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作者/宫纪斋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十五)
妹妹参军
1947年“亮党”,即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了,结束了我们长期的秘密斗争。从此,我可以光明正大、扬眉吐气地做党的革命工作了。同时,我们培养和发展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壮大了党的队伍和力量。几年里,村里的党员由我们最初的几个党(我、赵锡珍、王月、郝同勋),发展到了四五十个。我介绍的第一个党员宫维成,后来参军牺牲在外了。
一大批青年男女参军入党走上了工作岗位。杨征祥的妹子杨志入党后出去工作,还当了蠡县、博野县的副县长。我妹子春英参军去了河北省军区机要科。
我小妹春英, 1931年出生,比我小十岁,是弟兄们中的老小。她五六岁时,我父亲就病故了,跟着我娘苦度童年。
妹妹十二岁时,就当了村里的儿童团长。后来,她一边在东留果庄村上着高小,一边参加抗日工作,组织进步学生开会、贴标语、炒小米,收军鞋等。她从小受我们哥俩的影响和党的教育,思想觉悟高,对党感情深厚。也由于她有才华,又干练,十四岁由高阳县团委书记郭景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从小爱好文学,关心时事政治。我们家的小坐柜里装满了她去世后留下的书本、杂志、连环画等。有她的《文学》课本,有杂志《萌芽》《语丝》《觉醒》《前线》《红旗》《世界青年》《中国青年》《大众电影》《共产党员》等;有中外长篇小说和史书《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等;有连环画《三毛流浪记》《永不消失的电波》《爷爷的心愿》《解秀梅》等。小妹的字写得端正硬气,笔画刚劲有力,不知道的人见了她的字,都说是男的写的。
我小妹长得好,匀称高挑的身材,白净的长方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鼻直口方,端庄秀气。那时候,她领着一班子小青年,搞宣传,演戏,演小节目,还贴标语,喊口号,发动妇女做军鞋,把村里的宣传教育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土改时期,小妹是我们村剧团的主要演员,他们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她在歌剧《白毛女》中饰演黄世仁,真把黄世仁演活了,大高个子穿上豆绿色绸子大袄,黑缎子马褂,带着又黑又亮的疙瘩帽盔,阴不阴阳不阳地走上台来,一幅地主少爷的派头。人们就看不出来,那是个大闺女装扮的。有一次,去博士庄演《白毛女》,演出前,她去房东家厕所,被女主人呵斥说:你个大小伙子干吗跑到俺家女茅房里来?认为她是男的。我们村剧团的服装道具都是从地主们的家里找来的。
1947年,我们村闹完平分后,我们忍着失去亲人(弟弟已经牺牲)的悲痛,送十六岁的妹妹参军去了河北省军区。因本身有革命家庭的背景,出身好,又是年轻的女党员,因此分配到冀中军区机要科任秘书。不久就成了受党组织信任的好干部。
小妹从小经受了苦难,又在战争年代参军入伍,爬冰卧雪,淋雨趟河,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使她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后来转成了风湿性心脏病。之后因病转业到保定市公安局工作。
为照顾陪伴带病工作的妹妹,我娘去了保定。保定市公安局安排住在家属院——保定市裕华路大钟树胡同门牌9号。那是一座古式的四合院,大门朝西,石头台阶,院里的房子一律是青砖卧板,尖顶蓝瓦带走廊,前山一面都是木头曲格子窗户,古朴典雅。院里住着好几家。我娘住的是南屋西里间,与李学敏的妈共用一间外屋。
因我娘是烈属,保定市公安局对她们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虽在困难时期,每月街道上都把米、面、油、煤等准时送到家来。周末,小妹才有空回家跟娘住上两宿,慈祥的母亲总是百般呵护着小妹,变着法地调养。虽然吃西药喝中药,棉衣裳早早地穿晚晚地脱,但妹妹的病却日趋严重,风湿性心脏病,别说在当时,就是今日也很难治愈。
人们看着风华正茂的妹妹着急,都千方百计地想治好她的病。单位领导给她联系了北京红十字协会医院让她去治疗,我们也把平分来的三亩地卖了二百四十块边区票,拿去给妹妹治病。
妹妹才貌双全,又有挺好的工作和单位,当年给妹妹介绍的对象,都是出众的人物。有年岁大点的师团长,也有同年整岁、精明英俊的小伙子,都在保定工作。有个刚抗美援朝回来年轻军官,他姓刘,在朝鲜战场上被打掉了一个小手指头。小刘还来过我们家一回,长得大高个儿,是个又白又俊的小伙子。我们都说挺好,可是妹妹那时候挺挑剔,说刘家成分不好。我们尊重她的意见,我和娘当时谁都没做硬主,这事就撂了。1956年,妹妹带职到保定市委党校学习,她把婚姻大事抛在了脑后。党校毕业又升职,妹妹越发一心扑在工作上。1957年冬天又带队上山下乡深入基层,繁重复杂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导致妹妹病情日趋严重,直到实在不能坚持工作,单位硬是把她送进了河北省保定干部疗养院疗养。
1961年的一个春夜,妹妹永远地走了。
那天晚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令人心惊胆颤。
我娘坐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只手托抱着妹妹的头颈,一只手紧悟着妹妹的耳朵。因长期服药,妹妹的头发已脱落的很稀疏了,脸也浮肿着,妹妹已经病危了。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春夜里,她们母女在黑暗中静静的依偎着。
