记》，孙犁的抗战叙事中一直活跃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妇女。她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自卫队、妇救会，积极生产，按照合理负担的政策组织做军鞋，脱下红棉袄给发疟子的战士，抱出血瓤的西瓜给受伤的同志，还有的做了主任、队长、女县长，积极参政。结合严酷的斗争环境，不难理解孙犁因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写妇女。并且，他自述没有参加过实地作战，又说“我写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2]较少目睹战士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而是在群众工作中接触到从事生产、支前工作的妇女，这是研究界达成共识的现实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异常残酷的战争形势进一步凸显了发动妇女、全民抗战的意义。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即指出“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3]，毛泽东则做出论断：“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4]。随着抗战的深入，动员妇女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政治自觉是孙犁战时写妇女的出发点之一。事实表明，晋察冀作为最早的抗日根据地，妇女动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40年，康克清在《三年来的妇女运动》中特别强调了晋察冀妇女的贡献，“现在晋察冀边区的妇救总会，拥有会员10余万人。这些人都是自觉地报名参加妇救会的，她们在参战、慰劳、生产各项工作之中，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5]这是孙犁的小说写妇女的真实背景。

抗战文学中妇女掩护战士、提供衣食的书写比比皆是。孙犁的独特性在于，肯定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的同时，关注了时代对妇女的启蒙。据记载，抗战初期唐县花盆村的妇女被问到是哪国人时，居然说是“花盆国”的。她们只知道“人活一辈子谁不是为吃穿，寻上婆家跟着人家过吧。”[6]家国意识的缺失可见一斑。晋察冀地区的妇女在共产党的宣传下觉醒，开始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在苏德战争最激烈时，妇女们见了干部就问：“苏联打得怎样？ ”希特勒垮台了，她们为胜利的喜讯欢呼：“这小日本也快完蛋了！”[7]确如孙犁所说：“那时在冀中人民的生活里，充满新生新鲜的热情，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这种战斗的新生的气质，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8]从宗族体制下无知无觉的“某某的妻子”“孩儿她娘”到建立起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联，时代赋予了晋察冀妇女新生的气质。

孙犁将这种新生的气质纳入叙事，“妻子们”在大时代的启蒙下突破了柴米油盐的家庭观，开始形成一定的家国意识与自我价值感。《丈夫》中的妻子一度羡慕大姐的女婿经常在家、手头阔绰，丈夫责怪她知道得太少。通过上冬学，她明白了一些道理，感受着群众的态度，她懂得了是非，知道了抗战工作才是光荣的，心里“快活”了。妻子们在成长，“三太家的”（《女人们》）变成了“李小翠同志”，水生嫂们（《荷花淀》）也不甘示弱，“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似的海里”。[9]到《嘱咐》中，“女人”在战乱和饥馑中变得果敢、乐观，她再次送别了水生，并谈到八年里用冰床子送过多少次八路军，这次轮到她怀着坚定的信念来嘱咐水生了。妇女民族意识的觉醒即如孙犁所谓“就在这个风起云飞、广大农村激情动荡的时代，因为是由共产党掀起和领导，新的人民的、革命的文化，也就在春雷声中播下了种子。”[10]

觉醒的当然不只是“妻子们”。《山地回忆》的叙事中有一个小小的转折，戏剧性地凸显了妇女民族意识觉醒。妞儿性格率真又略带泼野，在与“我”吵、嚷之后，竟主动提出要替我做一双袜子。转折点就是得知“我”是“打日本”的。而当我到了她的家，才知道一双袜子意味着什么。老大娘说：“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11]袜子凝聚着多少生活的艰辛，就寄寓着多少对胜利的希冀。女孩子细针密线地缝着，“‘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12]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妇女觉醒的重要一步，妇女在关心战士、关注抗战的同时，已然开始挣脱附属地位，开始萌发自我与民族、国家相关联的意识。《麦收》中的二梅领导妇女保护麦收，唱着“是谁说，妇女不如男子汉”“挖沟破路，男人女人是一般”，她已经意识到“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在她的眼前打开了”[13]。

妇女是全民抗战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她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民抗战大时代，给中国妇女运动以从来未有过的突飞猛进发展的机会。”[14]孙犁的小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在参军、支前、生产、动员的叙事中，突出了晋察冀妇女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大时代与妇女命运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也是孙犁以政治自觉提炼的结果。乐观的叙事对晋察冀妇女命运中复杂、滞重的因素有所遮蔽。不过，孙犁以丰富的叙事从其他方面涉及到抗战与晋察冀妇女精神更新、命运浮沉的关系，在相对复杂的叙事中继续着艰难的整合。

二、婚姻自主叙事与妇女婚恋情感的自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婚姻政策在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妇女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犁小说中的婚姻自主叙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叙事关注了婚姻自主政策对妇女解放的意义。毛泽东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这应当是叙事的一种政治导向。另一方面，叙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在长期受封建婚姻观念影响的乡土社会中的实施情况以及因战争实际所做的调整，并受到孙犁自身的观念与处境的影响。抗战背景下，孙犁小说中的晋察冀妇女的婚姻自主与参战支边呈现出一致性。

在孙犁的小说中，争取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的叙事相得益彰。春儿（《风云初记》）、如意（《婚姻》）在抗战工作中自主恋爱，如意自信地说“我就不信抗战八年多，换不来个婚姻自由”。王振中（《走出以后》）、李佩钟（《风云初记》）则自主离婚，离开不革命的婆家，参加抗战。实际上，二者都是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妇女婚姻自主的故事，参加抗战与婚姻自主是合一的。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为蓝本出台了婚姻法，规定婚姻自主，并增加了与抗战相关的条目，如《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规定“夫妻之一方充当汉奸者，他方得向司法机关请求离婚”。[15]如果将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中杨小梅与汉奸张金龙离婚、与牛大水共同抗日并结婚的情节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 的主题作为参照，可以认为孙犁的叙事既体现了政策导向，也未尝不是一种真实。

