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淀群水资源治理开发的历史考察

说一是一

白洋淀淀群属大清河流域，现有143个淀泊，总面积约为366平方公里[1]1，是雄安新区重要的自然资源，分属安新县、雄县、任丘市、容城县、高阳县五县，其主体在安新县境内。在众多水淀中，白洋淀面积最大，因而成为此地淀群的地理代表，有“北方明珠”“北地西湖”“北国江南”“华北之肾”的美誉。白洋淀淀群既承接上游潴龙河、唐河等河流的来水，起到缓解迟滞洪水、调节流域河流径流量的作用，又维持着淀内的生态平衡，因而对当地地理环境至关重要[2]179。

本研究从以白洋淀为代表的143个大小不同的淀泊群入手，围绕历史时期的白洋淀淀群而展开。关于白洋淀淀群水资源利用的研究，学界已经在相关研究中触及①，但只是附带性的，缺乏把白洋淀淀群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从地理与生态的角度，进行长时段历时态、系统性的探讨，存在着不完整、零散、偏向性的缺憾，无法从整体上对白洋淀淀群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进行一个系统的把握。本文旨在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宋代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白洋淀水域的开发利用进行梳理，以期考察不同时期人类对其改造、开发和利用的历史，并对其在各个时期中所起作用进行重点探究，抛砖引玉，为雄安新区新时期地理环境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白洋淀水系古已有之，但根据已有文献资料与考古研究，历史上总体对白洋淀水域进行改造利用，则应始于北宋时期。因此，本研究在时间范围上，主要对从北宋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白洋淀淀群的开发利用进行梳理与阐述。

一、利用塘泺，建立军事防御体系

白洋淀淀群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汉代，《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史料中有很多关于白洋淀区域古代湖淀的记载，如大埿淀、小埿淀、狐狸淀、阳城淀等。唐代这里的洼淀相连，《新唐书》中有“开元十三年，更有九十九淀”[3]1021的记载，“九十九”应是泛指，并非确切数目，而是所指数目众多，但已经显示出当时白洋淀塘泊的大致规模。

北宋时期，首次出现了“白羊淀”之名，“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畴淀、白羊淀一水，横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4]2358-2359石超艺认为此地域为巨型的塘泺带[5]276，塘泺“系卑下之地潴水所成者”[6]282

宋代是人为经营、利用白洋淀淀群的重要时期。雍熙三年（986年），北宋借着辽景宗耶律贤去世的契机，三路大军北伐，却以失败告终。雍熙北伐失利后，北宋对辽的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而辽国则转入反攻，不断南下扰边，“即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7]398。“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7]399由于“自十六州既割之后，山险皆为敌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以据守矣”[8]937，宋人在河北沿边一带没有天然屏障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沿边多河多湖的自然条件，以水设防，设险固塞，阻止辽兵南侵。

最早明确提议利用地势、以水御敌的是宋太宗时期的边臣何承矩。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阪泽之地潴水塞”[9]135。何承矩提出“若于顺安砦（位于今安新县）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可以遏敌骑之奔轶”[4]9328。并进一步给皇帝上疏：“今顺安（军名，宋初位于今安新县，后移治高阳县）西至西山，地虽数军，路才百里，纵有丘陵冈阜，亦多川渎泉源，因而广之，制为塘埭，自可息边患矣。”[4]9330这个建议提出后，在当时虽有不同意见，但最终被实施，并贯穿于北宋结束。直到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还诏谕边臣“比者契丹出没不常……惟是塘水，实为碍塞，卿等当体朕意，协力增修，自非地势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广，用谨边防。盖功利在目前而不为，良可惜也。”[4]3363

在塘泺的建设中，宋人修建了堤堰、沟渠、斗门等设施，把淀泊、河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水域网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开挖管道、疏通河道，使之与各个淀泊相通，根据需要扩大或缩小塘泺的面积、深度等。一是汇集上游诸水入淀，扩大贮水量。“相度地形，众流所会，开为塘泊”[10]61。“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胡卢、永济等河，皆汇于塘”[4]2359。宝元年间，葛怀敏任职雄州时则“测知其广深，乃用界河水注之，塘蚨复如故”[11]3793。庆历年间，知屯田事杨怀敏将不通畅的河道“复通之，令注白洋淀”[11]3793。熙宁年间“又开徐村、柳庄等泺，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源，东合滹沲、漳、淇、易、涞等水下并大河”[9]135，通过上游合流，引黄河水入淀，增加储水量。经过治理，包括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在内诸塘淀连成一片，形成了“横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4]2358-2359的水域网络。

