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与真实—孙犁“白洋淀系列”小说创作风格探析

花开明媚

      “白洋淀系列”小说是孙犁的前期创作，它以安新白洋淀景美、人美的“水乡文化”为创作背景，以当地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故事为创作素材，展现了军民一家的鱼水情深和同仇敌忾的战斗图景，歌颂了冀中儿女英勇无畏、真诚朴实的革命精神。作为一种“诗性”的表白，它隐匿了战争的“实景”；而作为一种“真实”的阐述，又凸显了人间的“性情”。“诗性”与“真实”作为两种不可分割的元素共同影响着“白洋淀系列”小说的创作风格，也作为一种内化了的创作技巧，探寻着政治与艺术的中间地带。

一、地域遮蔽与政治约束下的“实景”隐匿

所谓“实景”，就是作品所呈现的现实场景，具体到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小说，则是指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和战争实况。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的“实景”本应是枪林弹雨、炮声轰鸣、硝烟弥漫。但这种残酷的战争“实景”却在孙犁的作品中被“艺术化”地“隐匿”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孙犁的‘抗日小说’确实不经常写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小规模的战斗，也避免描写血腥的屠杀”［1］(P40)。孙犁为读者所呈现的多是对一位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的刻画和对一次次神话般战役的描写，借此对“实景”作“伪真实”的叙述，以此完成了对战争的“美化”。笔者把这种“美化”方式分为如下两种类型:

(一)“芦苇长城”庇护下的“无伤亡”战役

《荷花淀》的开篇这样描述:“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2］（P56)而在这“芦苇长城”包围起来的荷花淀里，上演的则是“游戏化”的战斗故事。劳动妇女遭遇日本兵船，被追的几乎要跳河自尽，然而却可以戏剧般地化险为夷，并意外地完成了诱敌深入的光荣使命；驻扎在“去年没有收割的大苇塘”［2］(P143)里的“游击小队”，可以凭借天然的屏障和“小红”的报信，轻松地完成伏击日本粮船的重要任务(《采蒲台》)。由此看来，从《荷花淀》的诱敌深入到《采蒲台》的主动出击，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小说习惯用“芦苇荡”这种具有白洋淀地域特色的天然屏障，巧妙地掩护抗日军民进行的机智斗争，并且几乎场场都是“无伤亡”的全胜战役。

一方面，孙犁对战争“游戏化”的呈现方式无疑为其作品增添了趣味性和传奇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荷花淀》《芦花荡》里所写的战斗，让人感到更像是好玩的游戏：主人公虽一度面临险境，前者中妇女们甚至做好投水自杀的思想准备，但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惊险反成趣味”［3］(P242)；另一方面，孙犁所惯用的“芦苇长城”在凸显白洋淀地域特色的同时，也为情节的推进增添了可行性，为传奇的构想增添了可信度，为其浪漫的诗性书写增添了些许的“现实主义色彩”。尽管《碑》中“惨烈的突围战”和《芦花荡》中“大菱的意外受伤”成为了孙犁笔下“无伤亡”战役模式的个例；透过“鬼子进村后，浅花和村民的遭遇”(《藏》)和“1943年冬季“扫荡”中，杨纯医生和伤员的艰难转移”(《蒿儿梁》)，也能洞悉到敌人的残忍和战争的残酷。但是，孙犁更多地是通过“芦苇荡”“滹沱河”“高粱地”等地理环境特点对战争作了“游戏化”书写，并通过这种书写模式相对淡化了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在遮蔽了战争的血腥场景的同时完成了对“战争”的第一重“美化”。

