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长城——白洋淀——“燕南垂 赵北际”

      历史上“燕南赵北”的划分，很大程度上由于以白洋淀—文安洼为核心的一系列洼淀形成的天然障隔，即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众多河流东注冀中凹陷的结果。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修筑的战国燕南长城，成为此后这一划分的人为因素，对燕地、赵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所属的冀中地区成为燕赵文化融合的前沿。有关燕、赵文化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对其形成，区域特征，文化风格，逮至传承与延续、融合与发展、分合与变异等均有所论及；［1］对与之相关的燕南长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长城的分布、走向、结构等的本体研究；［2］涉及到燕赵地理环境的论述，却侧重从宏观的政治的分合与变异角度加以考查。［3］本文不揣鄙陋，试就冀中洼地白洋淀这一地理分野之于燕赵历史人文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摭谈一二，旨在说明以白洋淀为载体的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社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一、所谓“燕南垂，赵北际”

“燕南赵北”源自“燕南垂，赵北际”的记载，语出《英雄记》：“先是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当之，乃筑京固守。”［4］《后汉书·公孙瓒传》，“瓒破擒刘虞，尽有幽州之地，前此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5］“筑京高十丈……以铁为门”［6］，称“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樐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7］此乃公孙瓒以高墙崇楼深堑的易京为据点，与袁绍争夺北方天下的史实，但很快被袁绍所破。易京位置，一说“在鄚县西北三十里，后汉末，公孙瓒筑京以自固，围壍十二里，以铁为门，诸将家家作楼，楼以千计，并高五六丈，寻为袁绍所攻，其楼皆陷没。” ［8］一说在今雄县西北。一说位于今容城县平王乡东北昝岗村。所处位置大致相同，至今基址依稀可辨。

“燕南赵北”连称始见于北周庾信所书慕容宁碑：“燕南赵北，若水将通，九部可勒。诗曰：‘文茵畅毂’。又曰：‘虎韔镂膺。’”［9］“若（弱）水出旄牛徼外九部九州岛，谓将勒勋于九州岛也。”［10］虽然“燕南赵北地角天涯”，［11］但正所谓“燕南赵北，实为天府，拥节杖旄，任当连率。”［12］对于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尤其纷乱战争时代，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荆轲刺秦，一路向南，弃舟登岸转道西行之际，好友高渐离为其击筑，荆轲和乐而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地，恰此燕南赵北的南易水、白洋淀边，唐宋士人为此留下无数诗篇，康熙皇帝在白洋淀有“赵北时巡至，燕南古戍闻”［13］之句，并解释“今涿、易南，古所谓‘燕南赵北’也。”［14］乾隆途经白洋淀时也不禁抒怀：“我爱燕南赵北间，溪村是处碧波环。若教图入横披画，更合移来几迭山。”［15］其“大堤回望见雄城，驻跸燕南赵北营。一宿已看分两国，尔时政令若为行。”［16］亦典出《公孙瓒传》所记史事。昔日“燕南”、“赵北”两分天下，今日寄情抒怀，充满“天下一统”的自豪，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而“燕南赵北”无疑成为对白洋淀区域地理位置的恰当表述，“燕赵”很自然的成了河北省的别称。

二、燕南赵北诸侯国地缘

春秋战国时期气候逐渐变得干凉少雨，冀中原被洼淀占据的地区裸露为肥沃的洼地平原，周天子与各诸侯国王室的权势分割渐次此消彼长，严寒使燕山代北的生产生存条件进一步严酷，内部分裂割据状况日渐加剧与北方游牧民族进一步内迁的要求相应相和，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迁徙、冲突、纷争、整合的变革时代。在冀中平原，依据河流湖泊的分布及诸侯国彼此的势力消长进行分配，曹、滱、涞、易等诸水汇注白洋淀，向东由大清河与东淀、文安洼相连，这正是战国燕、赵的分界。大致于南易水（今瀑河）以北，今白洋淀北堤包括渥城（今安新县安新镇）在内，大致大清河以北，属燕；而赵国拥有的是太行山以西的山西北部和对应的太行山东麓沿南易水南岸向东，包括葛城（今安新县安州镇）部分，大致白洋淀容城、雄县、霸州以南，文安、大城一线以西，包括白洋淀、文安洼，属赵。“瀛州河间郡，今（宋）理河间县。……春秋时属晋，在太行之东，又为晋东阳地。七国时，三家分晋，为赵地，亦燕赵二国之境。”［17］所言不虚。

