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中）
段 华
孙犁自己也说过，他的作品大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下面可以再举几个例子，以说明真人真事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以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孙犁作品时参考。 
其一，短篇小说《第一个洞》、《“藏”》的故事来源。1938年底，日本鬼子占领冀中的所有县城，对敌斗争十分艰苦；平原上无险可依，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七分区蠡县的群众开始挖地道，可是，让地委书记吴立人知道了，说是“退却路线”，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来调查，后来把县委书记王夫也撤了。直到1941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来这里调研，才肯定了这种斗争形势。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支持下，1942年3月20日，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地道战这种形式才在冀中蓬勃发展起来。
地道最早从蠡县开始发展。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蠡县，反复捕杀我抗日军民，很多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蠡县一区的一些村级党员干部，这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村外的树林里、荒僻的旷野或林木丛生的古墓地——总之，是在离公路较远，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斜形的洞，里边铺些干草，到天晚的时候便披上一件破大衣，偷偷到洞里睡觉，天亮时再回村坚持工作。但因为那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每到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洞口便向外喷出水蒸气，被敌特发现以后，敌人常在拂晓的时候，到村外找洞掏我们的干部或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野外的洞不能住了，在环境日渐残酷，抗日工作又必须坚持的情况下，地动便开始从野外转移到村里。
一区某村的一个干部，全家和和睦睦，对抗战工作都很热心，1939年春夏之交，似乎夜间开会很多，常常整夜不回家，天亮时才回来。以前即便开会，到半夜或天要亮时，总是回家的。家里人有些怀疑，尤其是他妻子，以为他在外边有了情人。问他为什么老在外边住，他总是用“开会”来搪塞。又由于这时敌特活动厉害，该村干部不敢在家住宿的次数自然多起来，家里人不了解详情，所以常常为这件事争吵，弄的一家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和睦了。一天晚上，他又要出去，妻子悄悄的跟在后面，看他到后边的一个闲院里，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之后，便偷偷地钻进草棚子，于是她也轻轻地急走过去，靠近草棚子凝神地听着，只听到棚子里子里哗啦啦地柴草响，过了一会儿，便寂然无声了。她偷偷地开了草棚门去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燃起火柴一照，里面杂乱的农具和柴草等物品还是照常放着，却找不到她的丈夫。她喊了几声，也无人应答。妻子慌了，回去喊婆婆和小姑子来，大家惊奇的来到草棚，燃起灯来，又连喊多声，既不见人，也无人应答。姑嫂二人用木棍再三的翻腾，穿插柴草，搬动农具杂物，仍是找不到。最后，还是母亲安慰儿媳妇说：“咱们今天不找他了，明天他总要出来的。我们把柴草的门锁死，天明前来等他，不说明怎么一回事不让他出来，不让他吃饭。”第二天天将发白，妻子和婆母、小姑子一同到草棚子门前守候着，时间不长，棚子里柴草又响，随之该同志走到门前一拉门，发现门锁着，大吃一惊。这时他母亲嗔怒道：“你秃小子到哪里过夜了？不说不放你出来，饭也不能吃……”该同志支支吾吾地答道：“我就在草堆里睡着了。”他妻子、母亲、妹妹哪里会信，又经过再三追问，他才说明在草棚地下有一个他个人藏身的秘密洞。从此，在村里挖洞藏身一传十、十传百的秘密传播出去，普及到蠡县各个区、村。以后冀中区大力发展地道，成了神出鬼没打击日本鬼子的都有名的地道战。
孙犁根据此故事，1943年5月，写了短篇小说《第一个洞》，发表在1943年5月19日《晋察冀日报》上。这是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写冀中地道战的作品，甚至在此之前，也只有新华社《地道战在冀中》等三四篇通讯发表。现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地道战，因各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和传播，已经为广大国人所知，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抗战形势里，孙犁却最早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冀中的地道战，可见他有独特、敏锐的艺术感觉、观察、取舍能力。 
1946年5月，孙犁在河间工作，编辑《平原杂志》，并且在八中教着语文写作课，与此同时，写了短篇小说《钟》和《藏洞》，5月29日，托张庚带原稿给正在张家口编《工人报》的康濯，看康能否在张家口找到发表的地方，孙犁还给康濯写了一封信，专门要康问候丁克辛。丁克辛1946年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丁克辛在晋察冀也是著名的作家，到张家口后不久因在《时代妇女》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而饱受公开的批评，因此建国前再没有作品发表，此事我已经在写丁克辛的文章里详细叙述过了，此不赘言。建国后，丁克辛转到铁路部门工作，还有零星的作品发表，晚年定居在天津，与孙犁还有来往。我的藏书里，就有孙犁先生赠给丁克辛的两本书，《晚华集》与《秀露集》，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张庚当时是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的主要负责人，编辑有《秧歌剧选集》三册，于1946年6月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印行，1947年东北书店重新印行一次，寒舍有藏；这年张庚到冀中区考察，孙犁就托他康濯带信和稿件。康濯可能没有把《藏洞》和《钟》找到发表的地方。1946年10月孙犁把《藏洞》重新修改了一次，1949年4月24日，在致康濯、厂民（即诗人严辰）的同一封信中，孙犁还向康濯索要《藏洞》原稿。1950年3月21日下午，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已经把《藏洞》改称为《“藏”》。此后，再没有见到孙犁的文章中提到这篇小说。1949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在“群益文艺丛书”中出版了孙犁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里面第一次收录了《“藏”》，可见孙犁又把这篇小说寄给了正在上海的周而复，使它得以和世人见面，也就是说，《藏洞》在此时被改称为《“藏”》，孙犁还在给康濯的信中说感觉此作品也不错。事实上，这篇作品确实不错。1958年4月，康濯为孙犁编选的散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播种文艺丛书”中出版，也收了《“藏”》这篇小说，使更多的读者知道了这篇作品（却没有收录《第一个洞》）。我收藏的这个版本的《白洋淀纪事》，是著名电影导演、孙犁的战友凌子风用过的，里面很多作品凌先生都有阅读时勾画的线，因为凌先生一直想把孙犁写的有关白洋淀的作品拍成电影，当初茅盾先生同意了，而周扬却不同意，说其中的想象成分多，让拍孔厥、袁静写的《新儿女英雄传》，因为这个作品当时紧贴政治，正红的发紫，连郭沫若也作序称赞。孙犁在给康濯的信中说不拍他的作品，“其中好像涉及到《（新）儿女英雄传》，但我想，好在那一本书里，也有《荷花淀》。然而，我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批语，以为我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是想象的印象有`许多`。老实讲，关于白洋淀人民的现实生活，凭别人怎样不是想象的吧，我以为它不能超过《荷花淀》的了，这点我是自信的。”1981年4月9日，孙犁先生在《我写过的电影脚本》里还写到，周扬否定了茅盾要拍孙犁作品的意见，说他对孙犁的作品印象是想象的成分多，要拍“别一部作品”（其实就是《新儿女英雄传》——段华注），孙犁谈到这个作品时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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