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二）

说一是一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作者/宫纪斋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二）

大清河战斗 大官亭入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7月中旬，我团从石家庄出发北上抗日。先开到任丘，呆了约一个月，于8月底开到了安次、永清一带。那一回，我们一宿跑了一百一十多里，紧着吃了顿小米干饭，天明赶到了阵地。在永清境内大清河堤南，与日本鬼子打了第一场硬仗。我军在大清河南岸，日军在大清河北岸，隔河对峙。日本鬼子装备精良，地面有机枪大炮扫射狂轰，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再加上我军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好，几乎没法隐蔽，部队的兵力、武器、装备都不行。在我团西侧的六九二团约一千五百人死伤了五六百，阵地失守。我团官兵也伤亡不小，三营的两个营长都阵亡了。一直打到了天黑，我们饥渴劳碌，死伤惨重。这是一场败仗。但我们第一次叫日本鬼子知道了，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随心所欲、横冲直撞。
大清河一仗，我上了前线，拿着马枪，带有一盘子弹（5粒）但没打。我的任务主要是带着枪跟着首长们，并随时传送口头通知。比如哪连所处位置在哪儿，哪儿有伤亡，敌人火力情况等。与团部特务连侦察员老得取得联系。我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里钻，枪炮声震耳欲聋，把河滩的沙土打得开了锅，冒了烟。嘎嘎咕咕的枪声呼啸着在耳边炸响，亲眼见到了被敌人炸死的干部战士的壮烈情景。
那是八月，高粱快熟了，我们躲藏在大清河滩上的高粱地里休整了两三天。接着，我们又南撤，南撤时又经过任丘。走到任丘县与河间县交界处，在卧佛堂村的大庙里，我们吃了顿饭，杂合面捧子。休息时，团宣传队长教我们学会了《国共合作歌》。
我们继续南撤到饶阳县境内，在饶阳县大官亭村，我们休整了两三天，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团政治部文书科科长张士珍，油印室股长张才能。张士珍有文才，不光写得好，象棋也下得忒好。张才能是南方人，说话忒侉。
一天，在一个老乡家的院子里，张士珍和张才能找到我，张士珍对我说:“小宫，你工作不错，对共产党认识也挺深，你入党吧，俺俩给你当介绍人。”我问：“入了党净干什么？”张才能说：“干这个：抗日、打鬼子、打倒军阀、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使穷人有饭吃……”我说：“入！写上我的名吧！”
他们给了我一张纸，一支钢笔。他们说着让我写了这么几句话：今后我决心跟共产党走，热爱党。打日本，救穷人，解放全中国。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我签了名,他俩也签了名。
我当即就宣誓，把我写的话念了一遍，这就是我的入党誓词。我火热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久久不能平静。
那时候，我真是一腔的革命热情，平时工作上积极主动，有什么艰苦、危险的任务总是抢着干。加入中国共产党，跟党闹革命是我的夙愿。我早就知道，我大姐夫、老姨夫都是三十年代初期入党的革命者，都在外边“混事”。我爹活着的时候，他们偶尔晚上来我家吐吐吃吃地说些悄悄话，他俩来往密切，我猜他们一定是在干着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从小我就非常羡慕他们，渴望自己长大后也像他们一样，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们这支队伍早于“西安事变”前就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党的组织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1937年初，北方局就派李晓初来团里任党总支部书记，团里有不少学生兵是党员，孙志远（他是明着的共产党员）、吕正操等团里的官兵大多数在“七七事变”前后也都加入了共产党，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抗日的革命队伍，是我们这支队伍打响了冀中抗战的第一枪。

