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低回 至美玄淡 ——论孙犁的隐逸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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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及其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存在，孙犁既有切实的现实主义追求，又有浪漫主义的特质，还有一种隐逸倾向的存在。作为革命文学中“多余人”[1]1与“陌生人”[2]，孙犁及其创作中的隐逸，主要表现为儒家的独善退守，兼有道家的自然虚静，最后还有佛家的破执空寂。因受时代环境与个性心理等的影响，孙犁从逸到隐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早期主要表现为一种逸，中晚期则渐渐转向隐，最后岁月走向空寂。孙犁的隐逸面向，在其人生及其创作中是有迹可寻的。

一、从逸到隐的时代路径

      早期孙犁作为革命作家主要表现为一种逸，其别树一帜的白洋淀式抗战文学创作，有着朴素明丽且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意的浪漫主义色彩。孙犁的职业从文之路是从抗战开始的，抗战全面爆发前，他本来在安新县同口镇作一个小学教员，静静教书读书。这个小镇就在“北地西湖”白洋淀西南岸边，一派水乡风光，淀阔水淼，芦苇连绵，鱼游鸟飞，很有诗情画意，这些地方风物后来成为孙犁早期创作中的招牌特色。孙犁说，“要不是抗战，我也许一直就在同口镇呆下去”[3]。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局势下，孙犁原来的小书桌已经放不安稳，1938年春天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孙犁从参加革命起就不愿做行政工作，而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投身革命文化工作，从事抗日宣传教育工作与抗日文学创作。孙犁这个时期的处境与状态，可谓是“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4]110。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宽松环境以及人和人之间温馨美好的关系，让孙犁在心甘情愿遵循抗战文学主流话语的同时进行着一种惬意的个性诗意书写，显出一种符合孙犁个性与文学观念的逸性。神圣的抗战时期与月白荷香的白洋淀，几乎成了孙犁终身反顾的理想精神家园。

      抗战胜利后，由于对外的民族战争慢慢转回内部的阶级斗争，孙犁从土地改革时期前后开始，自由书写的畅意渐渐被工作、生活中各种蚀流冲散，正所谓“歌声和回响，将随时代和人们心情的变化而改易”[5]。因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孙犁日益感到苦闷与空虚，“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6]460。孙犁12岁大儿子普的病夭带来的打击以及老父亲去世的家庭变故，明显给以前理想抒写的孙犁带来心神上的现实冲击。特别是1946年6月父亲去世，家庭生活负担真正落到时年33岁的孙犁肩上，“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7]，“过去，我一直像母亲说的，是个‘大松心’”[8]15。更重要是因为工作上的遭遇，孙犁开始生长出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戒惧与文学创作上的苦闷。1947年写的二篇“农村速写”成了批判的靶子，1947年3月的《新安游记》因把新安县的大街方向写错而被认为有违新闻真实性原则；1947年5月的《一别十年同口镇》也因写了“进步了的富农”[9]而被认为不合革命立场，加上本身就是富农家庭出身，孙犁被作为“客里空”的典型受到批判。除了在单位会议上遭受批判，所在中共冀中区的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用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了批判。这使孙犁受到很大的思想震动，在革命队伍里的人际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甚至家庭也受波及，以致如履薄冰。如1947年夏天孙犁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因为不放心父亲新丧后家中老弱，孙犁想要回家看看，但因为其敏感的富农家庭成分遭到了战友王林的阻止。[8]17孙犁此时除了对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不合理之处有不同看法，更对“经过八年的真正血和火的锻炼，农民并不能完全断绝了自私自利”[10]的种种表现感到失望。这在他的系列土改小说中多有表现，张岗贫农组“因为牲口还没分，没确定所有权，人们只知道瞎使，不结记喂饮”[11]；小官亭的“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而负责分浮财的大官亭干部老侯私自侵占一只属于“农民斗争的果实”的精致石猴[12]；大官亭全村眼睛都盯着等待平分的斗争果实，人心很不安定，“谣言和挑拨，偷盗和破坏，消极和怪话在村庄里暗流起来”[13]。土地改革中人的自私自利的表现，给孙犁抗战时期以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印象抹上阴影。不过，在这一时期，孙犁虽然处在各种变化与思虑之中，但仍然保持着他的早年梦想与逸性。

