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化丨燕国史事“桓侯徙临易”探究

2021-11-2 22:45| 发布者: administrator| 查看: 246| 评论: 0

摘要: 燕国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燕国在其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多次迁都①。其中，《世本》所记“桓侯徙临易”1247的事件，历来学者多有争议。近年来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建设，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文物遗产研究和保护工 ...

燕国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燕国在其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多次迁都①[1]。其中，《世本》所记“桓侯徙临易”[2]1247的事件，历来学者多有争议。近年来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建设，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文物遗产研究和保护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有迹象表明燕国“桓侯徙临易”事件中的“临易”古都有很大可能位于雄安新区，因此对燕国都城的研究也再次受到关注。如段宏振的《白洋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张双龙的《雄安史话》等都对“桓侯徙临易”有所涉及②。目前，学界对“桓侯徙临易”事件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争议犹存。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既稀少又语焉不详，另一方面是不同学者对考古资料的认识和解读不同。对该事件的争议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燕桓侯的身份、临易的地望和燕国数次迁都的具体路线等。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桓侯徙临易”再进行一些探究。

一、“桓侯徙临易”的时间和燕桓侯的身份

傅振伦认为，《史记索隐》说燕有三桓侯：一个在前697-前691年，一个在前617-前602年，一个在前372-前362年。第一个桓侯以下又都称公，则迁临易以营中都之事似在第一个桓侯时[3]。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张秀荣[4]、石永士③[5]、陈平[6]、唐晓峰[7]等。且不论迁都的是否是第一个桓侯，傅振伦的考证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同一个国家，诸侯的谥号应该避免重复。此外，并没有证据表明燕国曾经经历了如齐国那样易姓更替的事件。

针对上述问题，曲英杰在《周代燕国考》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史记索隐》，“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2]1246。曲英杰认为，第一个桓侯当与其以前的宣侯合为一人，称桓侯；而襄公后之桓公、宣公亦当合为一人，称宣公。另一个桓公在战国之世，很可能为二字谥的简写。迁徙临易之事件即发生在桓侯之时。这样一来，避免了谥号的重复，且与《世本》所言“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传”吻合[8]。曲氏的论证，资料丰富，考证精详，不失为解决桓侯身份问题的一种有意义的思考。

薛兰霞、杨玉生在《论燕国的五座都城》中明确提出，“桓侯徙临易”发生在春秋早期，桓侯之父为宣侯，桓侯之子为庄公。桓侯和庄公父子与齐桓公是同时代的人[9]。按照他们的研究，“桓侯徙临易”发生的大致时间可确定为齐桓公时期，桓侯的身份也大致确定了。

关于桓侯的身份问题，争议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历史记载中，同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并没有易姓更替）出现了重复的谥号，和“公”“侯”的不同称谓。事实上在两周时期，燕国的这种情况并非独一无二。例如晋国，据《左传》记载，春秋之前有晋文侯仇，春秋时有晋文公重耳。同样谥“文”，在先者称“侯”，在后者称“公”。或者也是因为晋国的史料较燕国远为丰富，故而并未引起混乱和争议。但同一个封国的国君（并没有易姓更替）出现重复的谥号，毕竟少见。一般情况下，谥号应尽量避免重复④。历史记载中出现国君谥号重复的现象，也许因为某些国君有双谥，而史书只记了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文献在后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讹误。关于国君称“公”或称“侯”，涉及周代五等爵制问题。据傅斯年的研究，“公”是一切有土者的泛称，并非班爵之号。周王室的元老、“伯”“侯”“子”“男”皆可称“公”。“侯”则不同，必建藩于王畿之外，而为王者有守土御乱之义，然后称侯[10]。所以据傅氏所言，“侯”皆可以称“公”，而“公”不一定能称“侯”。至于为什么晋国和燕国在前期称“侯”而后期称“公”，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晋国在春秋早期经历了一次大小宗易位的事件：曲沃的小宗打败了大宗，成为晋君⑤[2]1305-1306。在此事件之前，晋国的国君都称“侯”，曲沃武公夺权成功之后，国君称“公”。而燕国则因史料的缺少，不得而知。总之，关于历史记载中燕国出现“三桓侯”或“一桓侯两桓公”的问题，在目前的资料基础上，虽然还无法彻底解决，但是，“桓侯徙临易”的时间既然可以确定为春秋早期，那么徙临易的桓侯，无疑应是春秋早期的第一个“燕桓侯”，而不是后来的两个“燕桓公”。

二、临易的地理位置

临易与易、易县皆位于易水之畔，距离较近，因而对临易地望的探讨与燕文公徙易和河北易县燕下都的研究往往交织在一起。与此直接相关的三处遗址为河北省容城县南阳遗址、雄县古贤村遗址和易县燕下都遗址。这三处遗址都位于易水之滨，南阳遗址和古贤村遗址相距极近。目前，学界对临易地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河北省容城县的南阳遗址为临易所在地，或者笼统地认为在河北省雄县、容城一带。持这种观点的有王玲[11]、张秀荣[4]、傅振伦[3]、曲英杰[8]、陈平⑥、薛兰霞[9]、杨博[12]、陈姝婕[13]、唐晓峰[7]等人，陈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陈平认为容城县南阳遗址是临易所在地，雄县的古贤村遗址是“燕文公徙易”的“易”之所在，燕下都则位于易县。上述学者一般认为临易与燕下都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论证的主要根据如下：其一，历代文献记载。傅振伦根据《通典·州郡典》《括地志》《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容城县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以及赵一清的《水经注释》，认为临易在容城县境内[4]。陈平根据汉人宋衷注《世本》《括地志》和《大清一统志》，认为南阳遗址即临易所在地。他还驳斥了认为临易即是燕下都的观点[14]。其二，考古资料。南阳村南台地高出周围地面数米，与董家林城址相类，可能即燕国宫城之所在[3]，建筑年代为春秋战国至汉代。南阳遗址出土的西宫铜壶、燕王职戈、三件燕王载戈及两件铜鼎[15]等说明此地有可能是燕国君主的宫殿所在地。

