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八）

爱海滔滔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作者/宫纪斋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八)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敌人“五一”大扫荡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是我们抗战以来坚持斗争最困难的时期。

进入第七次“强化治安”以来，我们除了钻地道，还在野地里较隐蔽的地方挖了个地窨子。

我们挖的地窨子在村东北“三十亩地”里。

“三十亩地”在潴龙河故道南岸，西良淀村南，石家庄村东北，是当家子雅度叔家的地。地有三十亩，人们就叫它“三十亩地”。地的河沿上长着十几棵大榆树，这里一面是河坡，三面是庄稼地，没道，非常隐蔽。我们在大树荫下挖了个地窨子，有一间屋子大，用来藏身。

我选好这个地理位置后，就叫上了党员赵锡珍、郝同勋，村干部张祥，在庄稼地的掩护下偷偷摸摸地挖，挖了有多半人深的时候，砍了些树框树杈子搭上顶，又弄了些柴禾草搪上，盖上厚厚的土拍实着，把四周的土培成慢坡，再拔了很多草扔到顶上伪装起来。然后把晒干了的柴禾麦秸铺进去就成了。第二年顶上自个儿长了密密一层草。使我们的地窨子更加隐蔽了。其实光靠这个还不行，更主要的是人的保密。凡是进出地窨子的人，大多趁天黑的时候，背着人，不能抽烟，不能箍着白手巾，不能出声响。如果有几个人，就得分散着走，不能同时，也不能直奔，要绕着去。

县委书记周刚、县工会主任苑彩宣、县长刘锡珍、秘书梁福章、丁廷馨之妻小韩，区委书记曹禺等都在里头藏过，平时地边各道口设岗。

我当时是鬼子“清剿”的对象，不怎么在家睡觉，在地窨子过夜，有时还悄悄带上区队干部一块去，如三区区长苑勤，九分区武装宣传队队长兼九分区营长高国贤等都在这里隐蔽过。

我们身上都长了虱子，贴身的衣服脱下来一抖搂，虱子就往下掉。抗战八年，我们没脱了衣裳睡过觉，也没睡过一宿囫囵觉。                           

为了保存实力和百姓利益，我们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有组织、有计划的与敌人斗争，干扰、破坏、拖延鬼子在华北的侵略计划，搞交通战。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四通八达，交通便利，这对敌人的"扫荡"和汽车、坦克的使用非常有利。

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军民自1943年下半年进行了长期的破路、拆城、和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的斗争。

我们的口号是：“破路就是抗日”“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于是破了修，修了再破，这简直就成了群众日常斗争的主要形式。

夜间破路，白天又被鬼子抓去修。党政机关、团体、部队、游击队、村民互相配合，联合统一开展破路竞赛。

有一回，奉上级指示，我亲自带着村里的三十多个青壮年，扛着大掀，天擦黑时出发，一宿跑到一百里外的保定西边去挖火车轨道，我们那时候叫“破击队”，还有“担架队”。

我们还在高阳城东杨屯那个小村安上锅，田群和赵玉山负责做饭，其他人围着高阳城挖大沟，目的是保护我高阳驻军。

还有一次，高阳县三区的人带着队，还有县里的干部，组织了几十个村的青壮年，去徐水破铁路。

我们村我带队，我们村子大，我带去了好几十人。扒枕木，抬铁轨，鬼子发觉后，用机枪扫射，情况非常危险，区、县领导指挥回撤。

我那次穿去的黑粗布薄棉袄，挖铁轨时热了脱了，因急着照看我带去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来回去了三天，回来累得全趴铺了。



高阳县三区设在我们村



鬼子刚来的时候，旧城的岗楼在村东北高阳县第二高小院里。后来在旧城村南头“法国府”附近南海子边上又修了一个大岗楼。新修的岗楼是四方曲尺形，曲尺形的砖墙是实着（zhǎo）儿的，六层楼高,岗楼的起底层有两弓（一弓长五尺二寸）多厚，一律的新砖，都是拆的我们村大地主王道州家的房，还有他家二百多万浮砖也拉去修了岗楼。岗楼修了一年多才完工。

王道州那时候正有钱，新盖的一百多间新房，都是篮砖卧板，120多行高。从高阳出城往东走不远，就能望见石庄村王道州家的一大片高房。

我村派去修旧城岗楼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去，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干活，青壮年不敢去。

岗楼四周挖着又宽又深的大沟，大沟外面是带刺儿的铁丝网，朝北一个吊桥悬在沟上，连通里外。

旧城岗楼平时就有几十个鬼子。

鬼子一出动，一律的马队，前头是汉奸队，后头跟着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剿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闹的村村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守着鬼子的大岗楼子，面对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手无寸铁的百姓们时刻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旧城村郝福顺的儿子在外边当八路军，有一天晚上，郝福顺的儿子摸回家来，看看老人和孩子，说天明之前就走。结果被汉奸报了信，半夜里就被岗楼上掏了去，第二天鬼子就崩了他们父儿俩。郝福顺的脑袋还被砍下来示众，死得很惨。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鬼子对冀中实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三里一碉，五里一堡。我村周边的村子差不多都修上了鬼子的岗楼。南坎苇、出岸、东良淀、百尺、东教台、石氏良村两搭界、贺庄、付家营、李果庄、魏庄都有了鬼子的大岗楼。其中，旧城村的岗楼离我们石家庄村最近，修得最早、最大、最高，是中心岗楼。当时，一出高阳城，二十里外就能望见旧城的岗楼。