从1949年进天津开始，孙犁日渐表现出由逸转隐的倾向。对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经历与心身状况，孙犁曾写诗精辟地自述：“进城初期，正值壮年，寄食报社，斗室一间。政治斗争，改弦更张，风雨所及，时在文场。生性疏放，不习沉浮，洋场红尘，心气不舒。终于大病，修养海滨”，“一九六六，忽遭大难”，“每念自杀，怯于流血”，“幸遇清明，得庆重生，垂垂老矣，荣辱皆空”，“箪食瓢饮，青灯黄卷，与世无争，与人无憾。文士致命，青眼白眼，闭门谢客，以减过衍”[14]。进城之后，因为家事、工作之累，或身体不好，觉得写作没意思、想去乡下的想法时不时冒出来，这在他与友人的信件中有较多记载。下面只摘选他1949年11月9日到1950年5月16日致康濯信中所记各种状况，如谈家庭时说，“人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家会是多么轻松？家里人冬闲要来”，“忙了一阵”，“我仍住编辑部，以求静养”，“思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意思”[15]。谈创作时说，“创作问题，我很久没想了”，“我之在生活上、人物上，实在是一条小道上来回跑”[16]。谈工作时说，“昨讲一场，卧床一昼夜，尚未能恢复，身体之坏，实在只能用庄子的方法才可以解脱”[17]。谈回乡，“自元旦肚痛以来，时时觉得疲乏，创作意欲总刺激不起来。并且有时竟觉得写这样小文章究竟有什么意思？是否到乡下去？等等”[18]。“我得每天上班。事虽不多，但颇烦累……近日颇有怀乡之思。”[19]除了身心之累与创作之倦所导致的回乡之思，间或遭受体制内的批判与打击，也让孙犁一退再退。孙犁1950年6月创作的小说《婚姻》，因写青年村干部如意在抗战胜利后因抵制村长贱买拆炮楼的砖瓦而遭打击报复的故事，很快遭到上级的批评，并在1950年7月《天津日报》发表《关于对〈一篇农村婚姻问题报告〉的检讨》。这样的遭遇，无疑加重了孙犁的空虚之感。1951年正当孙犁准备访苏之际，《光明日报》发文指责“他的作品，除了《荷花淀》等少数几篇以外”，“在创作上明显地看出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即‘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把正面人物的情感庸俗化”，主张“在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同时，应该将孙犁进行批判。[20]1953年因在讨论七月派诗人鲁藜的会上实话实说，差点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颇受惊吓。1956年心身俱疲大病，避居治疗休养三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孙犁更是被红卫兵批斗、“百般凌辱”，以致“触电自杀，未遂”，先在机关劳动了半年，后又被送到干校劳改一年多[21]，整个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22]200，绝望“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22]198。趋向隐逸的孙犁对于“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的环境有了明确的避害远祸的态度，“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23]

孙犁常常因苦恼于理想不存、现实失望而闭门而隐。1950年3月,孙犁到天津光明影戏院看电影，敏感于电影的“票价五千元”，立即想到当天“棒子面牌价一千四百元”，继而联想到看电影的城里人现在的生活，是电影正片前插播的新闻简报中所拍摄的那些“劳苦的干瘦的”、“对祖国有过重大的贡献的农民是梦也不会梦到的”，由此对新中国成立后城乡的巨大差别感到难过，对那些忽略这些问题的人难以释怀。[24]更让他郁闷的是电影院之外的社会情况，他感到“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人变得很势利，因此“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25]369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后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不断发展，种种势利人事关系让唯美的孙犁在新时期感到难以适应与理解，1982年他在文章中哀叹：“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26]141由此决心将那些虚名势利的人事一概拒之门外，“从今而后，不再为别人作序”[27]；“对别人的称师道友”，也“深拒固闭，严格谢绝”[26]139。对于沽名钓誉、拜金逐利等社会现状，孙犁深感无力改变，只好退居一隅，但是仍然影响到创作的心态。1991年孙犁对比今昔回忆，在“战争时期”，创作“自始至终，是不存在什么顾虑的”，写作状态“一直是良好的，心情是活泼愉快的”；但“目前为文，总是思前想后，顾虑重重”，因为时代变了，理想的文学环境没有了，纯洁为文、为人都很难，创作因可能涉及他人名利而动辄得咎，所以“对写东西，越来越感到困难，没有意思，甚至有些厌倦了。我感到很疲乏”[28]325-326。面对文坛与社会的污泥浊水，孙犁坚定地表示：“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孤处。”[28]3271992年孙犁在给贾平凹的信中谈到当时一些“新潮作家”，一旦“跻身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稍遇挫折，便怨天忧人，甚至撒泼耍赖”，诸如此类的“文坛现状，使我气短，也很想离得远些了”[29]。稍后又因此信中无意引用了一作家的病句而招致对方三年左右的报复辱骂，这种无谓的恶心纠缠使孙犁对文坛现状彻底失望，“每天兀坐在楼台上”，不“想再得到什么”，甚至感叹“早死也是幸运”[30]。1995年决绝地辍笔，一直到2002年逝世，“不再作文，也不再对本地和外地来访者谈文”[31]。这种状态，可谓是由隐逸进入了空寂。

