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五）

爱海滔滔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作者/宫纪斋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五）
          雨夜急送鸡毛信
1938、1939年间，有些平津保的大学生等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军区，参加到我部文教、卫生、无线电、军工等各个部门工作。他们有文化有思想有创造力，生动活泼，革命热情高涨，在冀中抗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特务组织，锄奸部很快就把这些人都抓捕审查了，有的还被处决了。一天，我去送信件，在李庄西南的大土疙瘩上，敌工训练班房后头的雪地上，看见躺着个女的被枪毙了。她也就二十来岁，穿得挺破，却戴着手表，短头发，脸朝上躺着，满脸的血。当时李庄村里贴着布告，她叫孙敬芳，是从敌占区天津来的大学生。

有一回，我给锄奸部送了一封鸡毛信。不知道那封信跟什么人什么事有关系。

那天傍晚，我们刚吃完饭，一阵大风，天突然就从西北边黑上来了，说话间一个闪跟着一个雷就响来咧。我跟解丰毅（孙志远的勤务员挂警卫）急忙帮着房东拾掇清了满院里的家伙（杈耙扫帚等农具），刚跑进西屋，那大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这时候，通讯班班长辛八跑到门口大声喊我，说有紧急任务，叫我赶快去送一封鸡毛信。

鸡毛信就是在普通的信封上粘上一根白鸡毛，这根鸡毛是紧急和重要的标志。这任务！这天气！我二话没说，跑到北屋从通讯连连长手里接过信，信是冀中军区政治部给锄奸部的，然后由锄奸部发给九分区锄奸科。我小心地把它装进文件包底里（粗布挎包），把挎包往脖子上斜着一挎，正好夹在左胳膊下头，就一头扎进电闪雷鸣的雨夜里了。

九分区锄奸科当时在何头店，那个小村在饶阳县大尹村东边不到十里地，离汜头李庄好几十里。我自个在那黢黑的野洼里，大雨淋着在泥水里挣歪着走。那一带净胶泥地，忒粘脚，我摔得那跤没数了。过交通沟时又是泥又是水，天黑得什么也看不清，我连出溜带爬弄得浑身都成了泥猴。那是刚过了麦熟，大庄稼高粱棒子等还没长起来，那里当时都是我们的根据地，村庄道路我都去过走过。再说我们夜里行军早习惯了，一个人走夜道也不嫌怕。

那时候哪有什么遮雨的东西呀，人们出门在外赶上雨就生淋着。这三几十里地，我赶到了就快半夜里了，雨还在紧一阵慢一阵地下着。

一进何头店村，街口有俩站岗的，他们一听我说是政治部的通讯员，说话都很热情，我向他们打听到：由此往南拐弯向东，锄奸科就在左拐角处那个朝南开的小黑门里。到了门口，有个站岗的问：干什么的？我说是冀中政治部的通讯员，他就进去了，一会儿叫出一个人来，领着我到了屋里，界山墙上挂着个泡子灯。我进屋前在身上抹了抹俩手上的泥，就从又厚又硬的粗布挎包里掏出了鸡毛信递给了他。那封信竟然一点也没受潮。因为我的挎包是没还下过水的老厚粗布的。新棉布都有油性，不怎么浸水，我的挎包就没淋透。那人进去在收据上盖了章给了我，我就扭头往回走。也没有那么多雷闪了，天还是黑，雨还在下。

回来以后天就快明了，我把收据交给锄奸部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回到了我们的住处，他们还没起床。我在房檐水口下的雨水洼里洗了洗那泥胳膊泥腿，就到总务处去了，他们给了我一身破棉军装穿上，我又冷又饿。

那天去之前天就凉下来了，他们有人说叫我穿棉袄去，房东冯鸿业大声说，穿棉袄淋透喽得累死他！我没工夫听他们说什么就急忙跑出去了，回来把我冻得够呛。等到早晨雨停了，跟大伙吃了早饭赶紧睡了一会儿就起来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平常我们就是夜里行军，常常一宿跑个百八十里，早练出来了。我年轻的时候忒灵巧，走几十里地就跟玩似的，一会儿就不觉得累了。

我知道的刘亦瑜 刘亦珂

1938年，在汜头李庄，有一回，李之链部长对我说：“你去敌工部给刘疯子送这封信去！”我说：“是！”接过信来扭头就要走，“哎呀！李部长，谁是刘疯子呀？”他说：“你去了一打听就知道了。”

我到了敌工部一报告，进去了，见一个人蜷在炕上侧歪着，我递上信。啊！敢情他就是刘疯子，这不是刘亦瑜吗？我早就熟悉这个刘部长。他长得大个子，大肚子，走道儿有点撇脚，穿着大肥裤子一走扑拉扑拉的。他说话和气，没官架子，平时还常跟人们闹着玩儿。