(二)“战地记者”宣传中的“无冲突”合作

孙犁在“白洋淀系列”小说中选取的视角是多元化的。对于战斗场景的叙述，作者惯用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比如，在《荷花淀》《村落战》等作品中，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从不出现。然而，在其反映抗日军民关系的作品中，孙犁则更愿意用一种“战地记者”的视角——叙述者在故事中往往扮演革命战士、战地记者等角色，通过讲述自己在“地方上”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来呈现主题。一方面，作者有意地将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保持距离，体现一种客观的审视姿态，便于更准确地宣传抗战和革命理念；另一方面，作者又刻意地证明自己在场景中的存在，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渗入到故事情节中去，以歌颂者与见证者甚至是亲历者的多重身份来完成对抗日军民间“无冲突”合作的诗性诠释。

事实上，客观军民间绝对的“无冲突”合作只是一种革命的设想，并不符合实际。透过《藏》中“浅花”的“误解”和《芦苇》中“妇人”的“顾虑”，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孙犁对抗日战争中军民“摩擦”的深切关注。但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孙犁，却在不断地探寻着政治宣传与艺术表达所形成的中间地带，并通过这种独特的“战地记者”视角完成了对“摩擦”的隐匿，以及对“战争”的第二重“美化”。

总之，孙犁在“白洋淀系列”小说中对“实景”的“隐匿”，是一种对地域遮蔽下的“未知”与政治约束下的“禁知”的“隐匿”。它既是孙犁美化“战争”的原因，也是其完成这种“美化”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在其写作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缩写战争、扩写生活，规避冷酷、寻求温情。

二、性别话语与送别模式中的“性”“情”凸显

孙犁笔下的“白洋淀系列”小说是“诗的小说”［4］(P32)，有诗的意境、情调和美感。不论是“月夜织席”的劳动场景，还是“苇塘歼敌”的战斗场面，孙犁都写得诗意盎然。笔者认为，这种“诗意”并非源于作品对“场景”的再现，而是得益于作者对生命的关注——对“人性”的书写和对“情感”的表达。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白洋淀系列”小说中的“性”“情”凸显是通过“性别话语”与“送别模式”两种写作手法来共同完成的。与此同时，在政治约束与革命需求的共同影响下，孙犁的这种创作风格也必然地浸染了一种革命年代的“时代”气息。

(一)“政治话语”规范下的“人性”言说

所谓“人性”言说，是一种在“性别话语”模式下对人物“个性”的展示，孙犁往往将这种展示呈现于人物之间“聚散离合”的情景对话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在呈现政治宣传意味的同时，富有极强的性别色彩，是一种“政治话语体系”内的“性别话语”。其中，有掺杂“政治因素”的“男权”话语，也有赋予“时代特色”的“怨妇”言说。比如，《荷花淀》中水生从军前对妻子的嘱咐，“你要不断地进步，识字，生产”；“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2］(P58)。一方面，展现了水生作为一位“游击组长”内化于心的革命追求；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他作为一位传统农民对妇女“守节”的道德约束。同样，女人在得知水生第一个报名参军后的反应：“你总是很积极的”；“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2］(P57)。一方面，袒露了她作为一位农村妇女对“夫妻别离，鳏寡无助”的抱怨与嗔怒；另一方面，展现了她作为一位时代女性“支持革命、送夫出征”的大度与宽容。除此之外，纯粹的“性别话语”还有很多，作为一种对人物性别意识和农民本性的强化，同样呈现于这种“聚散离合”的情景对话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纯粹的“性别话语”在其后的情节中又导向了对政治的宣传。

由此可见，孙犁是想在遵从政治约束与完成革命需求的前提下挖掘人物的性别“个性”，在广域深沉的乡土大地上展现进步农民的“人性”之美。首先，这种美是一种富于性别“个性”的真实之美，一种男性特有的阳刚之美和女性特有的阴柔之美。这种男性的野性之美确实作为一种乡土文化与女性的传统之美形成一种互文，并在相互映衬中凸显出一种具有性别意识、根植于农村的“真实”的“人”的存在。其次，这种美是一种拥有时代特色的“进步”之美。这种“时代性”——也就是“革命性”“进步性”，既是形成孙犁小说“聚散离合”场景的必然因素，也是在革命年代确保其“人性”言说“合理性”的必要条件。因此，通过一种符合“政治话语体系”规范的“性别话语”呈现，孙犁完成了其对于“人性”的凸显，也实现了其“描写时代风云中坚挺不屈、乐观向上的农民”［5］(P333)的自我选择。