战国时期，今白洋淀区域所涉列国以燕、赵为主。中山位临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平原，与燕界西南端接壤，东西南三面处于赵国包围之中，成为其腹心之患，实力远不及燕赵。中山公元前506年建国，先后以中人城（今唐县西北粟山）、顾（今定州市）、灵寿（今平山县三汲附近）为都，属“千乘之国也。”［18］但由于其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也能“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19］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20］在战国诸雄中，位于魏之北，燕之南，韩之东，齐之西，居民兼诸国之民，故称“杂民”。但“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21］具体的“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又得涿郡之高阳莫州乡（汉为鄚县、阿陵。今任丘市。）；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22］时为强国之一。

燕“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阳”，相较于赵，燕“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23］“燕固弱国，不足畏也。”但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亦是“万乘之国”［24］，更何况“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25］因此，在燕赵竞争中，赵虽先灭中山，再割燕土，但最终还是先燕而被秦所灭。可见，战国之燕、赵同为今河北地区最重要和最强大的霸国之一。而“新野界燕赵，正汉遥燕南陲、赵北际也……此亦燕赵之大分野也。”［26］

白洋淀上游北支以南易水为主，南易水“自安肃（今徐水县）、容城县南，又东南经安州北，曹河、徐河、石桥河、一亩泉河、滋河、沙河、鸦儿河、唐河，与易水共为九河，合成一川，统名为易水。东至雄县南……又东历河间府任丘县北，霸州之保定县、文安县南，引而东合于滹沱……”［27］这正是燕赵两国的大致界线。公元前296年，赵以二十万之众灭掉中山国，此后至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之前，大致南易水以南包括今保定城区、白洋淀—文安洼地带一直属赵。中山国灭亡后，燕赵间直接的争斗和攻击进一步加剧，据《城冢记》，“赵简子筑北平城以拒燕，今满城是也。”［28］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与燕易土，赵以龙兑（今徐水西南）、汾门（今徐水县）、临乐（今宁津县北）与燕，燕以葛、武阳（今易县东南）、平舒（今广灵县西）与赵。”［29］《正义》引《括地志》云：“北新城故称在易州遂城县西南二十里。”而“遂城县西南二十五里二十五里有龙山……龙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车轮……盖谓龙兑也。”“汾门”则徐水出广昌岭处。“临乐”即临乡，属“方成”，其“故城在幽州固安南十七里也。”［30］“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洲高阳县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州灵丘县北九十三里也。”［31］燕王喜十二年（前243），“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今徐水县遂城，时属河间）、方城（时属涿，有督亢亭）。”［32］“方城在临城北，临城在霸县北，方城归赵，（霸州）县境属赵无疑。”［33］争夺的结果，燕赵双方统辖范围虽不时变化，但还是调整了易水、白洋淀区域南北即自然地理环境所限、不便于自己统管的城邑，今白洋淀北堤以西以北包括督亢(今高碑店)一带原属于燕国的部分领土归于赵国，赵北界东淀、大清河北岸，与燕南长城暨宋辽界河位置相符，因此，清人称“鄚本燕地，而有时入于赵，非赵初之所原有也。”［34］战国白洋淀区南北分别归置燕赵的格局更为明确。

这样，燕赵原有南北相邻的仅限于易县西北起走向东南方的那段燕南长城，至此，赵国东界中段向东偏北方向发展，与燕、齐两国于今白洋淀—文安洼东北交汇，“文安、大城两县战国时期地处燕、赵、齐边境。”［35］即燕南界东段与齐为邻，西段则以白洋淀和东淀北缘、文安洼东北缘为界，与赵相邻。可见，白洋淀—文安洼又是政权疆域分野的标志。

三、燕南长城及其功能转换

“燕国南长城沿易水北岸延伸的地理位置，充分体现了它向南防御的作用。”［36］这与秦为自保而修建的“堑洛长城”，赵为防御魏国而修筑的“漳滏长城”，异曲同工。燕南长城修筑的具体时间史载不明，［37］但此前沿古南易水一线曾修筑有防水堤防无可置疑。《周礼·职方》并州：“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包括“涞、易”二水在内的上游河流始筑堤防。华北平原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以河为险，据河修筑堤防，内防水患，外为界壕，一举两得。战国时期中原分裂与“国际”间的军事对抗形势，促使各国纷纷修筑军事防御工程，而在原有河流堤防的基础上加固整修的长城应运而生，“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常山城）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燕）国都矣。故……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38］顺理成章的解释应该是：为了加强防御，燕国又将易水、白洋淀—文安洼的堤防扩建成一道军事防御工程。