更进一步讲，婚姻自主的政策主张“情感意志相合”。孙犁的独特性就在于，捕捉到了时代风潮下妇女的情感自觉。《风云初记》关于变吉哥和妻子的叙事正面写到抗战唤起妇女情感的觉醒。这对夫妻间谈不上感情，属于典型的乡土社会的传统婚姻关系，正如费孝通所谓“男女只有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冾”[16]。他们关系的变化有两个契机，一是变吉哥画生育宣传画，夫妻二人对于个人价值有了重新认识。“他的女人笑着爬起来，站在他后面，看着他画，一直到夜深”[17]，可见，个体在抗战参与中的价值实现被当做情感萌发的必要条件。二是抗战带来的新观念新风潮唤醒了情感意识。教官和妻子依依不舍的送别令变吉的“女人”惊诧于夫妻关系中情爱的存在。变吉哥也在行军途中反思，对妻子心生愧疚。变吉哥带着孙犁自己的影子，孙犁恐怕也在藉此寄托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他又谨记“浪漫鬼在我们部队中更没有站脚的余地”[18]之类的告诫，将情感限制在抗战叙事的范畴，“‘可不，’女人咂着嘴，‘我是送他去学习，去抗日。你们说的，只要打败日本，我们就能解放，就能改善生活，我没有别的指望，我就是指望那一天！’”[19]

不过，孙犁的小说与《新儿女英雄传》等一样，着意讲述婚姻自主与妇女参与抗战的紧密关联，并非经常把“自主自愿”纳入普通民众婚姻质量的考量。对于《荷花淀》《第一个洞》《杀楼》《丈夫》中的一对对农村夫妇，文本从未用“自由”度量过。哪怕是《蒿儿梁》《正月》中带有买卖性质、丈夫大女子二三十岁的婚姻，也被赋予了合理性。但是，婚姻自主在妇女情感层面引发的波澜却在叙事中泛起涟漪。

《蒿儿梁》中的女主任年轻美貌，热情能干，她的“老头子”却有着“深刻皱纹的前额”“暴突着粗筋的脉”[20]。但是，女主任珍惜当下的生活，因为“他是个实落人，也知道疼我。我觉得比在地主家受人欺侮好多了”。她热心抗战工作是因为“不把敌人打走，我的命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呢”。[21]表面上看，这仍然是抗战与婚姻自主合一的叙事。但是，女主任为什么要整夜把头靠在女战士刘兰的枕上向她诉说？这一点可以在相关文本中找到雪泥鸿爪。孙犁的另一篇小说《看护》中的主人公恰恰也叫刘兰，在山高水急的繁峙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与妇救会主任——老四整夜说着知心话。两人都是童养媳，相似的遭遇使她们情同姐妹。老四诉说着痛苦、疾病以及“十四岁上成的亲，今年二十四岁了，还没有一个小孩儿”，刘兰和老四“你疼我，我疼你地闹了多半夜才睡觉”。[22]刘兰的身世背景很重要，叙事交待她是在伙伴的动员下冲破婆婆的阻挠，做了看护。这样看来，《蒿儿梁》中的女主任很可能把刘兰当作自我命运的参照，或许还有挣脱婚姻、投身革命的潜意识寄托。然而，她很难重复刘兰的道路，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随着实际工作的推进，中央妇委逐渐发现“要求离婚最多的是贫苦农民的老婆，因此在当时强调结婚离婚的结果，虽然替一部分妇女群众解除了一些痛苦，获得了成绩，但是也破坏了一部分基本群众的家庭，妨碍了基本群众的生产。” [23]女主任的丈夫是朴厚的农民，是支持革命的，属于“基本群众”，她的隐秘的感情因而被叙事限定在与刘兰诉说的“无害”范围。

孙犁的小说讲述了晋察冀根据地的一种历史真实，婚姻政策促使部分妇女在获得了婚姻自主权的同时投身抗战工作，又在于抗战“无害”的限度上关注了婚姻自主唤醒的情感自觉。从民族意识觉醒到婚姻自主，中国妇女正在一步步进行主体建构，这种建构受到政治策略的引导，受到传统文化的牵制，孙犁的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实现了复杂的文化、心理的整合。然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遭到日军的掠夺和奸淫，备受乡风陋俗的非议，她不如春儿和如意“幸运”从而揭示了另外的更广泛的真实。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背后的故事则是青年岳冬至因自由恋爱被救联会正副主席活活打死，[24]这位“问题小说家”以文学叙事参与婚姻政策宣传的现实原因恐怕正是惊悚事件背后复杂的文化观念与权力关系。婚姻关系之外，孙犁还从家庭身份的角度涉及晋察冀妇女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颇有意味的建构。

参考文献：

[1]王林：《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冀中一日》（下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418页。

[2]孙犁：《孙犁文集·自序》第1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页。

[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新中华报》1939年3月6日，第3版。

[4]毛泽东：《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第4版。

[5]康克清：《三年来的妇女运动》，《中国妇女》第2卷第2-4期，1940年7月10日。

[6]晋察冀边区妇联会研究室：《晋察冀边区妇女的文化生活》，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736页。

[7]晋察冀边区妇联会研究室：《晋察冀边区妇女的文化生活》，《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753页。

[8]孙犁：《文艺学习》，《孙犁文集》第5卷，第79页。

[9]孙犁：《荷花淀》，《孙犁文集》第1卷，第98页。

[10]孙犁：《文艺学习》，《孙犁文集》第5卷，第79页。

[11]孙犁：《山地回忆》，《孙犁文集》第1卷，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