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名片 冯秉铨(1910-1980)，出生于河北省白洋淀安新县一个书香世家，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是新中国无线电电子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所提出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理论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肯定，而抑制脉宽调幅发射机残波辐射法，以及用射频削波法则有效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广播覆盖面积有限和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他少年得志，被视作哈佛的学术新星，却选择孔雀东南飞，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当个“穷教书匠”；他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却从未向人抱怨，还以“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座右铭；他的振荡理论本可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但为了培养学生，他却自愿搁置自己的科研工作……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的成就是什么？著作等身、开宗立派，或许都是上乘之选，但冯秉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著书立说固然可喜，但“愿得英才三千数，高峰深处共研寻”更加可贵。冯秉铨曾说：“我愿意为青年的锦绣前程而操劳，我不能离开青年，如果让我离开青年，我会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是以他可以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起在实验室里通宵奋战，他可以把自己的讲稿毫无保留地交给青年教师，他可以每到一个新教室讲课就先去“踩点”，他可以直到逝世时还在带研究生…… 当人们纷纷感慨如今的大学教育浮躁、功利、有大楼而无大师时，冯秉铨的“特立独行”才显得格外珍贵。本期世纪广东学人，不仅旨在还原一个血肉饱满的电子学家，更重要的是，呈现一个甘于奉献的教育学家。 ●锐气 宁肯不要文凭，也不要罗家伦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文凭上 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如果当初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了几年德文、“喝了点洋墨水”的冯克庄没有坚持将儿子送到北平念书，那么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便在文史方面崭露才华的冯秉铨会不会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深信“明理”远比“格物”重要？ 历史是由无数巧合构成的，1923年，当13岁的冯秉铨穿着一身“乡巴佬”布裤褂走出白洋淀，走进北平私立汇文中学的课堂时，他的人生便注定要和物理结下不解之缘。彼时，五四运动“科学救国”的主张渐渐被许多青年人接受，而冯秉铨在汇文时期的物理老师“物理张”便是积极的拥护者。“中国几千年来，讲孔孟仁理讲得太久了，现在该是讲物理的时候了。”这句话给了冯秉铨很大的冲击，以前在白洋淀时，他知道的只是孔夫子的“克己复礼”、“言必称尧舜”，而在汇文，他知道了世界上最早的铁路在1825年就已诞生，但中国差不多过了60年后才开始自己修建铁路。“科学技术落后是国家积弱、受列强侵略的原因。”事实上，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冯秉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物理、化学、数学中去。 16岁那年，冯秉铨连跳两级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物理系第二级16名学生之一，待四年后毕业时，冯秉铨成了三分之一：清华的通过率极低，那一年物理系仅有3个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然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苦读了四年的冯秉铨拒绝接受清华的一纸文凭，原因是在冯秉铨看来，当时由蒋介石派来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官架十足，“宁肯不要文凭，也不要罗家伦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文凭上”，就这样，直到去世，冯秉铨都是清华的“黑户”毕业生。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有关罗家伦的是是非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公论。但无论如何，冯秉铨不图虚名、坚持信念的胆识和魄力从那时起便展露无遗，而这件“小事”似乎也可看作他人生的一个伏笔，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毅然放弃哈佛大学的高薪厚职回国还是在“文革”中受迫害却仍然乐观坚强，都依稀能看到那个充满锐气的年轻人的影子。
察看实验结果。
冯秉铨教授亲自动手做实验。 ●爱情 从“73”到“88”，用莫尔斯码收获高兆兰“亲爱的问候”
冯秉铨和高兆兰夫妇 一串串数字，一个个公式，各种电路元件……这些在大多数人眼里极其无聊乏味的元素却如同变幻无穷的莫尔斯码一样组成了冯秉铨传奇的人生，甚至连他的爱情也与无线电息息相关。 1935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25岁的冯秉铨成为岭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而担任许浈阳教授助教的机会让他认识了日后的妻子——— 当时正攻读硕士学位的高兆兰。爱情有许多种可能，诗人的爱情用绚烂的诗句表达，音乐家的爱情用浪漫的夜曲传递，而冯秉铨与高兆兰的爱情则是由声、光、电和数字、公式编织而成。每次做通讯试验时，冯秉铨总以“88”作为结束语，而高兆兰却总是答以“73”。两年之后，当高兆兰第一次以“88”作答时，冯秉铨知道，他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爱情，因为在莫尔斯码中，“73”的意思是“致以友谊的问候”，而“88”则代表“致以亲爱的问候”。 1940年，年轻的冯秉铨和高兆兰双双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两年多的拼搏，冯秉铨终于“啃”下了博士学位，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班的无线电实验课讲师，后来又受导师钱菲教授之邀在“军官电子训练班”担任教员。 在钱菲教授和很多当时的同学看来，冯秉铨无疑是哈佛一颗学术新星，前途一片光明，而且当时冯秉铨的月工资已经是400多美元，对于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这是真正的优薪厚职。然而，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冯秉铨坐不住了，与高兆兰商量再三后决定回国。“月是故乡明”，多年后高兆兰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感慨地说，这个简单的理由，足以让他们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拒绝了钱菲教授的善意挽留，冯秉铨和高兆兰开始寻找一切可以回国的途径，当时往来中美的客轮极少，要买到一张船票比登天还难。俩人四处奔走，才获悉有一艘美国的小货轮将开往广州港，但由于要绕道多个国家做生意，这艘船到达广州需耗时两个多月。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对于这两个“文弱书生”来说实在是个难题，幸好一位医生给他们提供了信息：维他命“B杂”有抗晕船的效力。于是，1946年3月，冯秉铨和高兆兰登上路易丝·莱克号货轮，开始了漫长的回国之旅，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几乎天天把“B杂”当饭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