二、心性与身体的个体原因

孙犁的隐逸走向除了上文谈到的外在时代因素，还明显受其心性心理、身体疾病等个体原因影响。孙犁天性内倾，天真、敏感而有点孤僻，加上从小体弱多病，又是家里独子，家人呵护备至，“不为衣食愁，盖家有数十亩田，退有后路”[8]5，成家前后又长期较少为家庭生活琐事操心，使得孙犁一直有点类似出尘书生的文人情调，具有较多逸出生存现状的诗性表现。这一点在抗战年月得到很好发挥，“孙犁参加革命时所身居的晋察冀部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统一战线文化不仅没有及时地为孙犁补上阶级论的政治课，相反还加强了他原有的人性观，这个起点左右了孙犁一生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态度”[1]9。这也是后来他被认为有小资情调，“生活上，花鸟虫鱼；作品里，风花雪月”[32]10而挨批判的个性原因。从孙犁抗战时期以文学诗意抒写现实，到落难苦闷时期以文学来避世消遣，再到暮年最后的弃笔无语，这其中的个体心身原因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第一，赤子心性，喜闻天籁。孙犁本是一个赤子，天性纯真，心地善良，他说“余性憨直，不习伪诈”[33]，“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仍然“惧闻恶声，远离小人”[34]。孙犁把文学创作看得圣洁，认为“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35]242孙犁一辈子保持着纯真的人品与文品，“爱好真的东西，追求美的东西，追求善的东西”，“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35]241在抗日战争时期，抒写战火下的美丽故乡山水田园。1953年在讨论会上，天真地为已经定为“胡风分子”的七月派诗人鲁藜“说了不少好话”，险些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36]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风浪里，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孙犁始终守持自己的道德良知，从没有对朋友和同志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孙犁内心有着儿童式的天真，热爱乡土自然，留下很多书写童年与故乡的诗意文字。在孙犁的笔下，童年“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37]148-149。1956年完成的《铁木前传》的创作，就起因于进城之后人际关系日益不纯的苦恼，回忆过去北方农村的人情与人性美，被认为是“一首献给乡土、父老和童年等的歌”[38]。孙犁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情感的体现。”[25]368孙犁每遭苦闷困厄，就想到朋友，就想到童年，就想到回乡。1972年春天，因“文化大革命”而十分抑郁的孙犁回到滹沱河旁边的故乡，此次回乡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病愈和平复”[39]155。孙犁回到村野田原，“又听到了那些小鸟叫；又听到了那些草虫叫；又在柳林里捡到了鸡腿蘑菇；又看到了那些黄色紫色的野花”[39]156。正是这样回到故乡山水自然中的山林之隐式的生活，使得经历求死之痛苦打击后的孙犁又慢慢恢复了过来。孙犁在晚年，写了不少“童年漫忆”和“乡里旧闻”式的文章，追忆自己的故乡和童年，常常在述写时世艰难的同时流露出一种逸性与诗意。如写生活朝不保夕、仅仅靠到集市上帮人家切肉卖以挣顿饱酒饭吃的“飞刀刘四”，“在一层层顾客的包围下，顾盼神飞，谈笑自若”；有空时就“坐在他家那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让人听得很是入迷；以致孙犁遐想：“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40]。再如写在家乡每年粮食很缺的春季，“为饥饿驱使”“漫天漫野跑着”寻挖野菜的孩子们，童年的他们虽然“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因为“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之苦。[41]在孙犁的作品里，这样苦难中的生命诗意描写很多，体现着孙犁挥之不去的童年及乡土记忆，正所谓“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42]。孙犁晚年住在城市，隐然楼居，怀念乡音，以致“很爱听鸡叫”，以为“在这昼夜喧嚣，人海如潮的大城市，能听到这种富有天籁情趣的声音，是难得的享受”，唤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43]

