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九军分区后，魏司令员派人陪我采访冀中的地道战，又随二十八团拔了敌人的一个岗楼，打了两次胜仗。冀中平原的形势变了，八路军在战场上声威大振，日军龟缩在岗楼据点内不敢出来。他们兵力分散，处于一口口被我军消灭中。
转眼一个月了，我同魏洪亮同志商量，我认为1943年是白洋淀重要的一年，我想第三次进入白洋淀，抓紧拍摄更多的照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魏洪亮同志赞成我的看法，支持我再进白洋淀。于是我请他派人把我已拍摄过的胶卷送回军区，同时向分区摄影组要了一批胶卷。
当我回到雁翎队时，雁翎队的指战员都十分高兴，他们没想到我们这样快又见面了。 一个月来，雁翎队的队伍扩大了，增加了两个班，武器也比过去增多了，仗愈打愈大。白洋淀群众普遍地传唱着这样的歌谣："1943年哪，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一半，子弟兵们多勇敢!......"
由于深入生活，我和雁翎队战士们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对他们的爱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白洋淀的地理环境和拍摄时机有了更好的把握，所以拍摄起照片来也更加理想。
这次见到雁翎队的侦察员赵波、于得水等人，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精干小伙子。群众提起雁翎队的侦察员，都不禁眉飞色舞，翘起大拇指，甚至流传着许多传奇式的故事。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神出鬼没地进出日军的据点，处决罪大恶极、人民痛恨的汉奸。他们侦察来的情报大都十分准确，所以雁翎队每次出击，都能获得预期的胜利。这段期间，平汉铁路已为我军民破坏，火车通不了，日军的大量军需品更多依赖白洋淀到天津或保定，但在白洋淀的水道上，经常遭到雁翎队的伏击，所以日军把木船改为汽船，重要的军用运输都成群结队，增派武装护船。当时雁翎队的武器装备虽然大有改善，但打击钢铁制成的汽船仍感火力不足，于是他们巧妙的起用大抬杆。日军为这些土枪土炮的威力，吓破了胆。大抬杆为雁翎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秋天到了，军分区派人送来冀中军区的电报，谓"有要事，务必速回军区"。军令如山。于是我告别了雁翎队，告别了白洋淀，赶速回到军区。原来是晋察冀军区调我到晋察冀画报社任副社长。
1944年夏末，我接受新的采访任务再次到冀中平原，首先随津南支队的武工队，越过津浦铁路，到天津近郊活动，接着又随津南支队的一个大队，到渤海边一带采访。然后从文南洼乘船直奔白洋淀。
刚巧这时雁翎队从水上配合二十四团，攻克白洋淀的赵北口。赵北口是日军在白洋淀边的一个大据点，也是从天津到白洋淀到保定的水上转运码头。我赶到时战斗已结束了，二十四团的领导建议我去赵北口郊区看看，那里有清朝皇帝的行宫，系康熙所建，后由乾隆加以扩建，它是白洋淀周围的名胜古迹之一。可惜日军在此驻了军，行宫遭到很大破坏。当我们离开行宫到了赵北口，我即同二十四团告别，乘渔船去雁翎队。在战火中，雁翎队又壮大了，在群众中威望极高。我借这短暂的停留机会，又继续拍摄了一些照片。这是我第四次进入白洋淀了。
当我回到晋察冀画报社的第二天，沙飞同志告诉我，程子华副政委来电话，请你到司令部找他。
晋察冀军区一直是由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现在聂荣臻同志去了延安，所以他的工作暂由副政委程子华代理。
程子华同志很详细地问及天津郊区和渤海边的情况，我都一一汇报了，最后才问及白洋淀的近况。我把白洋淀的近况，特别是看到赵北口郊区的清代行宫的破坏情况汇报了。程副政委马上请秘书前来，口授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据石少华汇报，赵北口郊区的清代行宫，遭到日军严重损坏，请通知驻军和地方政府对行宫要妥为保护和管理。请通令全军和各级政府，凡已解放的地方，所有文物古迹，都不准破坏，要严加保护和管理。电报是发给冀中军区和冀中行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