这些论据存在一些问题。“桓侯徙临易”的事件发生在春秋早期，而南阳遗址及出土器物的年代上限并非春秋早期，而只是笼统地被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另外，南阳遗址位于华北平原之上，除了易水之外，周围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的保卫。燕桓侯迁都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躲避山戎的攻击，他为什么不选择一处有天险可以凭恃的地方而要选在开阔的平原上呢？燕下都的位置则更为理想，它位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北、西、西南有山峦环抱，东南面向华北大平原[16]。不过，换个角度考虑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燕桓侯的选择。之前燕国的都城无论是在琉璃河还是在蓟城，都远离当时的华夏诸国。燕国处于山戎等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很难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援助。在迁到临易之后，虽然没有什么天险可以凭借，但是燕国一旦遭遇山戎的侵伐，可以便利地得到齐国等国的支援。在春秋时期，“蛮夷猾夏”（《尚书·舜典》）是困扰燕、齐、邢、卫等国的大问题。据《左传》记载：桓公十年，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闵公元年，狄人伐邢，僖公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师败绩，遂灭卫。在这种情况下，华夏诸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桓侯之子燕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2]，燕国就得到了齐国的有力支援。

第二种，认为桓侯所迁的临易即是易县的燕下都。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石永士和韩嘉谷。石永士认为无论是今雄县西北还是今良乡北，都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有迁到今易县燕下都，才能避开山戎击齐的交通线[5]。但是石永士没有说明山戎击齐的具体交通线路。而且如前所述，山戎南下进攻，目标并不只是齐国。为什么他要说是“击齐”的交通线，实难理解。既然目标并不是一个，路线应该也不会固定。按照石永士的论述，易县燕下都已经避开了山戎击齐的交通线，为何还是在燕桓侯之子燕庄公时遭到山戎的致命打击呢？另外，石永士提到“戎狄各部有的还在燕国的封疆内建立了无终、令支、山戎诸国”。戎狄诸族自古以来就在这一区域活动，不是他们在燕国疆域内“建国”，而是西周建立后派王室子弟在这一地区实行军事殖民活动，建立燕国，作为屏障以拱卫王室。

韩嘉谷认为，通过考察这两处古城址（容城县南阳遗址和易县燕下都）的堆积，燕下都更接近桓侯的年代[17]。如上文述说，燕桓侯的年代大致为春秋早期，故而在这一时期修建的城址更有可能是临易所在地。韩嘉谷断定燕下都遗址年代比南阳遗址要早的根据是某些遗物如瓦当、铜簋和墓葬，而非东、西二城城址。既然我们探讨的是诸侯所在的都城，所以应该考察的是城址的建筑年代而非某些遗物的年代。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的研究，燕下都城址的建筑年代不会是战国初期，从文化遗存和遗物分析，早的可到春秋时代，晚的有西汉初年的遗物，而最主要的是属于战国时期的[18]。李晓东则认为燕下都东城当营建于公元前4世纪，大约相当于战国中期[19]。这样看来，韩嘉谷的论据是不坚实的，有割裂材料以就己意之嫌。

目前看来，临易所在地以南阳遗址更具说服力。首先，传世文献材料不可轻易否定；其次，燕下都城址的建筑年代上限为战国初期甚至中期，与“桓侯徙临易”事件的年代不符。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更坚实的考古资料。

三、结语

在20世纪80年代，对“桓侯徙临易”的研究并不多，此时的论著只是泛泛地提到临易位于河北容城、雄县一带。到20世纪90年代，因为容城县南阳遗址的发现，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涉及问题的方方面面。此时的论著最为丰富，也最富有创见。学者们大多认为南阳遗址即是临易所在地，并结合北京琉璃河遗址、蓟城遗址等探讨了燕国的迁都路线问题，对桓侯的身份也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结合“桓侯徙临易”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基本确定迁都的是燕国历史上第一位燕桓侯，而不是后来的两个燕桓公。至于迁都的原因意见较为一致，即远避戎祸。但对这些问题仍有一些争议。从2000年至今，专门的学术研究稍显沉寂，大概因为该问题已经取得相当多的成果，再想深入一步绝非易事。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工作成为热点，对“桓侯徙临易”的研究和讨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有关这一地区的论著中一般都会提及燕国，也就会提及“桓侯徙临易”，但目前来看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较多，有突破性的成果鲜见。

就现有研究来看，“桓侯徙临易”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寄希望于更多地下实物资料，尤其是文字资料的出土，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

注释：

①《史记集解》引《世本》“桓侯徙临易”；《水经注·易水》“燕文公徙易”，这是两次有明确记载的燕国迁都事件。

②参见段宏振的《白洋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19日第5版；张双龙的《雄安史话》，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

③石永士《姬燕国号的由来及都城的变迁》一文认为，“徙临易”的是“燕桓公”，但具体年代与其他学者相同。

④历代周天子和诸侯国君、卿大夫等贵族的谥号，在本国、本家族之内一般都没有重复的。当然也有个别谥号重出现象。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⑤晋国的大小宗更替事件见于桓公二年、桓公三年、桓公七年及庄公十六年。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5、97-98、119、203页。

⑥参见陈平：《燕都兴废、迁徙谈》，《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122-130，110页；《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北方幽燕文化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

参考文献：

[1]郦道元.水经注[M].陈桥驿,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35.

[2]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傅振伦.燕国下都的营建[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