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石窟长廊——中国石窟群

无边无际的

石窟分布图

  最早的石窟是在印度。在古老的印度石窟前，我仔细寻觅佛教渊源的蛛丝马迹，与我走过的许多中国的佛教石窟相比，它们简直就是“平民窟”，其中的意义十分明了：它的平民性更加突出，更加彰显了未来世界的美妙，使人禁不住忘却了此生的痛苦。一开始，这些固定的石窟就成为人们心灵的栖所，人们走进去，又走出来，使佛教深入到了更广大的地方。

在印度，早期的佛教造像只雕塑佛座、佛发、佛足和菩提树来表现佛或佛说法的场景。这种间接明快的形式，只显现了佛的存在和佛的睿智。最早的石窟是比哈尔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尔石窟群，开凿年代约在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代。佛寺建筑皆为木构茅棚，石窟为仿木构形制。它的凿石技术和精心修饰代表着印度石窟艺术传统的开端，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石窟。经过逐步发展，石窟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两类主要形制：佛殿或经堂式石窟，为僧徒们提供了静思修行的场所，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使佛与僧徒有了一个近在咫尺的交流，感悟可以面对面的互相传递。佛寺或僧房式石窟为僧徒住所，虔诚的心跳与佛的塑像合二为一。在这里，多数重要石窟都兼有佛殿和僧房两种形制。

  从现存早期佛教石窟中，最早的佛殿式石窟以位于孟买东南的巴查石窟为主要代表。该窟既有佛殿也有僧房，约凿于前2世纪初。殿堂上承茅棚式拱顶；殿堂终端呈半圆形，正中立佛塔。佛塔的位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心灵中，都趋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以突出神圣感。门面凿出窗露台等，结构仍沿袭木构寺庙。就是这些窗和台，透露了一个信息：佛的出世与入世。到公元1世纪前后，逐渐抛弃仿木结构而自成一体，其杰出代表就是卡尔利石窟的大佛殿。佛的世界毕竟是人们精神的栖所，而这个栖所的独特性，也就是佛的世界的魅力，佛窟结构的改变，是人们更加接近佛的世界的要求。卡尔利石窟位于孟买东南，大佛殿由中堂和两侧堂组成，以列柱间隔，两边列柱。门面为石刻结构。门前立双石柱，莲花形柱头上刻四狮连体并立像。大门与殿堂之间为门廊，三面遍布浮雕，装饰极为富丽精美。这些用大量物质财富创造的佛陀氛围和佛陀形象，是人们憧憬未来的素材，而这种追求的坚韧不拔，才是推动佛教传播的动力所在。

      

正因为佛教切中了人们内心的精神需求，佛教之风才吹向亚洲各地。但东南亚开凿石窟甚少，继承石窟艺术传统的只有阿富汗和中国的佛教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等地的石窟汇聚了印度石窟建筑和犍陀罗艺术的成果，将石窟和巨型造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佛的高大，真正立于了天地之间和人们的心灵之中。
　　丝绸之路冲破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当这条最初的商路连通了阿富汗的巴米扬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印度、西亚与中亚的文化在这里交会碰撞。佛教，很快就融入了这巨大的文化交流的洪流中，产生了著名的巴米扬石窟。巴米扬石窟拥有两项世界之最，巴米扬石窟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扬大佛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立式佛像。大唐高僧玄奘漫漫西行之路没有错过这里，他的《大唐西域记》曾经描述了这里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可惜，现存的巴米扬石窟已是满目疮痍，与玄奘的描述有天壤之别。

  佛教经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是佛教东传过程中的必由之地，我国古代西域的石窟，诸如龟兹石窟等与巴米扬石窟的开凿均在这一道路上。可见，佛教的传播，呈现出的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发散状态。从接受佛教的那一刻开始，佛对于人们来说，位于一条救世之路的终点，是遥远的“佛国”的中心，而寺院或石窟则是通向这佛国的唯一通道。

