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一）

爱海滔滔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作者/宫纪斋

          编者按：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读完这篇口述文学形式的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朴实的语言，真实的记述，无不使人动容。让我们跟着作者的连载散文，随同老人的娓娓道来，一起回到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一

我的父亲是一本厚重的抗战史书，他是一个参加了抗日战争全过程的抗战老兵。在他身上，镌刻着我们中华民族奋斗崛起的历史印记，体现着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我的父亲与党同龄。1921年十月出生，1937年3月参军，同年8月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2月因伤退伍，从军五年里一直在部队机关当通讯员。父亲1942年3月伤愈回村后，即受党指派先后任村青会主任、游击组组长、青抗先队长、村长、武委会主任、民政主任等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发动群众，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在残酷的斗争中九死一生，为党为民为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父亲于2015年6月29日去世，享年虚95岁，党龄79年。是高阳县组织部在册党龄最长的老党员，是高阳县民政局在册参军最早的老复员军人。
父亲是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两块金质奖章的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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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值此建军94周年，建党100周年纪念之际，请让我们翻开父亲的烽烟历史，来听听这个抗战老兵用他那质朴自然、带着家乡泥土气息和憨实风格的方言口语，娓娓道来的革命回忆吧！

              苦难的童年  参军入伍

我小时侯家里很穷。9岁以前我常住姥姥家，12岁跟着父亲逃荒流浪到北平当了两年童工，14岁在高阳做过小伙计。1936年初冬，我的父亲37岁病故，这之前，我大姐14岁做了童养媳，二姐、二弟、三弟都在几岁时连饿带病相继夭亡了，我们孤儿寡母在悲伤凄凉、饥寒交迫的苦海里挣扎。
“这日子可怎么熬哇！”我对娘说：“我得找个活路去！”。娘听了我的话没吱声，默默地流着泪看着我。我看得出娘早已经舍不得我再去流浪了，娘怕我一个穷孩子出门在外会有什么闪失。可娘又不忍心眼瞅着我和大兄弟这俩半大小子跟着她忍饥挨饿了，我深深地知道，在那么贫穷的家里，父母养活我们长大可真不容易。
1937年正月，一天，我找到本村同学杨洪祥家，去和他商量怎么去找个生路。我跟杨洪祥同岁，10岁那年在本村官学里同了半年学，我们俩在班里学习好，字也写得好。那时候杨洪祥家的日子过得好，而我家虽然有大姐婆婆家点接济，还是经常断顿。有时候杨洪祥见我饿得厉害了，就夹块饽饽去学堂给我吃。我们一块儿学，一块儿玩，是最要好最知心的朋友。后来我的家境更加艰难，我流浪在外求生好几年，而杨洪祥在旧城上完了高阳县第二高小。
那天，我对杨洪祥说：“敢情你能吃上饭，我家早又断了顿儿咧！怎么办哪？……”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你别说了，你说怎么着吧？”我说：“要不咱俩走吧，不行咱们就当兵去”。他说：“走就走，不过呢咱们得偷着走，不能叫家里人知道”。我说：“行，咱们往北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其实我知道北边有部队，去年我跟着大舅从北平回家过徐水时，就看见那儿有驻军，说是抗日的队伍。
说走就走，我们俩出了村，往北奔了龙化、教台、韩堡，傍晚到了同口。在同口村南头，碰见我们村嫁去的闺女王丫姑，她回家给拿来了一个玉米面饼子一张高粮面饼，我们吃了，在村边一家盛满干草的夹道里宿了一宿。
第二天傍晚，到了安肃（今徐水县）。见街上有穿灰军装的兵。一打听，说是吕正操带领的一个团，是抗日的国军。我们靠在墙根下蹲着，看了一会儿。见一个官模样的人在那儿过，他最低是个连长，因为他穿的军装跟当兵的不一样。我赶紧站起来对他说：“俺俩要当兵！”官站住了，看了我们一眼，说：“不要，你们这么点儿，还扛不动枪呢！”