部队改编 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

我们在饶阳县城北过了滹沱河，接着南撤。又到了束鹿，藁城、赵县、晋县等地，那时候整个沧石路以东我们走遍了，走过的村镇有好多不知道叫什么名，也不知道属哪县。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藁城县梅花镇。
1937年10月间，我军在梅花镇一带连打两仗，勇挫日军，官兵抗日势气高涨。但当第二天我军撤离梅花镇后，日本鬼子把梅花镇重重包围，连续几昼夜，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敌人烧杀抢掠，几乎把这个村子毁灭，全村被杀戮一千五百多人。我们团机关当时没去梅花镇，在其东边的四德村，听说梅花镇那死人的场面惨不忍睹。
第二天，我们团往东开，到了晋县小樵镇。目睹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梅花镇村民大半惨死的现实，迫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全团官兵强烈的民族自尊的激情，在小樵镇，团领导紧急决定，实行改编，北上抗日。
小樵镇在一个大土围子里（黏土砸成的大围墙），是个大村。我们在这个村子里休整了三天。那是10月里的一个晚上，有两千来人，吕正操团长宣布，六九一团正式脱离五十三军，部队实行改编，改称“人民自卫军”。我们通讯大队跟两个营，四个直属连一块改编成三个总队。从此，我们光明正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华北开展了艰苦卓绝地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
第二天，我们从小樵镇北上，到了深泽，呆了七八天，然后到了博野、蠡县、高阳。从蠡县到高阳那天刚过晌午，高阳城四门紧闭，地方武装不让进城。一个下午经反复与之协调不成。晚上，我军开打，枪毙了地方武装头领尹松山。我军牺牲了一个营长。高阳城里净空着的房院了，通讯大队住在东街（现在的东街小学）的排子房里。在高阳城里我碰上过本村的王佩森、张卯、杨振清。怕我娘知道了，我见了谁都嘱咐：别给家里和村里人说。那时期部队让保守秘密，因为环境不行，地主富农们恨八路军，怕他们给家里找麻烦。
10月底，天冷了，我军在高阳换上了棉衣，得到了休整。孙志远来了高阳。高阳当时是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地方党早已经组织了群众武装。在此，我们发动群众参加人民自卫军，游击队，开始建立抗日政权。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我们的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王福村的李敬三、李省三，都是高阳教育界的名人，李省三当着教育局长。我们打下高阳后，他家哥俩都参加了人民自卫军。城里乡下许多男女学生、教师和爱国青年都积极踊跃参加了人民自卫军。这样，我们的队伍扩大了，达到了五千多人，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军需物品也得到了补充。我们在高阳驻军两个来月，到12月中旬，吕司令，孙志远，带一部分主力去了路西。由孟庆山、侯玉田领导我们留下来打游击。部队主力去路西后，日军进攻高阳，我们马上撤出高阳奔了肃宁。然后在饶阳、武强等沧石路以北打游击，路南没去过。
1938年初，人民自卫军主力从平汉路西回到冀中，驻在安平，我们两部分队伍又汇合了。之后，由孟庆山带十七、十八、二十四 三个团赴大清河一带开辟抗日工作。
4月间，黄敬来安平任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年轻，二十多岁，长得精神，又有才华和工作能力，听说来前曾任中共北岳区委书记。在安平，由黄敬主持召开了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开了十几天，每天我们通讯大队都轮流到会场（大树林子里）执勤。会后，冀中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四个军分区。由吕正操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整编期间，我们的主力部队在保定、定县、徐水、安国等铁路沿线多次与敌人冲突激战，地方游击队也大力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6、7月间，冀中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安平移驻任丘县青塔镇，准备开辟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当时，青塔这一带地理位置好，一因为这里是高阳、安新、任丘三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区，国民党政府对这一片疏于管理；二因为刘亦瑜、宋文庄他们三十年代初期建立的高（阳）、安（新）、任（丘）中心县委，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这里的群众觉悟高，白区党员多，政治环境好。