对这一宏大的工程，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均有管理责任，“而以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4］2358负总责，并绘制地图、制定章程来加强管理。如宋太宗时期，“太宗以为渠田之设制胡马之长技，又以安抚司专制置缘边浚陂塘筑堤道，为条式画图以付边郡屯田司。”[12]卷十六上真宗时期，顺安、静戎军又上《营田河道图》给皇帝参阅[11]1234。具体管理上，对保持塘泊的储水量有严格的规定，“其制曰：若干地浅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错如绣。是谓深不可度马，浅不可载舟也”[13]392，“随滕四面穿沟渠，纵横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两沟间犀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4]2360。在塘中“立木为水则，以限盈缩”[11]2761，疏通与引水成为管理塘泊的日常事务。

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建设，北宋河北沿边一带塘泊的规模逐渐扩大，“东西长六百余里，南北阔至二十余里，狭亦七八里，周回二千余里，深亦有数丈处”[10]61，“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4]2359，“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9]135，实现了“今用地阵而设险，以水泉而做固，建设陂塘，绵亘沧海”[4]9330的目的。此举有效地限隔与迟滞了契丹军队的进攻，“虽有劲兵，不能度也”[4]2359。以白洋淀区域为例，北宋大臣富弼曾说：“景德前，二州（雄州、霸州）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厥后开道不已，二塘相连。虽不甚浩渺，而贼路亦少梗矣。……少以兵控扼之，则敌骑无以过矣”[11]3648。

北宋沿边塘泊的存在，也限制了契丹进攻的时间。沿边塘泊水盛季节，契丹大部队无法穿越，只好选择在天寒水面结冰或枯水季节进攻。据高泽恩统计，宋在端拱元年到至道元年（988-995年）年间，契丹五次入侵，三次在结冰的冬季，一次夏初，一次秋季，宋军五战三胜；咸平二年到景德元年（999-1004年）契丹六次入侵，三次冬季，春、夏、秋各一，宋军六战四胜[14]152。对于沿边塘泊的军事作用，宋人张方平曾总结说：“臣顷年奉使，见北边塘水渺渺如江湖，间有浅深，舟车皆不可渡，盖占北疆三分之二。敌心依依，南望而踟蹰，抑知此之为惮也。国家与北通且四十年，所以经画御备，兹实功利之大者”，[15]323可谓不虚。

经过宋人持续的经营与建设，河北沿边一带的塘泊、河流、屯田等水域联络在一起，形成了河北平原上的一道水上长城，由此成为了北宋军事防御体系的一道重要屏障。

金、元至明清时期，雄安一带不再是军事前沿地区，白洋淀塘泺也由此失去了其军事作用，转为单纯筑堤屯田，利用白洋淀淀群水域进行农业开发。

二、引水修堤屯田，发展农业生产

据文献记载，白洋淀淀群较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开发，可追溯至唐代。据《新唐书》载：“武德五年分鄚置。有通利渠，开元四年，（任丘）令鱼思贤开，以泄陂淀，自县南五里至城西北入滱，得地二百余顷。”[16]1021至宋，宋人一方面利用白洋淀淀群水域进行军事防御，一方面修堤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明代白洋淀有一个短暂的收缩期[17]33，明后期及清代白洋淀淀群水量丰盈，该区域的屯田及农业生产由此蓬勃发展。

北宋在白洋淀淀群进行屯田，是出于军事要求与经济发展的双重考虑。首先，设置屯田，使其与原有塘淀河流结合起来，可有效迟滞阻隔契丹骑兵的进攻。其作用，正如宋人王临所言：“保州塘泺以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18]144。宋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后，北宋政府丝毫不敢放松对契丹的防御，但又要遵守盟约，因此，改造淀泊水网，防御契丹的工程不便于公开进行，于是以屯田的名义继续展开。其次，屯田收入可就近解决驻兵的军需供养。由于北宋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十分紧张，而河北处于对契丹防御的前线地区，驻兵庞大，军费开支也数额惊人，仁宗时期，包拯“奉勑差往河北提举计置斛斗”，上奏曰：“缘河北军粮支用浩瀚，每月约支五十万石，一年约支七百万石，或缓急添屯军马，所费转多”[19]177。为了解决粮饷问题，北宋沿袭前代的办法，因势利导，进行屯田。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端拱元年（988年），沧州知节度副使何承矩向宋太宗提出屯田建议：“若于顺安寨西开易河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泽，可以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骑奔轶”[20]7631。“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于是“请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宋太宗接纳建议，“以何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段从古同掌其事，以黄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11]747同时，根据白洋淀区域的地形特点，进行分类处理，地势高的地方用灌溉工具引水，“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4]2360；地势低乃筑堤储水，“时岁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拥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11]2887。因是塘泺屯田，在作物的选择上，以种稻为主，“初年种稻，值霜不成，（黄）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4]4264其后屯田便在白洋淀淀群展开。

