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把白洋淀看成我的又一个受难地。我们所受的生活上的磨难，虽比不上活地狱，但也相差无几。本来以为是“鱼米之乡，人间天堂”，逃难而来，不想又在此地重新受难，也许别的村插队的同学感受会比我好一些，不一定会同意我这种想法，但大家有一点感受是共同的，即白洋淀美丽如画的天然景色。
我所要去的李庄子村是个小岛。淀内所谓各村，都不过是分布在淀内各处的小岛，这些小岛比苇子地的小岛要高一些，拥挤地盖满房子。我第一次乘船下村，从县城到村里水路十八里，当时正值三月，盖满湖面的冰层刚刚融化，柔和透明的湖水一望无际。老乡摇着小船，冷风不时从湖面上吹来，那风已带着春天的气息与湖水的湿气。到了四月，芦苇都发出了小芽，正是“蒌蒿满地芦芽短”的时节，望开去，一片新嫩的葱绿，视野十分开阔。“横无际涯”的湖水中，“岸芷汀兰，郁郁葱葱”。时而看到一些野鸭、鹧鸪之类，被过往船只惊起，拍打着翅膀冲天飞去。村民们放鱼鹰的小船，早已开始在湖上漫游。那些湿淋淋的鱼鹰也不怕冷，不时潜入水中，但很少看到它们抓上鱼来。据老乡说，由于修了海河工程，白洋淀没有鱼了。大概是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
白洋淀的水极为清澈透明，比以前我见过的杭州西湖水和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水干净多了。那些水相比之下只能称作臭水、脏水。白洋淀的水，两丈多深，一清见底。坐在船上，水下的世界尽收眼底。这样好的淀水，可喜坏了我们这些爱游泳的少年。我们常借老乡的船出去游泳。有时进城办事，有的同学在船上划，有的就在水中游，跟着船一游就是数里。老乡则把我们视为怪人。他们常在水里干活，早就泡够了，那（哪）还有心思像我们一样游泳。夏天，苇子长高了，淀水中一块一块的苇地，上面密密的芦苇就像一道道雄伟的绿墙。这时视线看不远，但沿着苇地之间的空隙形成的河道前进，也别有曲径通幽的感觉，时而遇到没有苇地的开阔水面，我们就引吭高歌，让歌声在湖面上尽情回荡。
当时老乡也为家乡的美景骄傲，他们看到好风光，有时也唱些当地的小曲。有一支当地小曲，叫《送君郎》，我喜欢其旋律美，民俗味浓，常闲唱来解闷，歌词唱到：“送君郎，送到大门以北，一出门就遇上老王八驮石碑……”一次在家哼这支小曲，却被我母亲大骂一顿。她说这小曲是抗战时期二流子汉奸才唱的小曲。作为抗战干部的母亲，听来当然愤怒。这些事情真耐人深思，当年汉奸的流氓歌，到“文革”时期却在广大贫下中农中广为流传。
冬天来临，淀水开始封冻。这时冰很薄，不能安全在冰上行走，船也不能走，交通要完全阻断一个时期。老乡们称这时期为“上孱期”，春天开化，不能通航时称为“下孱期”。记得自己有一次“上孱期”的奇遇，就是当地人也不多有这样的经验。1970
年初冬，村里只有我一个北京知青，不免感觉孤寂。临村郭里口的吴世陆邀请我去过“圣诞节”，说有一小块肉可以美餐一顿。我找老乡借了一个冰床子，准备划到三里外的郭里口村。所谓冰床子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大梯子，平放在冰上，两边框下装了长长的冰刀。人站在冰床上，用一个一端有锐利冰矛的长杆，像撑船那样扎在冰面上，向后用力撑，冰床便飞起来，速度可像自行车一样快。冰床上可以坐人，运粮草，是老乡们冬季重要的交通工具。讲究的冰床子，用很硬很重的木料制成，精刷油漆、清漆，很是漂亮。借床子时，老乡很不情愿，因为冰刚封冻，没人敢上路，老乡怕我们掉到冰下面去。等我上了路，才明白老乡说得对。那湖上的冰刚刚冻结，有的地方只有一厘米厚。冰床子压上去，裂纹便向四面八方伸开去。走得慢了，真怕冰碎了掉下去。走得快了，心里更虚，不知前面什么地方冰更薄，自己是否在向陷阱里跳。冰刚刚封冻时，各处厚薄不一，这与水下地形有关。因为白洋淀实际上是几条河中途的水洼，水总在向下游流动。水下地形变化很大，使各处水流速不一。流速快的地方结冰慢，冰就要薄许多。等到了郭里口，惊魂未定，我们又决定返程。