第二，敏感孤僻，戒惧封闭。孙犁本就具有敏感内倾的性格，一生经历的变化莫测时局更是常使他带着戒惧的心理，一辈子喜欢安静独处，他曾说：“我最怕嘈杂，喜欢安静。”[44]258早年在育德中学读书是青灯黄卷，毕业后孤身到北平流浪、谋事，再回同口镇教书也是一人、“一板床”、“一柳条箱”、“一破桌”[45]，参加革命更是只身离家四处奔波，解放后进城之初妻儿家人还在老家，加上由于孙犁不喜交际，常常独处，所以虽已进城，但形同隐居。孙犁不爱参加各种交际，与人来往也很是疏淡，自己曾说：“余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挈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46]就算是与家人同住也觉扰他安宁，1949年进城后因为嫌吵怕麻烦，也只是接了家人来短暂同住，“老婆孩子来了，这出戏也算唱过了，过了端阳节，就把他们送回去。主要是独身惯了，偶尔来同居几天，长了就麻烦得很”[47]。长女曾为从天津调往石家庄棉纺一厂工作而哭泣，而孙犁却觉得“此后天津少了一个牵累”，对他“颇有帮助”[48]。1976年来看父亲的大女儿要被孙犁儿子接过去住几天的时候，孙犁却对女儿当面说正好可以让“父安静安静”，以致“女不欢”。[49]对于孙犁“长期与社会不直接发生关系”以致“有关孙犁的社会活动记载几近空白”的情况，其女儿孙晓玲回忆说，他“不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参加名目繁多的活动，不接受各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的采访”，甚至“连所住的大门都不迈出”，“十几年间，老人家只迈出过大门一次——回访专程来看望他的丁玲。自喻为“自织罗网的蜘蛛”，“面壁南窗，展吐余丝”[50]。晚年孙犁自己曾感叹前半生过的是类似于有着“四大皆空的皈依”的“云游的生活”，后半生虽然“返回人间世俗”，住在城市人海之中，但“一把锁把我的心紧紧锁起，使它同以往的大自然，大自由，大自在，都断绝了关系”[51]。对于孙犁的思想性格特点，舒乙说，“很像一座浮出海面的冰山”[52]。孙犁其实对自己的性格与对时代环境的封闭态度有着清楚的认识，1978年曾借赵树理谈了自己对当时处境与状态的想法，他说全国胜利后，“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不管“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都“有些不适应”，所以“兢兢业业，唯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4]1111980年孙犁又直接说，从“四十年代初期”起，因为“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所以“在文字上是很敏感的”，吸取教训,“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以致“写文章是兢兢业业”，养成了“谨小慎微”地“推敲自己的作品”的习惯；并且自己特意举了一个“写文章，应该谨慎”的例子，提到“前些日子我给从维熙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那么一段”在“写完之后，我觉得这段不妥当，就把它剪了下来”[53]。除了认真之外，孙犁几乎长期处于一种戒惧之中，有学者指出：“实际上，1949年后文艺界一连串的批判运动已使具有敏感、柔弱气质的孙犁成了惊弓之鸟。”[54]孙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使是避居家中，类似于白居易书信所写的那样“杜门隐几，块然自居，木形灰心，动逾旬月”地包装、修理、阅读古籍，也无法摆脱“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的失望迷茫与敏感惊惧[55]，时觉“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56]。即使“文化大革命”之后，也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状态。1990年他曾谈到自己面对身外令人气愤之事时的态度，“我如果是一条鱼，看见有人把水搅浑了，我就赶紧躲开，游到远处去。如果躲不开，我就钻到泥里草里去。不然就有可能被钓住，穿在柳条上，有被出卖的危险。”[57]他也曾坦承原因，“在风雨飘摇中，我度过了半个世纪。风吹草动，草木皆兵”，以致“我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58]由于经历世事动荡之苦，加上他喜独的性格，孙犁走向退隐可以说毫不奇怪。孙犁自己曾说，“我的惰性大，如果不是迫于形势，我会为自己画地为牢，在那里站着死去的。”[59]