同时，北宋朝廷在沿边州军设置了屯田司或屯田务，由各知州、知军或转运使兼任屯田使，管理屯田事务。澶渊之盟后，于景德二年（1005年）下诏“定、保、雄、莫、霸等州，顺安、平戎、信安等军知州军并兼制置本州屯田事，旧兼使者仍旧。”[20]6030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又规定“河北转运使自今并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11]2924。河北屯田司置屯田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凡塘泊以时增减，堤堰以时修葺”[4]3863。

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北宋在白洋淀区域的屯田有了显著的成效，“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七里，悉为稻田，莞蒲蚌蛤，民受其利”[18]8576，不仅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关南诸泊悉壅阗，即播为稻田”[4]9328，“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且产量也有提高，天禧末年，白洋淀区域屯田的粮食收成占河北屯田的大多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4]4266。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18]165白洋淀区域成为北宋河北路重要的产粮区。

金元时期，由于气候变化，加上北方战事频繁，白洋淀淀群一些堤堰年久失修，一些淀泊或淤积或干涸。宋代已有白洋淀干淀记载，“自熙宁七年夏中，其边吴、宜子二淀积水并已干涸”[20]7635。元代，白洋淀泊群中有的淀泊面积有所收缩，据《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粮料淀。回淀。其水东西二十七里，南北八里，约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沿塘岸行，其水最为狭浅。”[21]36明代前期由于对白洋淀淀群管理不周，疏通不及时，大量淀塘被淤平，自然灾害频发。弘治元年（1488年），白洋淀淀群中有的淀泊已干淀成牧场，“地可耕而食，故四围徵粮，中俱系牧马场”[22]卷一。据《安州志》记载，明正德二年（1507年）夏大水，民田淹没，寸草无余，人相食。频发的自然灾害，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开始修筑塘堤，围淀保田，疏通各个塘淀，白洋淀又出现了“白洋太湖浪拍天，苍茫万顷无高田”[23]卷十九的景象。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到明代，白洋淀淀群比宋时有所扩张，只白洋淀一淀便“周六十里”[24]卷一，雄县更有淀二十九处[25]上卷

明末，由于内外战乱，白洋淀淀群失于治理，旱涝灾情频发。明朝政府为此多次修筑塘堤，“新安县西北雹河堰，每堤少则数十里，多则三四十里”[26]114。

入清后，经清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几位皇帝一百多年的治理，白洋淀区域的经济发展进入历史的鼎盛期[27]29。清代对畿辅水灾的治理，遵循治水与屯田并举的原则，一方面防洪筑堤，治理河道，一方面营治水田。顺治十四年（1657年），始命“修畿辅堤岸”，顺治十八年（1661年）“修河间、冀州、赵北口圮坏堤岸”。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四月，“命修……雄县蒲淀、五官淀之东堤”[28]580，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霸州、新安等处水灾，旗民庄田皆没”[29]131。清圣祖玄烨亲自出巡，“驻跸郭里口”，“查勘各处堤工”，并命直隶总督吴赫“出赀效力，修筑新安堤工”[22]卷一。在雄县、新安、安州、高阳、任邱、保定、霸州、文安、大城、河间十一州县，共修堤“长十三万八千丈零，计七百六十六里”[30]卷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对上述州县所建堤岸进行全面的维护修缮。在建堤坝时“镶以椿苇，坚以夯硪”[31]1700，通过对垫堤的逐段分修，加筑低薄残缺之堤，“工程日以坚固，迄今六载，高下丰稔，濒河近淀州县井闾皆歌乐土焉”[32]33。