杨洪祥说：“俺们非扛枪不行啊？俺们干别的不行啊？”
杨洪祥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在地上划拉（写字）。
官说：“你认得字啊？”“我高小毕业我不认的字呀？”杨洪祥说。
“你呢？”，官看着我问。
“我也认得字，给他找个好事干，给我找个赖事干也行啊！”我急忙恳求说。
官说：“你叫什么？写写。”
我随手拾了块白瓦碴片儿，工工整整在地上写了“宫天才”三个字。
官说：“行了，跟着我走吧。”
我俩赶紧起来跟着他走。我边走边说：“俺俩这一天还没吃东西呢。”
官没吱声，把我们领到一个有钱人家的大院,里边满院子的兵正吃饭。
官说：“你们吃吧。”
我们吃的是杂合面捧子（捧子：把粗粮食面用水和软后，俩手捧起稍微一抖搂，往箅子上一蹲蒸熟的，上薄下厚半圆形的饽饽，是做得最快的人多的饭食。）咸菜条儿。当晚，我俩跟兵们好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坐东朝西的大车敞棚里，地上铺着干草（谷草）。
第二天，有人把杨洪祥叫走了，叫我原地等着。呆了两天，一个小官，领着我去了团部通讯大队，叫我当了通讯员。又到总务处领了一身军装和一条被子。被子一个角上缀着一根带子。军装是一身灰布棉衣，袄没号，一律二尺半大。一个三闪的灰棉布帽子，一双家做黑粗布鞋，一副灰粗布裹腿。不发袜子，一年四季都是穿单鞋，鞋帮上有两根带，在脚面上一系，泥里雪里踹也不掉鞋。从小苦惯了，也不觉冷，不觉难受。后来，还发了一个洋磁饭碗，碗底边上钻了个眼，从眼里穿条纳底子绳儿，行军时挂在腰上，把筷子掖在裹腿里。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打着裹腿。
通讯大队当时大约有一连人，设置有武装通讯，通讯员带手枪，任务是侦察敌情；有前线通讯，任务是根据战时前线战况，火速传达上级指挥命令；有机关通讯，通讯员不出司令部，有马枪、手枪，但平时不带，任务是在各首长、机关部门间送信件。队长把我分到了机关通讯当了通讯员。
机关驻地有特务连负责保卫工作。
在徐水呆了几天。一天夜晚，通知我们随部队撤离，沿平汉路南下。当时，还没有日本鬼子，但沿途地方上有联庄会等土匪武装，白天我们不敢行军，都是趁天黑夜里急行军。
离开徐水约五六天，有一天上午，通讯大队长孙生华领着我在一个村子里给我入伍登记。登记的几项是：姓名、籍贯、年龄、出身、文化程度、入伍时间。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入伍时间”栏里写的是1937年3月。
这支队伍是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吕正操当年三十多岁，大个子，瘦长脸，黑性子，五官英俊，骑着一匹宗红色白蹄子的大伊犁马，说话很有气派。通讯大队长孙生华，定县人，他也是个大个子，五大三粗，长得魁梧，对人和蔼可亲。时间不长，他就能叫上我的名字，喊我“小宫”。后来才知道，他是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的叔，定县大王耨村人。
我们通讯大队有个大本子，登记着领导们的姓名、职务和临时住处。开始送文件时，我们都是走着去，看着百姓门上、墙上画的符号找领导和机关各部门的驻地；另外，如果有哪部门来了人或带来信件，要亲见某领导的，我们便去通报首长或转送信件。机关通讯员每人一个灰粗布做的大文件包，往脖子上一套斜跨在身上。
我在机关当通讯员，跟官们打交道，我熟知很多上级首长，往来在机关首长们的驻地。但当时自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兵，在这些大官们面前，特别小心谨慎，严守纪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
我们从徐水一路南下，先到了定县没站住，又到了石家庄郊区，在那儿逗留了两个多月。热天了，我们换上了单衣，官兵们在此开会，唱歌，宣传抗日。行军休息或者跑操休息的时候，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学唱抗日歌曲。这期间我们学了很多歌，主要有流亡三部曲：第一部《松花江上》，第二部《流亡曲》，第三部《复仇曲》，以及《五月的鲜花》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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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纪斋，中学高级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曾在《教育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编撰抗战回忆录《烽烟旧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