第三，柔弱多病，忧虑多思。孙犁出生时因母亲无奶水而吃干馒头做的糊糊，先天不足，后天清苦，自幼体弱多病，如其中有一种“惊风疾”，直到12岁才治愈。1927年14岁的孙犁考入育德中学之后，“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44]253。高中毕业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十来年，因进入青年阶段，孙犁的身体有所好转，病得稍少。从1940年后期开始，疾病又慢慢增多，一直到最后去世，都是如此。以致有学者专门研究孙犁的病。长期体弱多病，特别是其后患神经衰弱，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是抑郁症[60]，这明显影响到孙犁的心理与性格，“使他在神经和心理方面变得敏感起来”，变得“比较内向，遇事较易‘退缩’”，生活中“比别人更易‘多愁善感’”[61]。身体不佳加上各种坎坷打击，使得孙犁一生伴随或轻或重的焦虑愁思，并体现在其生活、工作与创作中，特别是抗战之后。对此，孙犁自己颇多记载，1946年就曾记叙头一年从延安回到冀中后精神与身体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这是很不应该的，因此也就越痛苦”；又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6]459-460在随后的土改运动中，孙犁因为“客里空”事件受到批判，又对现实中一些不合理现象产生疑虑，思想压力很大，身体“日渐衰弱”，所以想借1948年9月到深县工作的机会“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以期对身体有些好处。[62]孙犁回忆，也正是在深县的时候，一天无意中在朋友家楼梯“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我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孙犁“第一次发见自己的病症”的时候，当时整个人“已近于身心交瘁状态”。[63]当时，孙犁35岁，身体病弱的严重程度，已经使得一个把写作看成生命的作家决定要放弃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在1950年一年的书信中更是隔三岔五地记录：“力竭声嘶”而“卧床一昼夜，尚未能恢复”[17]；“突患腹痛，未得畅谈与从游”[64]；“上吐下泄，弄得寸步难行”[65]；“又患赤痢一周”，“经此削伐，已显大疲”[66]等生病情况多次。1953年因在会上为七月派诗人鲁藜说好话而鲁藜却被公安局抓走，孙犁“受了很大刺激”，担心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焦虑，“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36]孙犁频繁地生病，不仅使他深居简出，甚至有很多时候因病成隐，而且还影响到他的创作情绪、写作的进度与作品的设计，如1956年发大病时，他的《铁木前传》刚好写到第十九节，似乎暗合了孙犁的生病，在这一节孙犁设计了九儿与父亲谈“不舒服”“累”“身体不大结实”“咳嗽”等身体状况的对话[37]148；并且整个小说在第二十节戛然结束，第二十节也只有简短二段文字。对此，孙犁自己曾说“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跌了一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32]9；另外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小满儿在人前也显现出类似作者的孤独多思、压抑迷茫等特点。除了生病，当时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也让敏感的孙犁觉察到其个性化的写作估计难以为继，不如因病停笔退隐。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孙犁1956年大病搁笔时的特别感受：“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的很。”[67]孙犁“晚年是忧郁的”[68]173，是多病的，1993年做了一个胃部大手术，最后5年卧病在床，其他时间各种病况不可胜数。孙犁对于世事更是睿智的，他曾经借用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给人题赠，其中诗句“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与“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68]175，可以说描绘出一副独特的孙犁山水隐居养病读书图，几乎可以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69]媲美，诗句较好地说出了他自身的状况以及他对于身体、人事与文学的态度。