燕南长城始自今易县西，沿古南易水北岸东行，经今保定的易县、徐水，临易水依河堤修筑；经容城、安新、雄县，入廊坊霸州境，继续向东。途经白洋淀、东淀、文安洼北缘高地，依淀河堤防修筑。再转向东南入文安市和大城县境，沿文安洼东北向南分为两支，东支沿文安洼东缘和今子牙河西岸修筑，并最终与子牙河西大堤重合；西支经文安洼东缘向西南方向，转而东南入大城县境，进而寻高地曲折向南，与东支平行南下，最终与子牙河西大堤相连，全长259公里［39］，即古所谓“易水、长城”，“并在易州界。”［40］再向南可能与“禹贡河”［41］相接，即大致燕齐边界。后代对燕南长城记载很多。“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42］“易水东流而出于范阳……又东过容城县南……易水又东流，屈迳长城西，又东流，南迳武遂县南，新城县北。《史记》曰：赵将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是也。俗又谓是水为武遂津。津北对长城门，谓之汾门。”［43］晋开运三年（946）八月，李守贞曾“与契丹千余骑遇于长城北。”胡三省认为“此战国时燕所筑长城也，在涿州固安县南。”［44］长城“在（遂城）县东北……盖战国时燕赵分界处，今有长城口。”［45］“长城在三台西，自安肃来，蜿蜒绵亘数十里不绝。燕昭王为避敌人筑。按《旧志》云……苏秦曰：‘燕长城以北，易水以南’。张仪说燕王曰：‘秦下甲云中，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有也。’即此。”［46］史上记载的燕、赵分垒时的军事烽燧和重镇，及今遗迹仍嶙嶙可见。战国时期的武遂即今徐水县遂城镇，始建于春秋，战国时，其先隶于燕后归于赵，一直为军事要地。北宋时，遂城先后改威虏军、广信军，为河北缘边防线中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现存的古城墙乃宋时所建，战国时的城池已深埋于地下。另据《城冢记》载：“燕赵分易水为界，（燕）筑三台城，登降以耀武。”［47］“今遗址尚存。”［48］宋以前三台属容城，在容城南三十五里。“今在新安县西二十里，亦名刘盆子砦”，“刘盆子砦即三台城也。”［49］古三台即今安新县城西九公里处的三台镇申明亭遗址，至今仍留有近10米高的土台遗存，南临长城基址，应为战国时燕国南界最重要的军事屯戍要地之一，燕南赵北界的白洋淀见证了这一历史事实，而以东之文安、大城等地类似的建筑遗迹也不在少数。

燕赵齐等国的分界也即燕南长城，选择于沿河堤、缘洼淀、寻高地修筑，巧妙而有效地利用了湍急或宽阔的河流及泥沼广布的洼淀形成的自然地理屏障。沿河缘淀修筑的束水堤防和长城工程成为人为的地理界标。

由长城堤防加之河道、淀泊、洼地，燕南防线或可称固若金汤，但势力范围的分配在长城防线的基础上也有再分配。中山被赵灭亡后，燕赵竞争和直接军事对抗因有长城的卫阻，转移了双方的视线，但也在一定程度掩盖了两国与秦的矛盾，这是战国诸雄，尤其燕、赵最终归于秦的一个人文地理因素。

秦统一全国后，燕南长城并未从史籍中消失，为防止上游河流汛期洪水对该区域居民生产生活的破坏，沿颓废的燕南长城遗迹修筑淀河堤防，卓著史册，燕南长城职能转身，被历代沿治，多有增筑，即后世所谓“长城堤。”［50］“长城堤，在（安新县）城西，延而西北可数十里，三台、张村、涞城、公堤、留村一带共之。”［51］由此，奠定了白洋淀从古至今的北界。长城堤并非只存在于容城、安新、雄县等境，而是沿原燕南长城继续向东，“沿河千里长堤，一名长城堤，又名护城堤，自（大城）县南马村阁起，沿西北三岔口入文安界，计长八十二里；一自县内之张家庄北岔堤头起，至三岔口，计长二十四里。”［52］此段正是燕南长城廊坊段转化为堤防功能的具体情况。至此，在以白洋淀—文安洼为核心、由一系列洼淀占据的冀中地区，转身并扩建为体系较为完备的堤防河务，实现了由堤防—长城—堤防的功能转化，至今仍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坦荡中原历来便于北方民族骑兵奔冲，因为“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兵法谓走不逐飞，步不逐骑，较然可知矣。”［53］