雍正年间，清政府对白洋淀淀群的治理更加全面，清世宗派其弟怡亲王允祥总理治水事宜，并派出得力干将朱轼配合，于雍正三年（1725年）设立营田四局：京西局、京东局、京南局、天津局，白洋淀泊群隶属京西局，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京南之文、霸、任、新、雄等处，设营田专官。”[33]卷九十四同时设畿南诸河及西淀为一局，将大名道改清河道，移驻保定府管理。

怡亲王经过详细勘察后，提出“治直隶之水，必自淀始”[32]182的治理方略。在治理白洋淀淀群时，除了筑堤外，更采用“缕河”的治理办法，“缕河”，即疏通河道。雍正三年（1725年）“怡贤亲王奉命查修水利，上谕令引浑河别由一道入河，毋使令入淀”[32]20。对于携带泥沙较小的河流，则开挖引河，按规划入淀，同年，怡亲王奏准自三台村以南开引河一道，使漕河入雹河，雹河入烧车淀，南岸筑堤建闸。对淀体则采取清淤的办法。经过这些措施，白洋淀淀群“庶河流无滞，淀淀贯通”，蓄洪调节能力加强。

对于白洋淀淀群的治理，怡亲王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及水文特点，建闸开渠，兴修水利，营治水田。在施工过程中，注意吸收前人的治水经验，实行综合治理。经过治理，雍正四年（1726年），“在白洋淀地区九州岛县，开辟了稻田六千余顷”[34]13。其中，雍正五年（1727年），新安县营治稻田“一百三十三顷三十五亩九分三厘”[32]卷四十六；雍正六年（1728年），据《安州志》记载，安州“营治稻田一千六百三十余亩”，任丘“营治稻田四十五顷八十亩”[32]卷四十六，霸州营治稻田“二十九顷二十二亩二分”；雍正九年（1731年），新安县营田“一百五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32]卷四十六。除了官方进行营田外，清政府也鼓励民人自行垦田，并教授水稻种植方法，“募浙江老农课导耕种之法”，“其浚疏圩岸，以及潴水、节水、引水、戽水之法，各因地势次第兴修；所需农具水车等，募江浙工匠如式制造，课本地人习之”[29]137。通过这些措施，“民间自行播种者，若霸州、文安、大成、保定、新城、安肃、任丘共七百一十四顷有奇，多获秋登。”[29]137

在历代大力筑堤屯田，广种稻米的同时，白洋淀区域的渔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白洋淀淀群水域广阔，水产资源丰富，“自是苇蒲、蠃蛤之饶，民赖其利”[11]747。宋代，当地人经常“潜入河中捕鱼采苇”[11]4671，“渔不止”[20]9209，并且“常患北人绝河捕鱼”[11]5911，甚至有的把渔业当成生活的来源，“昔日田夫，今渔翁矣”[35]366，“细民颇赖以资给”[11]1646。随着渔业的发展，鱼类水产品也成为当地人民重要的副食品，并引起了当地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变，“饭稻羹鱼”[36]202。而蟹更是白洋淀水域知名的水产品，早在宋代，“河朔、雄、霸与沧、棣皆边塘泺，霜蟹当时不论钱也”[37]47，“雄、莫间蟹多如此”[38]37，一年四季都有蟹可食，“四时有蟹，暑月亦甚肥”[38]37，并成为馈赠同僚的礼品，“每岁诸郡公厨糟淹，分给群僚，与转响中都贵人”[37]47。白洋淀区域蟹的产量非常可观，至清，其地出产的蟹依然驰名遐迩。据《旧京琐记》记载：乾隆年间“（正阳楼）蟹亦出名，蟹自胜芳来，先经正阳楼之挑选始上市，故独佳，然价亦倍常”[39]99，因为蟹出自白洋淀东淀的胜芳，故命名为“胜芳蟹”，其与花津蟹、阳澄湖蟹名声等齐，共谓中华三大名蟹。庞玺《荷花荡》一诗曰：“十里铺南菱芡好，柳林庄北蟹螯肥。记得通宵曾把酒，荷花香里不曾归”[2]1039。可谓是白洋淀淀群丰富物产的真实写照。

三、观光游览，营造自然与人文景观

经过历代整治，人们在白洋淀淀群筑堤屯田，堤岸之上广植护堤林木，淀群内贮水丰富，各淀相通，荷花芦苇迎面飘香，逐渐形成具有人文景观的绝佳去处。尤其到了清康熙年间，兴修白洋淀区域的水利工程，利用河道引导洪水，将唐河引入府河，从保定府新闸到安州膳马庙修建六座闸口，开辟了保定府穿越白洋淀淀群至天津的新航道。此时的白洋淀淀群，自然灾害少发，周围环境优美，四面芦苇环绕，有着“北国江南”“北地西湖”的景象。