(二)“革命进程”推动中的“真情”涌现

孙犁的小说被誉为“抒情型小说”［6］(P401)，而他所抒之情是崇高的爱“国”之情和质朴的爱“家”之情。“家国同构”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使得爱国与爱家有着本质的联系，而独特的战争背景，又使得前者作为捍卫民族尊严之“大爱”与后者作为悲悯人间亲情之“小爱”得以合二为一。国仇家恨，作为一种动力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保家卫国，作为一种责任实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如果说孙犁对人性之美的歌颂是以战争作为背景的，那么他对世间真情的凸显则是伴随着革命的历程来展现的。而展现的方式则是一种全新的“送别模式”，一种对“妻子送郎上战场”这一经典题材的再创作。

无论是八年前水生与女人的“夫妻话别”，还是八年后妻子撑着“冰床子”“送君出征”，孙犁笔下的“送别模式”都是以满足革命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实现革命的理想为旨归的。这种“送别模式”为我们传达了一个鲜明的主题：牺牲对家人的“小爱”是为了成就对国家的“大爱”，反过来，维护国家的安稳也同样是为了保障家人的幸福。而期间“送别”的过程则是通过人物之间对亲情的呼唤与应答来完成的：女人一再用亲人的需求完成对丈夫的挽留，用“小家”的安稳来完成对丈夫的约束；而男人则是一再用革命的需求来完成对妻子的拒绝，用“大家”的安稳完成对妻子的劝慰。孙犁不断地借用女人之“口”来完成对夫妻情分、父子之情的呼唤，而又不断地通过女人之“德”来完成对送夫从军、保家卫国的奉献。正如杨义所言：“妻子知家庭之‘礼’已经和知时代之‘理’化合为一了。”［7］(P605)水生嫂一句“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2］(P57)足以表露时代的理性之美，伟大的人间理解和温煦的世间真情。最终，革命的事业在亲人的嘱咐中得以前进，人间的真情在革命的历练下得以升华。孙犁用“送别模式”的书写完成了对世间真情的表白，用“革命历程”的推进实现了其人间真爱的涌现。

总之，“白洋淀系列”小说中“人性”的书写是一种政治话语体系规范下的“个性”袒露，而“情感”的表达则是一种革命历程推动中的“人格”呈现。孙犁用“性别话语”与“送别模式”完成了他对“性”“情”的凸显，这种凸显也作为一种内化的写作技巧构成了他的创作风格。

三、“革命现实”与“诗人气质”间的“自我”言说

“白洋淀系列”小说的创作风格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文学评论界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孙犁的创作原则绝非严格的现实主义”［3］(P28)，“对于战争年代的现实遵循的是隐恶扬善、避丑显美的原则”［6］(P29)；另一方面，孙犁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所完成的又是一种遵从革命需要、契合政治氛围的革命文学典范。因此，“白洋淀系列”小说的创作风格很难以“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来做笼统的界定，它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作为一种对“革命现实”的隐匿，孙犁阐述了其理性的批判，作为一种对“诗人气质”的凸显，孙犁袒露了其浪漫的情怀。笔者认为，孙犁的创作是一种“革命现实”与“诗人气质”共同影响下的“自我”言说。

(一)“理性批判”视野下的现实主义

笔者把孙犁小说中对“战争真实”的“隐匿”定义为一种“革命现实主义”色彩的伪装，较之杨义对其基本格调“诗意写实”［7］(P606)的概括，我更愿意认为孙犁的小说是“理性批判”视野下的真实，是作为对“政治语境”“附和”中的真实。