忽然,妹妹的头向上一仰,叫了声:“娘!”我娘急忙低下头答应着,还没来得及问一句话,妹妹已全身松软,停止了呼吸。
她死了,她死在了母亲的怀抱里。三十年前,她从母亲的怀抱中来,三十年后,她又在母亲的怀抱中走了。她走得那么急匆匆,没穿上她喜欢的军装就走了。她走得那么静悄悄,没惊动亲人们、同志们、邻居们。
我娘的心肝被摘了,我娘的眼珠被挖了。
娘紧紧地抱着她渐渐僵硬了的尸体,一动不动。我娘难受死了,难受的是母女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娘后悔死了,后悔的是出类拔萃的女儿却高不成低不就,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妹妹的丧事,一切由单位办理。装殓全部是军装,尸骨埋在了保定市南郊外的公墓里。
几十年过去了,妹妹的坟早已没有了。可是,妹妹一直鲜活在我们心中,她就像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永不凋落。
土改平分斗地主
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全国性的土改运动开始了。按照中央的指示: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坚持土地平分的原则。人们把地主弄到大街上,撂了倒儿,用麻绳子拴上他们的脚腕子,脸朝上,一群人拉着一个跑。当时那些拉地主的,大多数是贫民团里的人。
斗了地主,接着闹平分。我们村和全县的平分工作,都实行了军管。高阳县委副书记郭贵芳挂帅领导,还有一个姓杨的军队干部,到我们村里住下了,他们到村后,先召集我们村干部开会,传达了上级政策精神,部署了平分事宜,提出先不让我们党员上前,怕群众发动不起来。是贫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们还可以跟着一块去,平分工作组也是以贫民团为主,先把地主富农们一家家的轰到他们的场屋里、车棚里去住,然后封了他们的家门。
我是贫农党员,又是村民政主任,不仅参加了平分,而且做了大量的极为复杂的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跟着贫民团满村子跑,把地富们每家的房产、浮财登记造册,把贫民团清点造价的东西都列了帐,贫民团再按帐把每件东西贴上标明价格的条子,把各家的东西都登记造册后,开始往外抄东西。库设在王汝凯家的大院里,看库的有董银柱等。全村的浮财都弄到他家大院里。值钱的放屋里,抄出的钱(袁大头)交国家,家具农具等都在院子里一堆,牲口、猪羊等专门圈在一个院里,派专人喂养看护。
分浮财前,贫民团又把全村各户穷人们分了三等,最穷的为一等,分一百块钱的东西,二等分七十块钱的东西,一等的先进院拣东西,完了二等的再去拣。我是党员干部,家里虽然很穷,自觉带头找贫民团要了二等,分了七十块钱的东西,有两个木柜罩(躺柜上可以撂箱子的架子),每个八块钱,一个木头大杈五块,一个皮袄五块,几件单衣裳,剩下的净五毛钱一个的坛坛罐罐。分牲口时,我家跟宫栋家,王老珠家,三家伙着分了一头驴。另外,贫民团还根据村里的缺房户情况,给我家补了四千砖,这四千砖没在那七十块钱之内。
1947年过秋开始分地,我家分了六口人的地,我弟弟鸿祥牺牲了,但烈军属还分有土地。我家每人分了一亩一等地,是河套里王家地,5亩麦苗;还有一亩一等地在村南小堤南,叫小车瓦地,我们没要,让给他邻了。分了二等地十亩半,在宫家坟。那块地原来是我家租种的楼里(地主)王景鳌家的,地势低洼盐碱,年年种上点高粱、大麦等。闹完了平分,我村平均每人分了三亩地。分地的第二年,我家割了王家地五亩麦子,一下子就有白面吃了。
与此同时,村里划分了阶级成分。按每家每户的土地、房产、家当、收入、是否参加劳动等,几项指标综合考虑,把村里各户划分成: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划分成分不久,又复查了一次。平分完了紧接着就纠偏。按照党的政策,地主富农们也要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给活路,所以又退给了他们吃住的地方和必备的生活用品。
头平分时,人们种的地每年都纳税,叫“统一累进税”,就是把每个标准亩定了产量,留下人均口粮数,然后按产量交税。这税是对霸占了大部分土地的地主们的经济控制,地好人少要加级累进。穷人们地少,地又差,产量也不行,就都免了税。这好政策,深受穷苦百姓的拥护。
这一政策执行到高级社时期的1954年。之后再拿税就叫农业税了,国家定额后,平均按人口数纳税。
1948年,我们把全村各户的房院、庄基及土地都进行了丈量,由我主管把全村分了四片,统一填证。我包了村北头,用毛笔小楷填格里的内容,中楷写皮。填证的人中,郝哲贵字写得最好,他在保定培德(私立)中学当教员时,每月挣三百六十块现大洋。
全村每户一张土地证,上面盖有高阳县政府的红色方形大章。政府给百姓们发了土地证和房产证,明确了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
穷人们再也不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雄安文学编辑部
作者简介:宫纪斋,中学高级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曾在《教育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编撰抗战回忆录《烽烟旧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