水是自然的精灵，但凡有水的地方，便有了灵气。数百年来对白洋淀淀群持续的整治开发，使其在屯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更具有了观光游览功能。

自宋代开始，白洋淀淀群就是文人士大夫的游览之地。据《梦溪笔谈》记载，最早提出屯田设想的是宋人何承矩，何承矩为了勘察塘泺的实际情况，绘制地图时，便假托游览，在游船上赏花、喝酒、作诗，“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游》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莫谕其意”[9]135。何承矩明为赏花作诗，实则暗查水势，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白洋淀淀群的附属观光游览功能。宋代到过白洋淀游览的还有金君卿，这位宋仁宗时期的文人，曾写过两首歌咏白洋淀美景的诗词：

南塘闲泛[35]366

水乡真个似三吴，碧淀涵秋水鉴湖。

十里香风起莲萼，半空飞雪下鸥雏。

堤森古木严征仗，塞缭方田展角图。

闲舣洛阳桥畔饮，风涛还到此中无。

同陈郎中游南塘[35]366

水光烟色满南塘，十里横连古战堭。

千顷芋畦楸罫局，万章云木羽林鎗。

渔歌闹处菱花紫，田妇归时秫穗黄。

贤守公余行乐去，许陪旌骑问耕桑。

在第一首词中作者明确标明“桥在淀南洛阳堤上，雄、莫州之中”，雄、莫州之间就是今天的白洋淀一带，作者描述了宋代白洋淀优美的自然风光，北方水乡之城俨然已成江南之地，“塞缭方田展角图”应是宋人所营治稻田，在营田治理塘泺的同时，白洋淀的观光游览功能已初具。

另一位北宋中后期的文人庞元英也记述了当时的白洋淀美景，“户部刘郎中说雄州城南陂塘数十里，菱荷极望，以小舫游弋其间，鸥鹭往来，红香泛于樽俎，虽江乡亦无此景。”［38］37雄州城南陂塘，正在今天白洋淀淀群内，这里小舫游弋在波光粼粼一望无际的淀面上，水鸟在淀上飞来飞去，白洋淀淀群所具有的观光功能日益凸显。

根据《安新县志》记载，金代，金章宗在安新县的左城为元妃建造梳洗楼，该楼上接云天，下俯碧流，仰望则倚危楼赏月轮，俯瞰则一淀春水归眼底。另有建于新安城东角上的明昌鹅楼，又称望鹅楼，登楼可俯瞰池中白鹅双双顾影，远眺可见长波浩淼，水村如浮[2]369。金代在白洋淀水域所修建的亭台楼阁，无形中又为白洋淀增添了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元代，白洋淀一带也是文人士大夫所向往之地，据《安州志》载：“每逢三、四月间，士大夫公暇，常到淀区，游目骋怀，吟咏唱和”。明后期白洋淀飞鸟翔集、锦鳞畅游、帆动云飞、蒲绿荷红，更成为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游览胜地。明代高阳的孙敬宗游览了白洋淀后，写下了《白洋太湖歌》：“白洋太湖浪拍天，苍茫万顷无高田。鼋鼍隐见蛟龙走，菡萏参差菱荇连”，“适来适去一苇间，四时风浪舒心颜”[23]卷十九。明人孙慎作《新安水淀》一诗：“一望湖天接杳茫，蒹葭杨柳郁苍苍。长空淡荡入飞鸟，积水清虚浮夕阳”[22]卷八。明代尽管白洋淀淀群疏于整治，但其旖旎的自然风光依然能够吸引人们前来观光游览。

