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2
年，我在白洋淀插队三年多，比起十年的老插，八年的老兵团来说，三年多的插队时间不算长，但它在心中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恐怕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消化。它是我们的避难地，又是我们的受难地；是一场灾难，又是一个人生的起点。它是我的第一个社会大课堂，让我体味了人生百味。
逃难者们
我所在学校，京工附中（现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是个“左”得出奇的学校，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急先锋。1968年5
月的一天，我被革委会、保卫组拳打脚踢地抓起来，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学生”、“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手捆铁丝、脚缚铁镣，推进了群众专政的“监狱”。那时，我这个心理学的爱好者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恐惧”的情绪。记得当时盼望能进公安局的正规监狱，以便生命能有保障。可上帝没给我这个“福分”，让我在群众专政的风暴中，饱受数十次的大小批斗会和长达八个月的“劳改”。后来因为有比我更大的“现行反革命”和有“历史反革命分子”陆续被揪出，我才有了点喘息的机会，目睹他们在批斗会后被打得血肉模糊，不具人形，真令人备受恐惧的煎熬。
被群众“专政”八个月后，1969
年初，我被获准周末回家一天，并让我准备赴山西，同本校学生一同插队，“继续接受群众专政”。就在我周末获准回家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附近的隆福寺商场巧遇清华附中的朋友周舵，他也同我的“案子”有些瓜葛，家里也“出事”了，处境一直很危。他告诉我通过间接关系，认识一个同学，名叫张乃池，家住安新县城，可以接受零散投亲靠友的插队学生。安新县即白洋淀，是个鱼米之乡。他劝我一同去白洋淀插队，一来可以躲开与学校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共同插队，二来鱼米之乡生活不会太苦，又有离北京近便之利。对于我来说，去白洋淀插队是从群众专政中逃命，干系更为重大。听到消息后几天，乘着学校大部分人将去插队的纷乱，我就去了白洋淀。
可巧到达白洋淀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虽已是近三月的时节，却到处是白茫茫一片，白洋淀地区当时正在武斗，分为“斗批改”和“反修”两派。“斗批改”占领了县城，各村在县城都有“斗批改”的办公室。我同李庄子村的代表商议好，可以带我妹妹同来插队。办完手续，我急于想看看白洋淀什么样。我跑到码头向前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冰还没有化，茫茫冰原上盖了层白雪。但我依旧感觉气势磅礴。因为自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冰雪平原。虽然没有见到白洋淀，但此一行收获重大。手里拿着王家砦公社、李庄子大队开出的比手纸还糙的同意来插队的介绍信，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当时有个规定，只要有公社一级的介绍信同意接收插队，北京知青就可以迁出户口，这样我就可以从学校的群众专政的魔掌中逃出来了。 
左起：流沙、根子（岳重）、何伴伴（大导演何平的哥哥）
回京后，马上把好消息告诉妹妹，她说还有一个好朋友何京颉，也想同我们一块去白洋淀插队，请我也给她办一下手续。我勉强答应了，并说让何京颉来一下，见见面，妹妹却立刻说了一大堆担保的话，我才知道何京颉是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由于父亲受冲击，自己处境也很危，不愿同校革命派的同学们一块去插队。何京颉很快就到我家来拜访，见面之后我同意尽量努力为她办，不想她又提出，有两个经常到她家来玩的朋友，尚维虹、尚金华姐妹俩，也想一块去请我一同办理。尚家姐妹父亲也属受被冲击之例（列）。等我见到尚家姐妹后，她们又提出有几个同院的朋友也想去……于是，在1969年的三月，我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跑了两三趟，办了近二十个人的入村手续。
由于考虑到村里也许会派人到我所在学校外调，岂不是暴露了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所以在县里办完手续下村的路上，就嘱咐与我同去的几个伙伴，自己已把姓名改了，从此叫杨桦，不再叫宁润平，不要叫错了。当时隐姓埋名，为了逃出魔掌。不想名字再也没改过来，一下三十年过去，至今也就叫杨桦了。
我带的插队人已太多，李庄子不能再接受更多插队学生的时候，我在县城遇到了受专政时期同关一“牢房”的同校同学吴世陆。他也听到了消息跑来联系插队，但他来得晚了些，一时找不到肯于接受的村。几经周折，终于落在了郭里口村。
屈指一算，我所熟悉的同去落户的学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革”中落难家庭的子女。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周舵、吴世陆与何京颉。
周舵其父周达甫，是北京民族学院教授，建国初期满腔热情地从国外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只因说了一些反江青的言论，就在江青授意下被逮捕，夫妻二人双双入狱，留下三个孩子，无依无靠，还要经常受到学校革命派与街道革委会的骚扰。周舵身为长子，只好一狠心，带着其妹周陲、其弟周琪一同到白洋淀。当时其弟才八岁。
吴世陆的遭遇更为戏剧化。其父在台湾，其母是德国突厥地方人。这样的家世，当然是很危险的。在“文革”前，就多次挨整。“文革”中，他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与我同关一“牢房”。吴世陆其貌是金发碧眼德国美男子形象，这在挨批斗过程中给他招来更多皮肉之苦。我几次看到他挨斗回来，被打得一身血土，鼻青脸肿，面目皆非。其兄是个医生，也因在“文革”中被批斗，含恨自杀。
何京颉的父亲是著名诗人何其芳。受冲击，去干校自不在话下。孩子们一人只发25
元钱生活费。一段时间他家聚了许多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喝酒、弹钢琴、朗诵诗、发牢骚。郭路生也常去何京颉家。后来，终因刘少奇的孩子刘平平的来往，引来警察，说这里是一个“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从此何家便是警方频繁袭击的对象。所以何京颉家境最惨，真是有家不能归，村里孤零零只留下我们二人。何京颉为了摆脱痛苦，什么都不想，一心沉入劳动中，在李庄子四队获得一致好评。公社还给我们评了先进。
开始我以为只有我带来插队的人和临近几个村的同学是逃难者，后来认识的人多了，发现各村北京的插队学生，属于“逃难者”的大有人在，而其中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占很大比例。其中不乏高干子弟与知识界、文艺界名人的后代。还有不少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他们更是在社会苦水中泡大的。由于这些人比当时一般学生见多识广和思想活跃，当他们汇聚到白洋淀，又经常相互走串拜访，便为日后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朦胧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后来听说，北京学生白洋淀插队落户的，最多时达三百多人，也有说达五百人的。他们都采取单身插队的形式，即经一位投亲靠友的同学介绍，得到村里的同意后来插队的，从上到下没有专人和一套班子来管理他们，所以比集体插队同学有更多的自由。但也正因为这样，不少村子对学生缺乏起码的关照，使得这些村的学生生活比当地农村人已经很苦的生活还要苦得多，惨得多。
美丽的受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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