因为吴世陆那里没有足够的柴火，屋里很冷，所以我们又决定回李庄子，到我那里过“圣诞节”。吴世陆带上那一小块乒乓球大小的肉，他坐在冰床子上，我撑起长杆，就向李庄子进发了。但出村不远，就突然发现我们进入一个很危险的薄冰区域，那冰冻得还不到一厘米厚，水下世界看得一清二楚。小草、散落的苇叶、小鱼、水下地形的起伏……我们便加快速度，试图尽快冲出这个薄冰区。但越走越发现冰薄，水的深度也越来越浅，只有一两米深。水下一草一木，清清楚楚。那冰薄得很像一层干干净净的薄玻璃。我们似乎是水面上行走。这种奇特的感觉我真是终生难忘。这时我才明白，冰在刚开始封冻时，都是像明净的玻璃一样平滑，后来由于风吹、日晒，才变得粗糙起来。由于越走越危险，我们只好往回走，绕过薄冰区，但还没有转身，那冰就从冰床下裂出许多长长的细缝，我们便不敢再坐冰床，生怕床上冰刀压破薄冰，更怕那带尖的撑杆扎破那薄冰。两个人下了冰床子，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向回走，但脚下的冰依旧向四面八方裂开去，同时发出咯咯的巨大声响。我们吓坏了，不敢相互靠近，生怕重力集中，压破薄冰。又走了两步，就发现，只要脚一落在冰上，冰就从脚下向四面开裂，同时发出巨大声响，但并不破裂，也不漏出水来，只是像裂缝的玻璃，依旧摆放在那里。我俩谁也不敢挪步了。每挪一步，都要经受冰裂声响的考验。等慢慢挨近了李庄子，早已惊魂飞天外了。正当我们到村边，要松一口气时，突然咔嚓一声，脚下的冰真的破裂开来，冰床子竖了起来，我掉到了河里。吴世陆连滚带爬上了岸，只有鞋湿了一点，而我怕那冰床子掉到冰层下不好向老乡交代，所以动作迟缓了些，让水淹到了脖子。村边老乡看到了，立即用长杆把我搭救上来，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被那深而黑的水流冲到前面大坑的冰层下面。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受难地的生活
生活上遭受的苦难，是插队学生和兵团学生的一大话题。但我们在白洋淀遭受的苦难，比一般集体插队和兵团插队，除自然条件艰苦外，有更多的人为因素。今天听来甚至感到离奇和难以理解。
刚一到白洋淀时，就听老乡常说一句口头语：“白洋淀是窗户眼吹喇叭———鸣（名）声在外。”不出一两天，立刻就有体验。原来所谓“鱼米之乡”，是外在名声，其实是“无鱼无米”之乡。主要收入全靠芦苇和织席。苇地少的村庄自然要喝西北风。没有米是自然的，白洋淀是水乡，哪来的土地种粮食?没有鱼，则与修海河工程有关。自从大跃进以来，农田水利基本（础）建设一直热火朝天。白洋淀属海河水系中的一汪积水，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库沿海河水系不断修建起来。白洋淀许多老乡也都参加了这些属于旱地的水利工程。但自水利工程陆续竣工以后，在不少旱地的农田受水利灌溉之益的同时，白洋淀的老乡们发现，他们淀里的鱼越来越少，以致近乎没有了。昔日生产队派出一条打鱼的船，两个劳力在船上忙一天，等夕阳西下归来时，这条大六仓船总要载几百斤鱼回来。鱼卖不完，老乡们就用晒、烤、熏等各种方法，把鱼制成美味的鱼干。可是我们去白洋淀的时候，两个劳力打一天鱼回来时带回那点可怜的鱼都不够半个洗脸盆。我们只能在老乡们所谈的昔日辉煌中去精神会餐那美味了。
第一天到村，我们还没条件做饭。老乡们请我们到家中吃饭，吃的是蒸白薯干和高粱米粥，外带一点咸菜。后来才知道，高粱粥是奢侈品。因为高粱米磨制时出麸多，100
斤原粮只出60
斤米，煮粥才汤粘味香。为了节省，老乡们干脆就吃百分百的高粱面。那黑红色的高粱面，蒸出饼子来同石头般硬，吃两天准大便不通。那白薯干是最难吃不过了。白薯干是旱地农民收获白薯时，就直接削成片在地里晒干，再大扫帚扫在一起收回家。赶上阴天下雨或地上潮湿，薯干上自然结满绿色的霉点。这样的薯干不同蒸熟之后再凉（晾）制的薯干，它不但毫无甜味，而且苦涩干硬，难以下咽。它就是我们在白洋淀插队时期的主要食品，当然，也是中国北方农村地区五十到七十年代初农民的主要口粮。