清初畿辅连年大水，每遇“骤雨急涨”，白洋淀水域便“泛滥横溢，为民生患也”。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清廷很重视对该水域的治理，多次派出朝廷重臣治理。经治理，白洋淀区域，淀淀贯通、淀区景色大为改观。清圣祖玄烨曾在《莫州水淀记》记述说：“虽无山林台阁之趣，水村林薮，有淳厚之俗，沙鸥锦鳞，互相游泳，春花野草，参差万状，观之不足”[33]卷八。地处京畿又风景秀丽的白洋淀由此成为了皇族与士人出游的理想之所。清圣祖在位的六十多年间曾四十多次“巡幸”白洋淀，或巡视河工、或访问民情，并写下许多赞美淀区风光的诗歌，如“遥看白洋水，帆开远树丛。流平波不动，翠色满湖中”，“孤村绿塘水，旷野起春云。槐柳胜南苑，青莎有鹭群。”[40]94清圣祖常到白洋淀进行“水围”活动，因而在此建立了郭里口行宫、赵北口行宫、端村行宫、圈头行宫，以供皇帝驻跸。至乾隆时期，清高宗也曾多次到白洋淀进行“水围”。据记载，清高宗驾临白洋淀，于赵北口行宫用膳后，当即写下赞美诗句，其诗曰：“水路吉行三十里，烟宫驻跸淀池濆。和门敞向春晴午，联席聊酬奔走勤”[41]200。清高宗驻跸赵北口行宫时也曾作诗描写过淀区的景色，如《驻跸赵北口作》：“万柳跋长堤，江乡景重题。谁知今赵北，大似向杭西。鱼鸟悦人意，蘼芜惜马蹄。渚宫乘爽到，云水沔清凄”[2]1034。我们可以从诗中看到，清高宗认为赵北口行宫的景色堪比杭州西湖的美景，由此可见他对白洋淀淀区的喜爱之情。此一时期的白洋淀，芳草依依、景色宜人，又有帝王的驾临，更成为社会各类人物慕名而来的游览之地。

清代的白洋淀淀群，春季青芦吐翠，夏季百里荷香，秋季淀水汪洋，冬季坚冰四野。淀区风景秀美、宛似江南，加之皇室对该景区的治理与改造，尤其是四处行宫的创建，更为白洋淀淀区增加了浓郁的人文气息。自此，白洋淀淀区的观光旅游功能，成为其诸项功能的主导，白洋淀区域也逐渐成为遐迩闻名的旅游胜地。

结语

纵观近一千年来历代对白洋淀水资源的经营、利用，可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军事防御；屯田，发展农业生产；观光游览。在对白洋淀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深刻反映和折射出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人类依照地理环境的自身特点，主动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时，地理环境与资源便造福人类，发挥出资源的禀赋与馈赐，如历朝往往将治理淀泊与营田相结合，不仅减少和防御了水患，也发展了农业生产，可谓一举两得。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疏于治理时，白洋淀淀群这一天然地理单元不利的一面便得以肆虐，给人类生活生产造成了损失。历史上白洋淀淀群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与当时政治、军事等因素密切相关。北宋时期，由于担负起“水上长城”的军事职能，白洋淀淀群水资源在历史上首次被大规模的开发。入清后，中国历史进入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时期，以前作为边疆地带的白洋淀区域成为稳定的畿辅重地，由此得到了更全面系统的治理与开发，进入了其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白洋淀淀群水资源的考察、经营、利用，也存在着一个整体与局部治理的关系，短时段治理与长时期长治久安的关系。如人类在开发利用白洋淀淀群水资源时，几乎都是治河与营田并举，对淀泊的治理一般采取“堵、疏、挖”的方法，疏浚淤塞的淀泊，而上游水土流失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治，治理淀体淤堵是经常性的，花费巨大，水利之利难以长享。

通过总结历代对白洋淀淀群水资源的治理开发与利用，可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正确认识白洋淀淀群水资源的特点，因地制宜，人类是可以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其造福于人类。二、要善于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只有在整体维护与改造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才能对白洋淀淀群水资源更好、更高效地利用与开发。三、治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程，需要我们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当下我们国家正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华夏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改造与利用自然环境的生产力前所未有地得到提高，而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的设立，为白洋淀淀群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建设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理念的指引下，白洋淀淀群必将焕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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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代表性成果有：高恩泽：《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河北学刊》1983年4期）；程民生；《北宋河北塘泺的国防与经济作用》（《河北学刊》1985年5期）；李克武：《关于北宋河北塘泺问题》《中州学刊》1987年4期）；李京龙、赵英华：《北宋河北缘边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述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１期）；左超能：《北宋屯田刍论》（《河池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1期）史继刚：《宋代屯田、营田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王轶英：《北宋河北屯田的军事意义》（《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8期）；李成燕：《清代雍正时期的京畿水利营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稿件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5月第3期；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题图：杜江云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