所以，当时任丘县的青塔、出岸一带，成为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等机关所在地。冀中区的工农妇青和文化界等群众组织也都驻在这里。因此，当时的青塔、出岸等村镇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在青塔镇，部队设有招待所，在青塔西北头路北一个大院里，招待来司令部办事的人吃顿饭，不管住宿。
到青塔后，冀中军区政治部驻南街路西一个地主大院，叫“高台街上”。我们通讯班驻南屋，孙志远主任住东屋。孙主任的勤务员挂警卫，挺精神，比我小点，他叫解丰毅，我们天天在一起，关系很好。
在青塔时，我们通讯连传达室有个大白报纸本子，送信之余，有时候我就拿钢笔在大本子上抄抄写写。有一天，我正在练字，来了两个人，说是北上挺进支队的司令员白静洋，还有一个政治主任叫杨琪良，来政治部找孙志远主任。当时孙主任就在他屋里。我把他俩登记上，他们一看我写的字，都夸好：“小伙子，写这么好字啊，你上了几年学呀？”我说：“就上了一年学。”我当通讯员哪天也得动笔，我的字大多是在部队练的。
我们这支队伍，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当官的没有官架子，和士兵们吃一样的饭食，穿一样的衣裳。那时候生活艰苦，吃喝都不行。平时都是吃粗粮，小米干饭就是最好的。菜大都是咸菜条儿。隔十天半月能吃上一顿带肉的菜。李之琏、孙生华等首长们还要把仅有的两三片肉拣到我们碗里，我们都不好意思吃，常为一片肉夹来推去。解丰毅给孙志远打饭时，拿着小白铁桶，也是打大锅饭。首长们一月五元钱，部长们三元，我们一元。
我们常常是夜里行军，露宿街头。不管春夏秋冬，不管走到哪个村子，都不许扰民，不许给老百姓添麻烦。战士们在老乡家的门洞外、街两边一靠，打个盹儿，或者眯糊一会儿，等到住家们早起开了大门，战士们才进老乡的院。有的拿担仗去挑水，有的拿扫帚去扫院子，有的给牲口轧草……帮着乡亲们干杂活儿，常常感动得老乡们不得了。乡亲们把家里不多的好东西——大枣、花生拿出来，送到战士们面前，战士们都不吃，一来有纪律，二来老百姓也很穷，我们不能吃。有时候，我们路宿街头，被乡亲们发现了，他们就敞开大门，腾出屋子让我们进屋住，但我们纪律严明，谁也不违犯。
1938年，冀中区党委创办了《冀中导报》，那是党的机关报，刚出版时叫《导报》，创刊于青塔、出岸附近的陈王庄村。我那时候除了给首长领导们送信件，还经常附有《冀中导报》。我们通讯连也有《冀中导报》看。
在通讯连，开始送文件时我们都是步行。到1938年后，我们有了自行车，也有马。因为我那时候年龄小，个子也不算高，开始不敢骑马，后来我骑过一匹本地小黑马。马在黑夜里能看见事儿，也记道儿，所以晚上我们出门送信时多数骑马去。
到青塔后，我遇见了我大姐夫张宝训，同学杨洪祥，老乡郝丰和。
一天上午，我们通讯班十多个人正在“高台阶”上待命，班长辛八忽然说：“老张来啦！”我一抬头，见是我姐夫。我们互相问候，他说已经在招待所吃了饭，是特意来找我的。他说他现在冀中军区政治部直属队当干事。我后来才知道，1938年上级派姐夫到山西五台山军政学校学习了五个月（校长孙毅），回到冀中后任冀中军区政治处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
1939年，姐夫又去了晋察冀抗大二分校，任一支队三队副队长。
1940年，任南进支队工作团副团长，后任党总支书记。
1942年9月，日寇大扫荡，在鲁西姐夫与胡痴、苑鸣琴同时被捕。
1950至1958年，姐夫在河北省公安系统任职。

姐夫1932年入党，1937年随“游击小八路”参加八路军，他南征北战，九死一生，后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被迫退职还乡，1983年六十七岁突发脑溢血猝死  。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雄安文学编辑组

作者简介：

宫纪斋，中学高级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曾在《教育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编撰抗战回忆录《烽烟旧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