由于我们算“单身插队”类型，不同于集体插队，从县里到生产队，都有一套班子来管知青的事，所以尽管生活苦，但有基本保障。而我们这些单身插队者，就如逃难的流浪汉，有人要，没人管。我们这些知青经村里同意，在县里办了插队手续，然后县里拨给每个知青所在生产队250
元安家费就算了事。至于知青到村里后吃住有无着落，就没有人管了。我们村的安家费，被挪用了两年多。等到知青大多数都走了，才在村中央水井的后面盖起了三间单薄的小房子，而又在一场大雨中淋塌了，可见房子偷工减料的程度。据老乡估计，我们村知青的安家费，够盖三间大瓦房。但我们能回忆起来的用安家费买的除一口锅，一把铁勺之外，再有几把锄头，其余生活用品，都是我们自己带来的。
由于没地方住，村里主事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了小学校。小学校由于武斗，学生都不上课了，门窗也都不翼而飞。老乡给我们找来稻草和席子，我们就在地上打起地铺。门框挂个床单也就算门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改天换地”的生活。
小学校地铺的日子最难忍受的不是没有床，没有桌子和门，而是蚊子和炎热的进攻。春天到的白洋淀，转眼夏天来了。老乡们家中都安上了纱窗和纱门，用土制的蚊香驱蚊。一到傍晚，灯光引来无数蚊子，由于没有门窗，蚊子长驱直入，白洋淀的大蚊子，隔着长袖衣裤照样咬人。我们只好在大热天穿着高腰雨鞋，长衣长裤，还不断拍打身上。最可怕的是睡觉，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自然困倦了，可是蚊子不停攻击，我们只好用单子蒙着脑袋，全身盖严。
盛夏，就是光着身子，还是热得汗流浃背，所以根本无法入睡。后来就到老乡房顶上去睡。白洋淀是水乡，没有场院，收的一点粮食，老乡们就拿到房顶上去晾晒，所以房顶都是平的，很结实，房顶起了场院的作用，其实房顶与室内的高度只两米之差，一样热，蚊子一样多。我们只是被咬得没办法，想到房顶上能透口气而已。第二年从家带来了蚊帐才免受蚊子的刑罚。那蚊帐，在我离村回京之前，也被老乡偷走了。蚊帐是很贵重的，在当地算奢侈品。
入冬后，天气很冷，房里不生火。老乡们家里人口多，把每人分得的8
斤煤积攒起来，做成煤球，到春节前最冷的日子烧。入秋时节，老乡们捞晒了大量的柴火，平时烧饭、暖炕，都有足够的柴。老乡大多住的是向阳的房子，而我们后来借住的两间小南房，由于从来不生火，阴冷难耐。白天冻得熬不住了，就到老乡家暖炕头坐会儿。只有做饭时与晚上睡觉前舍得烧点柴木，屋里稍有点暖和气。
由于学生们是朋友们凑合到一起，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一群散羊，生活起居、做饭，全无人安排。上工都走了，没人干后勤。下工后大家回来一块饿着肚子做饭。我们的锅灶和炕，是老乡马马虎虎给修建的，炕很快就塌陷了几个大坑，所以灶冒烟大，不上火，熏得眼睛通红才把饭做熟，通常已是晚上8～9点钟，早“饿过劲了”。吃完那些粗糙的饭，洗一洗，就10点或11
点，又要和蚊子战斗了。午饭一般在地里吃，老乡们每人带一点贴饼子，一点咸菜。讲究的还用瓶子带着凉开水。我们就惨多了。由于黎明都出工了，回来吃早饭要现做，等上午8
点多出工的喊声又响起，我们的早饭还没有熟。所以只好将半生不熟的贴饼子铲下来，揣在怀里上工。在船上马马虎虎地吃两口，算是早饭，留点中午再吃，算是午饭。那饼子两边是熟的，中间夹着层生面，吃完后经常令人呕吐。不出半年多，我村知青的胃全坏了。我得了严重的胃炎，时常胃痛，吐酸水，不敢吃饭，很多年以后才好。
由于生活没有安排和管理，人为造成知青的生活条件大大低于已经很苦的老乡的水平，知青们的身体都顶不住了。我村知青得肝炎的一半以上。我也在劫难逃，几乎命丧黄泉，回来后二十多年，不能恢复。
灵感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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