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六）

爱海滔滔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作者/宫纪斋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六）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鬼子在华北的兵力逐渐增加，扫荡更加频繁。鬼子的扫荡重点是寻找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区司令部机关、党委、行署分散活动，与敌人周旋。此时，聂荣臻司令在阜平，我们政治部驻饶阳县大官亭。

９月里的一天，我和战友许号奉命执行任务。我俩的任务是去阜平晋察冀边区区转站送文件。

许号是曲阳县人，比我稍小点儿，鬼头鬼脑的忒爱说，又机灵又精神。他是个小号手，因此我们大家都叫他许号，这样我倒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他的嘴因为吹号吹得有点歪了。

这次任务，领导派他跟我一块去，主要是考虑他道熟，能做向导。我们每人背着三斤炒小米。从大官亭出发走了两天两宿，赶在后半夜，我们过了铁路到了曲阳境内。

天灰蒙蒙的刚发亮，就见前面有三匹马将要进庄稼（玉米）地，是过路的八路军。许号在前，我在后。突然，两架敌机呼啸着低空掠过，看着也就有一房高，在我们头上投下了炸弹。一定是那三匹马目标大引来了敌机，但同时我们俩也被发现了，我们根本来不及隐蔽，一颗炸弹掉在我们跟前炸响。

后来我才听说，许号当场被炸死，我被炸伤昏迷。我们被炸后，是阜平老乡抬着我跑了五六里山路，把我送到了冀中保康总队一个八路军临时医院的。这儿是山区，是地主家一个大杂院，有北屋，也有东西屋。我们七八个重伤员住的是西屋，也就是手术室里。

我在昏迷中，医生没给用麻药，在我左肋上挖出了一块比葫芦片还大的炸弹皮。伤口很深，流血过多，我在手术后几小时才醒过来。炸了个满脸花，眼皮都炸破了，血糊流烂，俩眼又肿又疼，差点瞎了，也没药上，更没包扎。

如今，我左肋上的大伤疤肉皮七扭八裂地在一块揪着，左眼皮被炸出一些小肉锥，活象疤瘌眼，右眼伤后也变小了。为此，那时候村里有人给我叫“瞎子”。

不管什么样吧，我活过来了。在此，我再一次深深地感谢当时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了我的阜平老乡们，感谢冀中八路军保康总队的医生们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感谢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养伤青莲寺 告别大官亭

1941年底，抗战形势更加残酷，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阜平保康总队的伤员紧急分散转移。因为我左肋上的伤口还未愈合，部队把我转移到武强县青莲寺村，住在了堡垒户贺益谦大伯家继续养伤。

那天送我去的俩人都是穿的便衣，他们当时给贺益谦家撂下了一沓河北边区票。说：这个人（指我）要是死了，你们就拿这钱买个棺材埋了他，死不了你们就花吧！说完他们就走了。

边区票是当时冀中军区在大官亭村印制的，我在大官亭当街过道里见过扔着的边区票，都是印坏了的，黑不溜秋的没正色。边区票刚发行出来不好花，人们那会花河北票、中央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钱）。后来，我们八路军共产党把经济权控制了，人们才慢慢地认头了，但是社会上钱毛，中央票一角能买的东西，边区票得花5角才行呢。

贺大伯家住在街当里，三间北屋两间东屋。当街的门洞上竖着个一尺多高的十字架，说明贺大伯家信天主教。其实当时是以此掩护身份，他在村里有抗日的工作。

贺大伯当年五十多岁，老俩口，没儿子，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到外村。贺大伯长得小矬胖子，贺大娘也白胖胖的，中等身材。老两口对我特别好，简直把我当成了儿子。大娘为让我养好伤，尽着好吃的叫我吃，还把大伯的鞋袜、棉袄、棉裤让我换替着穿，又干净又暖和。从不叫我动手干活儿，有时候大伯还给我找本书、找份报看。

在这个家中，我跟着二老吃了白面饺子过了个年（1942年春节）。在贺益谦大伯大娘的细心照料下又养伤三个月，我的腰伤基本痊愈了。

我自1937年正月离家参军至此，已经有五个年没在家过了，我在外边随部队过了四个年。1938年春节期间，我们跟着孟庆山、侯玉田，转战肃宁、饶阳、武强打游击，不知道在哪儿过的年。1939年大年初一，与冀中军区各机关是在汜头李庄过的。1940年大年初一，我们通讯连是在赵县贾市庄村过的。1941年与保康总队、冀中妇联、农会、抗联等部门的同志们在阜平过的年。1942年在武强青莲寺贺益谦大伯家养伤过的年。那时候在部队上，过年饭食跟平常一样，形势紧张起来，也不知道哪天是年就过去了。

1942年春，鬼子“五一”大扫荡前，形势紧张，我军区、党委、行署等机关进行大量缩减。冀中军区部队本地的战士有相当一部分要脱下军装，分散到老百姓中去，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这时候我已经负伤离开了部队，换上了便装养伤，因此，我重归部队的想法已经没法实现。

在大官亭村，由冀中军区组织部部长李梦苓、政治部事务科科长李敬三、总务处处长刘东图等给我开了组织关系、负伤证明等手续，还给了我五块钱河北边区票作路费。我带着回地方从事党的地下斗争的任务，准备回到我阔别五年多的家乡。