三、纵情逸书与杜门记隐

早期孙犁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积极参与抗战时期文艺工作，常常以一种优美的话语来讲叙抗战故事，作品里天然地流淌着浪漫主义的因素，表现出一种与主流创作不同的审美旨趣，散发出一种超越现实具体目标的诗意，有一种战中取静的逸性。抗日战争时期一直被孙犁视为一种主客观都非常理想的创作环境，“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70]此时创作，孙犁一方面注意关注现实，关注“民主和抗战”[71]219，“表现新的生活”；一方面强调发扬理想，认为“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闪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72]341，“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72]342，主张“在作品里展示明天，使人充满对生活的爱，对未来的想望”[71]221。他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35]241他的“荷花淀”式的抗战小说也由此而产生，在《荷花淀》《麦收》《芦花荡》《蒿儿梁》等抗战小说中，荷花淀、麦子地、芦苇荡、山村景物等，在孙犁的笔下无不散发出战争状态下的乡村诗意。正因为对理想之美的自觉追求，使得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在现实主义的底子上有了新质的生发，“五四”以来对国民性的批判和人生苦痛的揭示，到孙犁这里转变成人景俱美的诗意抒写。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式图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难得的接续传统的田园乌托邦，“在这河北省的平原，有这样一个大水淀，环绕着水淀有一条宽堤，春夏两季有个西湖的颜面。荷花淀的荷花，看不到边，驾一只小船驶到中间，便像入了桃源”，在日本人来之前的千百年，这一带就是安宁美好的“水乡南国”。[73]他家乡水波淼淼的白洋淀、风生水起的芦花荡、自在奔流的滹沱河等极富诗情画意的自然风物构成其小说的山水田园特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经典画面。他笔下的“自然界给战斗的人们种种便利，种种安慰”[71]142，战争背景下的优美自然与美好人性的描写，成为孙犁抗日创作中诗意形成的路径，“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在孙犁眼里达到了一种“美好的极致”[35]241。孙犁说：“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74]孙犁及其抗日战争时期之下的创作，有一种既源于内部独特人格又得于外部理想环境的可遇不可求的逸性。

如果说早期孙犁是在理想环境中表现出参与情怀与天然逸性，那么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因为客观环境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孙犁慢慢出现苦闷不适，努力退避混乱喧嚣，从跋涉在战斗的山野转向困居于城市的书斋，但是又无奈于城市的嘈杂，所以常生山林之思，“身处人海之中，心想山林之美”。孙犁认为“人类是从山林里发源的，带有喜爱自然的天性”[75]，他始终喜爱自然，追求自在的状态，而实际时觉困处现实，以致“山林之想，无时不萦于怀”[76]。孙犁在中后期明确疏离政治，反感社会市侩化，日益走向隐逸。一旦孤身退隐也求之不得，甚至不惜一死。“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犁遭受批斗凌辱，令其不得安生，孙犁在批斗之初曾触电自裁，后来身处极度困境时仍常存此念，但终于还是活下来了。在平常的时代，孙犁避世的主要方式是写作。孙犁曾说，除了“修补旧书，擦抹小玩意”[32]11，写作是他“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在春节、假日、深夜”里创作。[32]10“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心谨慎、清静避世的孙犁，还是遭到批判，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创作自由，对此，他说：“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32]11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苦闷的一个时期，孙犁夜里“听着风声雨声，说梦话做恶梦，大喊大叫”，甚至达到“比他自杀更可怕些，也更可悲哀些”的“灵魂沉落”到麻木的地步，“他不再去追悔，也不再去希望，他不再读书，当然更不再写作”，“只有在梦里，他才好像清醒着，在白天，他是麻木不仁的”。[77]1970年孙犁“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78]，面对“荆棘满路，犬吠狼嗥”，只能“日暮孤行”[79]，避世远祸于斗室，“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考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偶尔练练书法，借此“消磨时日，排遣积郁”。[78]这成为特殊时代他在文学创作之外的第二种避世方式。孙犁本来爱读书买书，在进城之后有了固定工资，特别是1954年有了稿费之后，更是有意识参照《鲁迅日记》所记书账中的书目“追步先贤，按图索骥”，利用各种机会购置了大量古籍，“以致汗牛充栋”。[80]“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先被批斗，后又被下放干校劳动，家中书画器皿数度被抄，直到1970年被“解放”后，1972年幸存部分才得以发还。此时，孙犁虽“搬回原住处，然身处逆境”，于是“闭户整书，以俟天命”[81]，在陋室中包装、修理旧籍，常常陷入“一人在室，高烛并肩，庭院无声”[82]，“只闻壶水沸声，其他情景，不可知”[83]的物我两忘状态。孙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隐居选择，有其所处环境的无奈，在那个“严霜所加，百花凋零”[84]的非常年代，孙犁“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78]，只是断断续续包装“修整了很多残书”[85]，零零散散在书衣上写几句潜隐式的感想，真所谓“能安身心，其惟书乎！”[86]孙犁曾自比“两角钱小书，裹于群籍之内，遭逢非常……独能完整，并免污损。此何故欤？一以其体微而薄，得不触硬利；二以其偏僻，不为流俗所注目。故能全其体，保其洁也”[87]，形象地寄寓了他乱世隐居的状态与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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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题图：白云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