各国修筑的北方长城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战国诸雄在平原地带利用原有河淀堤防修筑界垒长城正是看到了其防御的有效性。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状态与兼并战争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燕赵诸国边界的划分则更多的受着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根本则是由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因素决定的，包括白洋淀区域在内的冀中洼地湖盆和众多东西向的河流成为天然的地理界标，也决定着燕南长城的分布和走向，这是古代交通运输和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时期的必然现象。随着秦国的统一，燕南长城失去其原有的战略防御作用，但由于直至北宋时期，这里仍“川堑沟渎，葭苇蒙蔽，泉水纵横，此乃匈奴天牢之地也，彼则不能驰骋。”［54］因此，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奔冲，均在昔日燕南赵北之地遭遇阻碍，从而不断核证以白洋淀——文安洼为代表的冀中洼淀形成的天然幕障作用，其中虽有泺塘营田堤岸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但隰水渐洳的白洋淀地区可资利用的自然水域和特殊地理环境仍不失为决定因素。燕南长城由军事防御体系而为河防工程的功能转变是时代不同需要的结果，是不同时期政治、军事竞争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使然，又取决于以白洋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及其变化，作为天然地理分界，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兴废直接作用于南北地区的政治沟通和文化交融。

四、燕南赵北与燕赵文化

燕赵文化，往往被概而论之，实而燕地、赵地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商代时期河北既是商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商中期都城和商代方国所在地，燕赵文明至此形成。西周时期燕赵为燕、邢等诸侯国的封地；东周时为强国燕、赵的统治区，是燕赵文明的中心。”［55］河北平原中部和北部的燕赵历经洪水，久遭战乱，农业、游牧和渔猎经济兼具，较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特殊的人文环境，造就了燕赵文化形成和成熟的最重要时期。燕赵齐之间为什么只是燕修筑了南长城，而不是齐、赵在自己与燕的边境线上修筑长城？燕弱。为什么？《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提到燕赵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只说这里的物产是鱼盐枣粟，而“燕地的侠士悲歌并非由社会繁荣而形成的泱泱大国的趾高气扬之风，而是以一剑当百万之师的侠士奇志，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与低下导致的一个情结，此情结同现实惨烈的撞击，化育出燕人的文化性格。”［56］战国末期，由燕从容赴秦的荆轲，正是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白洋淀边，恰当而充分的演绎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文化性格。

燕赵中山的分野及燕南长城的修筑，为燕地、赵地文化规定了地理界限，但人为的标界并不能成为燕赵文化交融的障碍，以白洋淀—文安洼为核心的冀中洼淀也无法阻挡强大的文化融合之势，相反，随着白洋淀区域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变迁，淀区的积水日益减少，战国时期燕南赵北划分的地理意义渐趋式微，当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和分裂归于一统时，这一界标必被彻底打破。由于同一地域环境下彼此相通的勇武任侠，以及各具特质文化的吸引而走向融合，燕、赵文化的融合和渐趋成熟在这一时期完成。证据还来自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进入西汉时期，白洋淀周边出现了鄚，阿陵（今任丘市陵城镇），文安，武阿（今河间县城西），中水（今河间县城南），高阳，广望（今清苑县西南），蠡吾（今博野县西南），安国（今蠡县南）等一批汉置县。［57］

这些古城遗迹至今多可辨识。元明以后，冀中以其京畿腹里的特殊位置日益成为全国的向心之地，清代尤其突出，这是北方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以白洋淀为中心的南下与北上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和深化的反应。