前文曾指出，孙犁通过地域优势与视角选取完成了对“战争”的美化，隐匿了战争中的血腥屠戮和军民间的冲突摩擦。而孙犁对“实景”隐匿的缘由，则是政治氛围和个人阅历的影响所致。简单地说，就是革命形势不让写，生活阅历有限不会写或写不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主流文学基本上形成了以服务政治为旨归，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审美形式的话语规范”［8］。孙犁正是通过其笔下的“无伤亡”战役和“无冲突”合作完成了对政治约束的契合。然而，这种“契合”是一种违心的“趋从”，反映到作品中就是对富有“宣传性”的战斗场景少写或不写，对自己“不熟悉的”战斗过程少提或不提。这种“孙犁式”的战争叙述模式在弥补了其阅历有限，减缓了创作失真的同时，也从另一个层面遮蔽了“政治话语”的宣传性，尊重了“革命场景”的实性。

曾有研究者指出：“孙犁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不是创作方法，而仅仅是一种关怀现实的道德姿态，也就是作家对待现实的伦理态度。我们很容易看到，孙犁的‘现实主义’所表现的，常常是那些趋于理想的美的、善的现实。”［8］因此，孙犁所愿意描绘的是“解放区人民在艰苦环境中乐观、健康、纯洁的人情美、人性美”［5］(P332)，这是他“理性批判”视野下所肯定的真实和所尊重的现实。总之，孙犁所传达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理性批判”视野下的主观选择，隐匿的是战争的“真实性”，凸显的是人间的“真性情”。

(二)“革命军人”立场中的浪漫情怀

首先，孙犁是一位艺术家，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8］。其美学追求和人道主义情怀铸了他的诗人气质，也必然促使他对人的关注、对情的描写、对美的追求。在他看来，革命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创造美的生活、美的心灵与性格;战争不仅仅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是为了唤醒人的真实、人的性别和情感。曾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荷花淀》《嘱咐》等作品：“在诗味的氤氲的境界中，作品介绍的是根据地习见不鲜的题材：妻子送郎上战场。作家的才华在于，他从平凡的题材中呼唤出诗，呼唤出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诗世界。”［7］(P603)由此看来，“诗性”就是“人性”。孙犁前期小说对“诗性”的书写就是对故事中人物“性别意识”和“情感欲求”的书写，而孙犁对“人性”的凸显则是对作者“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另一种表达。

其次，孙犁是一位革命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解放区的政治氛围曾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以服务政治为旨归，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审美形式”［8］的话语规范，在长期的政治学习中逐渐内化为其创作的行为准则。尽管他不断地通过“多余人”的自我定位、“战地记者”的视角选择来完成对革命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逃逸，但“革命军人”的立场却使他不得不收敛自己的主观选择和思想的放纵，而完成向革命文学的靠拢和对政治氛围的契合。因此，正是这种“革命军人”的立场导致了孙犁小说中的“政治性和倾向性”，也构成了对孙犁诗人气质的约束，对其在写作中浪漫情怀的规避。

总之，“白洋淀系列”小说中所呈现的“真实”源于一种被政治氛围规避的诗人气质，其所袒露的“诗性”源于一种被军人身份约束的浪漫情怀。

综上所述，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小说的创作风格是一种“革命现实”与“诗人气质”共同影响下的“自我”言说，是“理性批判”视野下的现实主义与“革命军人”立场中的浪漫情怀的完美结合。这种创作风格作为一种内化了的创作技巧完成了由革命形势和生活阅历共同制约下的“实景”隐匿，实现了政治氛围与诗人气质共同影响下的“性情”凸显。它趋从的是一种政治，呈现的是一种艺术，隐匿的是一种真实，凸显的是一种诗性。孙犁依仗着其文学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探寻着艺术与政治的中间地带，用其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白洋淀系列”小说展开对“诗性”与“真实”的双重书写。

参考文献

［1］郜元宝．孙犁“抗日”小说三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

［2］孙犁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凌焕新．含蓄细致 情真意深——谈《嘱咐》的人情美［A］．孙犁作品评论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5］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稿件来源：《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题图：刘启迪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