  因而，古代的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地区，石窟的开凿很是盛行。分布在这一地区的石窟约始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在南疆的库车，以至东疆的吐鲁番一带，我走过的许多峡谷，那里多有洞窟。从周围的环境来看，宁静而幽雅，恍若世外桃源。这从根本上体现了佛国的核心 宁静。 新疆石窟雕刻多为彩塑，也有木雕和个别石雕。壁画艺术在新疆石窟中占有突出地位，壁画的绘法，采用古代西域流行的晕染法，即凹凸法，结合“铁线描”式的轮廓勾勒。

克孜尔石窟是个典范。它始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于8世纪后逐渐被废弃，石窟群分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绵延3公里，现已编号的洞窟有251个，内存壁画约1万平方米，多描绘小乘佛教内容；泥塑若干具，其新1窟内1尊佛像高6米多，是龟兹石窟中现存最大的塑像。除了宗教内容以外，还有许多表现耕种、狩猎、商旅来往、音乐舞蹈和民族风貌的画面。这些改变，是佛教民族化、地域化的表现，促发了中国石窟艺术龟兹模式的形成。

      印度孔雀王朝开始，佛教传播的洪流便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蔓延。南传佛教主要影响了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地。北传佛教又分为两支，一支从印度抵达西域，在汉朝时传入中国，称为汉传佛教。另外一支则主要在西藏地区传播，称为藏传佛教。而从西域到达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佛教传播又称为佛教的东传。这条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融合的佛教传播之路，浸染了民族文化的色彩，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条传播线路上的众多石窟，不仅是佛教史上的奇葩，更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构筑了佛教传播的路标。

  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先生认为，佛教，是外来教，初入中国时“大受排斥”，曾先后出现过“佛儒之争”、“华戎之争”、“佛道之争”、“黑白之争”、“神灭与神不灭”之争等一系列矛盾。但佛教极力将其思想与儒家思想、玄学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因而，在佛教的东渐过程中，它还有一个“入乡随俗”的嬗变。

我一直把甘肃的河西走廊称之为“东方走廊”，因为它所呈现的是整个东方文化的背景，且不说古代丝绸之路所创造的辉煌，仅仅是佛教的传播，这里就可以展开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

古代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它最早接触并吸纳了中原文化，又与西域游牧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在这样的地理文化背景之中，佛教的进入必将会产生历史性的变革与辉煌。的确，凉州不负众望。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鸠摩罗什、玄奘、萨班、八思巴等一批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五凉时期，凉州聚集了一批修建佛窟的能工巧匠，他们逐渐走向河西，走向全国。凉州僧人昙曜更在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之后，东下大同，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并为龙门石窟的开凿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
　　占有天时地利，凉州一度成为北中国佛教文化中心。这是与一大批佛教文化名人开坛讲经、翻译著述、兴建寺塔、开凿佛窟等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是由凉州宽松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的，且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天梯山石窟是个例证，它被后人誉为“中国石窟寺的鼻祖”。考古专家宿白先生在考察了天梯山石窟后认为：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在风格上都可称之为“凉州模式”，而凉州模式的代表则是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50公里处的中路乡灯山村，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天梯山山峰巍峨，山有石阶，拾级而上，道路崎岖，形如悬梯，故称天梯山。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脚下碧波荡漾，薄云缠绕其身，构成了一幅山、水、佛、云浑然一体的壮观奇景。
　　天梯山石窟建成后，世人仿此陆续开凿了金塔寺、马蹄寺、文殊山、榆林窟等。后来，北魏在大同开凿云冈石窟时，主持人也是凉州僧人昙曜，所用能工巧匠大都是凉州人。
      在凉州的辐射作用下，河西走廊简直就是一个石窟走廊。从西到东，有五个庙石窟、敦煌西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昌马石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等等，等等。这些密集的石窟群，一一进入它们，我们画出的一条佛教传播中承前启后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