“燕南赵北”之称始于战国，沿之后代，至今仍将白洋淀一带称为燕南赵北之地，它曾是疆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划分，同时更是地理上也是文化上的抑或观念上的分野，习惯一体称之的燕赵文化，对于地方乃至国家民族均具特伟意义，然而，由于燕赵文化属于地域文化，本身是从地缘角度出发对其自身的再发掘、再认识、再研究、再弘扬，因此，对燕南赵北这一话题及燕赵文化冲突交融的研究认识，自冀中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入手更为允妥。

注释：

［1］李永君、哈占元：《河北文化精神不确定性刍议》，《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下半期。梁世和：《北学与燕赵文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2］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廊坊市战国燕南长城调查报告》，《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

［3］王英强：《“燕南赵北”历史文化地理的分合与变异》，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4］[晋]陈寿：《三国志》卷8《魏书·公孙瓒传》裴注，中华书局，1959年。

［5］《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中华书局，1965年。

［6］[清]张鳞甲：《新安县志》卷4《明宦志·勋绩》，乾隆八年(1743)抄本。

［7］《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

［8］[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66《河北道十五·莫州》，清嘉庆八年(1803)万廷兰刻本。

［9］庾信撰，吴兆宜注：《庾开府集笺注》卷10《周车骑大将军赠小司空宇文显和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10］庾信撰，倪璠纂注：《庾子山集》巻15《志铭·周车骑大将军赠小司空宇文显和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11］徐陵撰，吴兆宜注：《徐孝穆集笺注》卷3《答族人梁东海太守长孺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12］《隋书》卷1《高祖纪一》，中华书局，1973年。

［13］[清]唐执玉等：《畿辅通志》卷9《宸章·圣祖仁皇帝》，（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14］[明]樊深：《河间府志》卷首《圣祖仁皇帝御制九河故道》，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15］《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22《鄚州道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16］《乾隆御制诗集》三集卷44《驻跸赵北口记即事杂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17］《太平寰宇记》卷66《河北道十五·瀛州》。

［18］《战国策》卷33《中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19］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广文书局，1978年。

［20］《战国策》卷3《秦一》。

［21］《史记》卷69《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22］《史记正义·论史例》，（上海）民国十九年（1930）商务刊行。

［23］《战国策》卷29《燕策一》。

［24］《史记》卷69《苏秦列传》。

［25］《史记》卷69《苏秦列传》。

［26］[清]张鳞甲：《新安志》卷1《舆地志·星野》，乾隆八年（1743）抄本。

［27］[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10《北直一·易水》，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8］《太平寰宇记》卷67《河北道十六·易州》。

［29］《史记》卷43《赵世家》。

［30］《史记》卷43《赵世家》。

［31］《史记》卷43《赵世家》。

［32］《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

［33］刘崇本：《霸州新志》卷1《疆域·沿革》，（天津）文竹斋印本，1934年。

［34］[清]刘统：《任丘县志》卷1《舆地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

［35］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廊坊市战国燕南长城调查报告》，《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

［36］白音查干：《战国时期燕、赵、秦长城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37］《廊坊市战国燕南长城调查报告》认为燕南长城修筑“时间可能在燕易王前后，即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一般根据《史记·张仪列传》的记载认为开始修筑于燕昭王之前，完成于燕昭王时期。

［38］《史记》卷69《苏秦列传》。

［39］李建丽、李文龙：《河北长城概况》，《文物春秋》，2006年第5期。

［40］参见《史记》卷70《张仪列传》。

［41］谭其骧：《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42］王国维：《水经注校》卷11《易水》，（上海）山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43］《水经注校》卷11《易水》。

［44］《资治通鉴》卷285《齐王下》，后晋开运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45］《读史方舆纪要》卷12《北直三》。

［46］《新安县志》卷1《舆地志·古迹》。

［47］《新安县志》卷1《舆地志·古迹》。

［48］[清]黄彭年等：《畿辅通志》卷53《古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2002年。

［49］《新安县志》卷1《舆地志·古迹》。

［50］《大清一统志》卷11《保定府二》，四部丛刊续编本。

［51］《新安县志》卷1《舆地志·堤堰》。

［52］《日下旧闻考》卷123《京畿·大城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53］[宋]曾公亮撰：《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上《边防》，（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54］《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上《边防》。

［55］闫荣素：《燕赵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6］崔志远、葛振江：《燕赵风骨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

［57］《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

（稿件来源：《保定学院学报》2010年11月，第23卷第6期；作者单位：保定学院历史系）

（封面题图：雄县宣传部 李一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