可是，尽管离我们村只有二里地的旧城村，就有日本鬼子最高最大的岗楼，可是高阳县三区还是设在了我们村。

那时候，日本鬼子给石家庄村叫石虼蚤（跳蚤，难抓难拿），八路军给石家庄村叫铁家营。说明我们村里有坚强的抗战堡垒——高阳县三区。

我们村历史上土地就多。从村南绕到村东五里外的老潴龙河，形成了沿岸最大的河套，河套里的地又多又好，村里大地主也多，这是当时我们筹办钱粮等抗战物资的有利条件。

当时，我们党的主张是国共合作，实行统一战线，不分阶级、党派、种族、男女老少，全民抗日。我是村里主要干部，就常到各地富家庭去做工作，动员他们捐钱缴纳粮饷等物资支援抗战，给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筹集了大量的军需物品。其中，我跟王汝凯打交道挺多。王汝凯事变前任过保定市军法处处长，听说他在军法处的时候，放过很多捕去的共产党员。之后他当了蠡县、束鹿、深泽、安国等县县长。高蠡暴动时，他任蠡县县长，据说《红旗谱》中王楷第的生活原型就是他。他是个开明的地主豪绅，有爱国之心，不甘当亡国奴。

王汝凯在抗战时期对共产党贡献不小。孟司令（孟庆山）当年带着抗日队伍来到我们村收枪时，王汝凯即把家中的六杆好枪全交了，钱粮等都没少交。有时候村里缺了什么办公用品，我到王汝凯家一说，他就给我一股子笔墨纸张还有算盘等。有一次他特意送给了我一块砚台。他说：“这个砚台是吴佩孚送给我的，我用不着了，给了你使去吧。”那是块长方形的很平常的砚台，背面（底面）还有约三寸直径的一块篆字。我不知道那字写的什么。后来我用那块砚台写过村里的各种账目。

基于上述优势，也因为“灯下黑”，高阳县三区设在了我们村。

高阳县三区建于1938年，区公所就在我们村街里二班里的“仁和堂”。当时村里的大地主王家分为大班、二班两家族。二班大院两层，朝南开的瓦喇门，高台阶，前后院都是四和头的瓦房，中间是穿心屋。

1957年，县三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撤出了我们村。



我熟悉的三区干部有很多，我们在一块吃饭、开会、钻地道、住地窨子、他们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日本鬼子投降前后，党就已经在全县各区各村组织领导成立了剧社，结合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采取多种形式，快速、及时、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

我们三区剧社搞得很有规模。其中，长果庄、高庄的剧团大，不用跟外村搭班合伙，就能唱好多大戏。我们组织的村里剧社人也不少，他们大多演各种短剧、歌舞剧，也演了整出的歌剧《王秀鸾》和《白毛女》。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破除封建迷信，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和生产劳动。为配合党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亲如兄弟的领导们，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志们，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想起他们我就激动不已。他们是我们这个村的骄傲，他们是我们村抗战历史的见证人，我终生怀念着他们。尤其是区委书记曹禺。

曹禺是我刚回乡时的县三区区委书记，西龙化村人。他是我的老上级，比我大四五岁，曹书记人特别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俩情同手足，推心置腹，尤其在工作中，曹书记给了我很大的关心和帮助。那时候，虽然我的党员身份是秘密的，可我的村长职务是公开的。这样我的处境时常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上级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变更我的职务。

一天，曹书记找到我，讲了些附近县区的抗战形势，目前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后说：“天才，你是明着牌的八路，当村长太危险了，一旦走漏了风声，就坏了。咱们得找个村里不显眼的人当村长，你当武会主任吧。”这样我们商量着找了富农出身的人当了村长，当时区里各村的干部都由区委书记任免。1945年，曹书记又通知我当了民政主任。

1942年“五一” 大扫荡以来，他多次在我们挖的地道里，地窨子里，杨舟子家土坯墙里，我家的西跨屋里藏过身，避过险。曹书记沉稳、机智、工作细心，群众工作做得扎实细致，斗争经验丰富。又有文化，领导和组织能力都很强，是我们三区公认的好干部。

1945年，曹书记调保定当了地委书记。听说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整坏了，五十多岁去世。多可惜的一个人哪！

         

县大队安全转移



1942年秋后的一个晚上，高阳县大队一百多人突然来到我村。我们安排县大队住在了王义则家的大院里。

县大队是高阳县党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县大队下设区小队，一个小队有三四十个人。如三区设三小队，四区设四小队。三小队的政委是黄松，队长是韩泥鳅。我村的郝密、宫巨才、王域昌、郝祥都在三小队里。郝同和当过四小队的队长。

头鸡叫，鬼子汉奸突然进了村。

“怎么回事？”带队的王副大队长和三小队指导员黄松警觉起来。他们怀疑是汉奸告了密，县大队才被鬼子包围了，立即下令上房，抄家伙就要打。我说：“不行！不能打，一打就糊了，就报渣了。”我态度坚决，阻止开打，“你们可以做好战斗准备，但要沉住气，看清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再说。”

我们都趴在王义则家的房顶上，大气不喘的观察。原来是过路的鬼子兵，他们由西向东，在我村里穿过。天亮前，鬼子踢踢踏踏地出了我村，奔了出岸。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县大队担心意外，马上转移了。真是险了一险。

那时后敌强我弱，我们的武器不行也很少，不能玩硬的。那一仗要是打了，必败无疑不说，县三区也就在我村里站不住了，老百姓也得吃了苦头，我们石家庄村也就毁了。

那时候八路军没准窝，县大队更没准窝，就适合在运动中打游击战，得个冷不防消灭敌人。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雄安文学编辑部


作者简介：宫纪斋，中学高级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曾在《教育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编撰抗战回忆录《烽烟旧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