大官亭，这是1937年秋天我随军南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也是1941年秋天我受任出发的地方，如今又成了我负伤退伍的地方，我对它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和深厚的感情。大官亭是饶阳县一个大村子，在当时算是最富有最繁华的村镇，大街上净是二层的楼房，有很多买卖门市挂着招牌，街上人来人往很热闹。

再见了，大官亭。我如同离开了母亲温暖的怀抱，离开了哺育我多年的部队，离开了待我如父兄的首长们，离开了相处得像亲兄弟般的战友们，离开了大官亭。

1942年3月的一天，我换好便衣，藏好了组织关系证明。把贺大娘给我的一件黑粗布褂子装在我的粗布大挎包里，从大官亭出发一路往北走。我当通讯员的几年里，早跑熟了这一带的道。躲着敌人的岗楼，起早挂晚步行了三天，回到了我的家。

是个刮着冷风的傍晚，我一进屋，见只有小妹春英在家。几年不见，她长高了，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哥！”就含着泪跑到前院大鸾嫂子家去叫我娘回来。

“娘！”我叫了一声。

娘进门擦着眼泪问我：“孩儿啦，怎么回来啦？”

“娘……我受伤啦！”

我们娘儿仨都流着擦不完的泪水，但都没出声。我的嗓子里拧着疙瘩，看着娘，似水的眼泪在娘更加消瘦的脸上流淌，娘那被风吹乱的头发遮不住她额上更加深密的皱纹。

这些年，娘的心碎了。

“娘，鸿祥呢——我兄弟呢？”我问。

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也当兵去了，你走的第二年去的，也走了好几年了……”

我专注地听着。

娘说：“那孩子走的那年才十五，长得高，穿着你二舅的一件三尺半长的大袄，挺欢喜地跟着人家去了，谁知道我那儿还回来回不来呀？……”娘说不下去了。

我急忙说：“娘，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等打完了仗，把日本鬼子赶跑了，鸿祥也就回来了……”

弟弟参军牺牲

跟我挨肩的弟弟鸿祥，比我小两岁，属猪，长得魁梧英俊。他十多岁时，自个儿去本村小卖部里要了个美国进口的老虎牌煤油包装箱，叫当木匠的邻居张卓大爹改造成一个糖篮子，卖本村农家做的杂拌糖，来贴补家用。

他十四岁时当了我们村的第一任武委会主任，曾带领高阳县大队的抗日干部，在本村的恒利斋小铺里抓了外号“王八官”的地痞汉奸王志修，五花大绑弄出去崩了，给村里除了一害。后来，他又去了高安任（高阳、安新、任丘）扩兵工作团。

1938年腊月，冀中军区到我们村里征兵。那次，村里去了四个，鸿祥和王英、杨乱、苏福全一块儿参军，他们是大年三十走的，去了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在大清河一带。“五一”大扫荡时，鸿祥随部队去了路西。

他们四个，弟弟最小，十五岁，那三人都二十上下。时间不长，苏福全牺牲在十分区，鸿祥1942年牺牲在陕西临潼，时任冀中十分区十七团班长。王英牺牲在易县，比鸿祥还晚点。杨乱后来回了家。

我从1942年春回乡后，即按照党组织安排任村干部。

一天，我们正在村公所里开会，高阳县来人进门说是送宫鸿祥阵亡通知书的，当时我一听见“宫鸿祥”这仨字，一下子就眼发黑差点晕过去了……

兄弟呀！你真的是阵亡啦？咱娘这些年里还在日思夜想苦盼着你回家来呢……

那天，我难过得不敢进家去面对娘，就到村学堂里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哽咽着说给了小妹，她一听就嚎起来了，我也流着泪，嘱咐她家去千万别跟娘说，千万别叫娘看见你嚎红了的眼啊！她抹着泪点着头答应了。可是，那天她没等到散学就跑回家了，进门拽了个被子往炕头里一扎，蒙上脑袋就嚎。我娘进来一见，说：你今个这是怎么啦?……你倒是说话呀！……妹子把被子掩得紧紧的，嚎得更厉害了，她哪敢跟娘搭腔啊！

怕娘承受不住这丧子之痛，我和小妹商定，又嘱咐别人瞒着娘。

日子不多，政府下发了抚恤金，是一百斤小米，我没敢往家弄。后来每季度十来块钱的抚恤金我都给娘攒着，不敢直接给娘，怕她追究我钱是哪来的。就这样瞒了娘好几年。

后来我想，村里出去当兵的人们，是死是活大都有了消息，可弟弟从1938年当兵到1947年土改平分已近十年了。为保佑弟弟的归来，我娘跟着人家去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忌口不吃鸡鸭鱼肉葱蒜等，但终究没有等到弟弟的归来，瞒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我出出进进，犹犹豫豫，看着娘那一双慈祥祈盼的眼睛，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有一天，见娘双手合十，跪在菩萨前又开始祈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回来……”。就着娘的话茬儿，我说:“娘,鸿祥——回——不——来了。”

“你说什么？”娘眼睛直盯着我问。

“鸿祥——阵——亡——了……”我抹着眼泪低声地说。

娘倒下了，一连好几天不吃不喝。

娘的眼泪流干了，娘的嗓子哭哑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雄安文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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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宫纪斋，中学高级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曾在《教育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编撰抗战回忆录《烽烟旧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