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下）
段 华 
其五，安新锄奸团与《新安游记》。上文已经说过，孙犁写《新安游记》，受到猛烈的错误批判。日本鬼子侵占安新后，安新组建了锄奸团，专门打击汉奸，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熊管、杜朋、曹连升、田章等人。此时，熊万东当了维持会长、县商会会长、新民会会长、“剿匪”司令，死心塌地的为日本鬼子卖命，杀害抗日军民。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要锄奸团除掉熊万东，任务就落到了熊管、杜朋和曹连升身上。熊管是孙犁写到的“熊氏三杰”之一，其大哥熊生，当过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的警卫员，后被日本鬼子逮捕押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后才回国。熊管的弟弟熊老黑也参加了八路军。熊管在家排行老二，原名熊得胜，1.77米高，解放后一直在家种地当农民，1985年去世。杜朋当时30来岁，住安新县城南街。他十来岁到北京天桥学艺，三丈高的房子一个筋斗就能翻下来。有一次，端敌人的岗楼，日本鬼子看他在岗楼上走，刚要开枪，他一个凌空飞跃，就扎到河里去了，敌人送他绰号“杜云飞”，意思就是“飞毛腿”，会“天”上飞。曹连升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和熊管、杜朋是儿时的伙伴，1953年开春，在城南与漾堤口之间做“摆脚”（即摆渡），因船遇到大风而翻，为抢救落水的乘客，曹连升最后溺水冻死。1940年3月15日（并不是孙犁所写到的中秋节），夜晚十点多，漆黑一片，孙犁笔下的“熊氏三杰”（安新县锄奸团团长熊焕章领导的锄奸团团员）熊管、杜朋、曹连升到了安新城南河村附近，在小南街，熊万东就住在这里。熊万东的房子在全县城最高，日寇岗楼也紧靠在这里。他们从熊万东房子后面的一棵大树上进到院子里，熊管进入熊万东居住的西屋，杜朋在当院警戒，曹连升把守大门。熊管进到屋子里，因和熊万东是远房叔侄关系，就要和熊万东借钱，情节和孙犁写的差不多。杜朋到厨房拿了一把刀，曹连升也进了屋子，随后，熊管从腰里拿出一根绳子，套住了熊万东的脖子，和曹连升一起勒死了熊万东，杜朋用菜刀砍下了熊万东的头，从床上扯下一条布单子包裹了起来。三人又走到北屋，看到熊万东的二儿子熊哲先和他的妻子刘菊仙，就押着这俩人悄悄出了新安县城，回到城西18里的三台，胜利完成了任务。但是，日本鬼子把杜朋的父亲杜春亭老人抓走，要求换回熊哲先两口子，杜朋坚决拒绝了。杜春亭对敌人大骂不止，老人被残暴的日本鬼子捅了7刀，又大卸8块，为国尽忠。至于英雄的牺牲，也与孙犁写的稍有出入。1941年冬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驻扎在三台，锄奸团派了杜朋、田章等四人在县城西关外放哨。西关外敌人挂有汽灯，严重影响我方的行动，因此要摘下它。那晚杜朋穿的是黑白毛皮袄，又多喝了点酒，晕乎乎的参加了摘汽灯行动。到了地点，杜朋摘下汽灯，被敌人发觉，田章轻声让他快走，杜朋因耳朵有点背，没有听见，还想去城楼上夺敌人一条枪，就没有和田章一起撤出去。等杜朋清醒过来，便往敌人设置的铁丝网外边跳，跳第二道时，铁丝网上尖利的蒺藜挂住了他的皮袄，扯响了网上的小铃铛，敌人一阵扫射，杜朋当场牺牲。田章无法把他背回，只好自己撤退。第二天，日本鬼子反复给杜朋照相，并让医生验看他脚心里是否有“长毛”，验证他是否是“飞毛腿”。熊氏三杰的故事皆在张开明的史实著作《白洋淀传奇》里查得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孙犁写《新安游记》时，其实是把熊氏三杰的事迹经过剪辑，以典型、艺术化的手法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与顽强。所谓的诗与真实，在孙犁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与实践。土地改革时，孙犁受到粗暴的批评，其中之一就因为《新安游记》与历史史实不那么完全一样，说他写的锄奸英雄姓氏有误，汉奸恶霸的宅院写错了位置。孙犁是把《新安游记》当小说来写的，以此批判孙犁，这不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关公战秦琼的荒诞剧么！
其六，杨各庄突围与《碑》。抗战时期，冀中七分区机关和司令部，唯一一次受到损失，就是在杨各庄战斗中。1944年2月13日夜，在司令员于权伸的带领下，冀中七分区机关和司令部转战到安平县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宿营，由于汉奸的告密走漏消息，敌人动用安国，安平，深泽，定县和新乐五个县的兵力进行围攻，45区队三连和一连一部分为保卫司令部英勇抵抗，在突围中许多战士在冰冷的河水中冻成冰，牺牲在那里。西赵庄，辽城（孙犁的家乡村庄）的许多群众寻找牺牲的战士，掩埋战士的遗体。1945年末，孙犁从延安回到冀中家乡，听说此事后，以深情之笔写了《碑》。此事见张英《第45地区队的战斗历程》（《滹沱河畔的战火》第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5月版），张凯、杨铁夫、赵志和《保证作战胜利的通结工作》，（《滹沱河畔的战火》第198页），刘德荣《机要工作回忆》（同上书第210页），张亮、刘其恒、张根生《安平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同上书440页），张根生《噩耗传来，无限悲痛》（1944年2月14日日记）（《滹沱河风云》第345——3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1946年4月15日，《碑》发表于《冀中导报》。两个多月后，6月30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白桦的批评孙犁《碑》的一篇文章（作者白桦生平不详，既不是解放后天津市委宣传部前部长白桦，也不是著名作家白桦），对这篇文章大加鞭伐，颇有“诛心”的味道。1946年7月31日，孙犁在致康濯的信里，对白桦的批评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反驳，并说“这个批评我觉得不够实事求是”（孙犁《致康濯信》，《芸斋书简》上册第32——3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6月版），可惜这只是一封私人间的通信，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康濯去世几年了，孙犁也失去活动能力以后，这封信才公之于世。 
其实，就是当时公开了，在当时那种“左”的环境之下，只能加重孙犁的负担，并不能帮他解脱。不久之后，他又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带着沉重的包袱，到饶阳大官亭一带去搞土改了。
这真是历史的长河里，作家与道德无可奈何的悲剧。
2009年10月10日，在北京天桥。
2010年5月10日改讫，在北京天桥
原载2010年第7期《天津文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