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村地处雄安新区的白洋淀畔，村子依四门堤而建，三面环水，正南就是白洋淀的正淀。白洋淀在众多的淀泊中面积最大，汪洋浩淼势连天际，后来成为了143个淀泊的总称。 白洋淀古为战国燕赵、宋辽边界。元末明初战事连连，白洋淀一带荒无人烟，明朝建立后为，官府为了补充淀内人口，于永乐年间将大批移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移入淀。同年，又有古北口小兴州大批移民迁入白淀。入淀后移民们挖沟造田，以渔耕劳作为主。 端村最初叫做“段村”，因移民百姓在大堤上分十三段居住而得名。清乾隆年间，皇帝南巡时在端村白洋淀畔修建了一座行宫，行宫外还建有一座亭台，乾隆帝亲题匾额“问源亭”。并以白洋淀水之端，取祥瑞之意，将村子命名为“端村”。 白洋淀水系发达，旧时航运可以直通天津、北京、保定。而端村是内河航运水陆的中转码头，从天津卫往返保定府的货船都要在这里靠岸停泊，船工和客商经常上岸采购一些生活用品。从而带动了端村的经济发展，当时街面上商铺林立，市场繁荣。
（摄影/张保林） 端村风景优美，人杰地灵，在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杜凯川就是其中之一。 杜凯川是端村西前街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上做过清朝县令。“辛丑条约”后其祖上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彻底失望，不久便辞去官职，携一家老小回到家乡白洋淀。 杜凯川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天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时期的杜凯川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日寇侵占东北，祖国山河遭铁蹄蹂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目睹军阀混战，兵祸连结，内忧外患更坚定了杜凯川救国救民的大志。
后来，杜凯川认真学习了地下党人罗玉川(原名宋洪儒)送他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书，从该书中吸取了新的血液，使得杜凯川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思想更成熟，在罗玉川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杜凯川经上级指派与罗玉川回到安新发展革命斗争。杜凯川在安新开设西医药铺，并以西医大夫身份为掩护。罗玉川以乡村师范学校教师身份为掩护，二人在安新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罗玉川经常以看病为由来到诊所，把一些重要情报送给杜凯川，再由杜凯川的妻子刘运芹以回娘家的名义传递给淀南党组织。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寇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在白洋淀地区制造了多起惨案。为创建人民抗日武装，杜凯川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动员县城周边各村人民群众参军参战。 在杜凯川的号召下，许多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区小队、县大队，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日益壮大，安新县委任命杜凯川为三区区委书记。
1938年夏，日军近千人从徐水向新安城扑来，妄图占领新安城，杜凯川带领区小队配合城内冀中九分区独立团顽强阻击，战斗持续了两天，日军死伤四十多人后败退。 1939年春，杜凯川带4名队员回端村，发动人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进行抗日斗争时，被汉奸告密，日军连夜从安州城出动五十多人包围了会场，对杜凯川等人进行围剿，杜凯川在掩护群众和同志们安全转移后，自己不幸右腿中弹被捕。 敌人将杜凯川押送到安州城的水牢，在监狱中对其尽施酷刑。日本鬼子在他伤口上撒盐、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筷夹手指、脚趾、拔牙齿、压杠子、灌辣椒水等，这些还只是“轻刑”。 最后，日本兵将杜凯川的手脚绑在刑椅架上，然后将电极一端夹在杜凯川的双腕，另一端夹在脚髁上，对他施以惨绝人寰的电刑。在敌人的百般折磨面前，杜凯川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字。 后来鬼子把杜凯川转押去了保定宪兵队，最终，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对他使用了绞刑，1939年3月中旬，杜凯川在保定英勇就义。 杜凯川被捕期间，县委地下组织营救两次未果。后来一位非常有良知的老看守捎出信儿来说:“杜凯川是条汉子，是真英雄，在行刑前高呼：我杜凯川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并且，让老看守转告自己的家人：我死后不要悲伤，把祖上留下来的钱财分为三份，其一份交给罗玉川做为党费，其二份分给村里穷苦乡亲，其三份哺育儿女继承吾志！”。 杜凯川烈士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锋在前，勇于献身，他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有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有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是白洋淀人民的光辉楷模。 (文/采广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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