刘亦瑜是我的老乡，安新县北冯村人。他入党早，是北冯特别支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也是高安任中心县委领导人之一。三十年代在北冯完小任教员时，发动和领导了学潮。他是我姐夫张保训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他们曾一块儿在家乡一带坚持了长期地下党的革命工作，是我们冀中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8年麦收时，刘亦瑜串连了一百多男女青壮年，趁着夜里带头割了自家一块好麦子，又带着人们割了地主们60多亩。为了对付官府和家长的追究，刘亦瑜以装疯的办法自我保护，故得外号“刘疯子”。刘部长干起工作来舍生忘死，真有一股子“疯”劲儿。

后来就不见刘部长了，敌工部长由林杨继任。

刘亦珂是刘亦瑜的堂弟，安新县北冯村人。1938年，刘亦珂曾任冀中军区九分区除奸科科长。后来，刘亦珂任冀中军区三十大队大队长，旧城村程鹤龄是三十大队的参谋长。听我尧叔说，刘亦珂牺牲在我们村南的老潴龙河里了。

那次是刘亦珂半夜里率三十大队攻打旧城岗楼，天扑明旧城岗楼里的鬼子开始逃跑，刘亦珂率先登船准备过河追击，不料高阳岗楼赶来增援的鬼子和旧城岗楼的鬼子合伙追着用机枪扫射，刘亦珂见势站在船上指挥撤退，中弹牺牲。鲜血流到潴龙河里，滚滚血水裹挟着他的尸体，冲到了他家乡附近才漂了起来。

战败的原因是，刘亦珂攻打旧城的炮手是个汉奸，他不听指挥，炮弹不对着鬼子岗楼（旧城高小岗楼）打。结果此仗失败，刘亦珂战死。

后来八路军把那个汉奸炮手给崩了。

尧叔的四姑嫁的北冯村，我们宫姓家谱上有记载：尧叔的姑父叫刘绵增，大表弟刘亦珉（小名叫刘崇荣）、二表弟刘亦琮（小名刘会）、表妹刘亦瑛（小名刘淑霞），刘淑霞嫁给我村王士则。他们弟兄的小名都是尧叔说给我的。刘绵增比刘亦瑜、刘亦珂大一辈，他们都是紧当家子。所以刘亦珂牺牲的事尧叔知道得清楚，我村老乡亲们也有不少人知道这事。

      三去阜平  被炸负伤

1939年，我去了两趟平汉路西执行任务。

第一趟是1939年过秋，我们仨人一块儿去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姓赵的。王和赵是干部，带着手枪，他们是护送我的。因为这次我背的这半挎包文件特别重要，是冀中军区政治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的。要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防站。

那天，我们每人背着三斤炒小米，从蠡县小陈村出发，在满城县方顺桥过的铁路。那天晚上人少，目标小，没遇到什么危险。当时那段铁路上还没有封锁网，过了铁路我们就算闯过了最为危险的地段。到了阜平，我把文件交给联防站，他们给了我开了收据就往回走。两个干部让我自己回来，他们留下了。

我趁天黑往回走，道也不熟，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爬沟过坎，滚得浑身泥猴一样。离铁路远了白天才敢走，又不认识道，边走边打听老乡，饿了吃把炒小米，渴了找点凉水喝。这一趟来回至少走了十来天，可真难啊！

第二趟与第一趟隔得时间不长。这次，从泊镇西边的一个村子出发，我和一个姓余的战友，他是敌工部的，比我大三五岁。这回送的是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的文件，有一封叠成贝字形的信和一卷文件。敌工部给开了介绍信，每人还给了两块钱的河北边区票。一去一回，都是在保定北边一个叫固城的小站过的铁路，因为小站上净做买卖的，白天总有人过道。

天擦黑，我们早早地吃了点东西，不等晚了，就爬过了铁路和封锁沟。当时保定附近平汉路沿线岗楼林立，鬼子开着巡逻车来回不停地在路上巡逻，铁路两旁还挖着又宽又深的封锁沟，那小河似的沟底有几丈宽，一房多深，紧贴着沟边是两人多高带刺的铁丝网。过封锁沟，我们脸朝天躺下，双脚顺下去，贴着铁丝网的底边往下出溜。因为沟忒深，这样掉到沟里，腿脚先着地，不至于摔坏了。那时候，过铁路简直就是闯一条生死线。

我们没遇上巡逻车和巡逻兵，连滚带爬总算过去了，按时把文件和信交给了收信机关，扭头就往回走。我们原路往回返，走到固城东边一个村里，我们买了几根拧花的炸馃子，几个烧饼，花了几毛钱。这是我头一回吃炸馃子，可真香啊！这趟来回五六天，时间短，也有伴，顺利完成了任务。

我上阜平送信件去都没带过枪，带枪不行，容易暴露身份。我们穿的是白拉灰粗布的军装，又腌臜又破。别看破，如果混在人群里也能看出是军装来。主要是色道和样式（制服）跟老百姓的衣裳不一样。每趟去阜平我们都是晚上出发的，白天不敢走，穿着军装呢，怕暴露了。天黑出发走到天扑明，在村边上找个穷人家，给老乡说好了，鞧在人家的柴火棚子里或小土坯闲屋里。不能被外人看见我们，跟着他家吃两顿饭，给老乡饭钱。到晚上走之前，先跟老乡打听好了道，出门朝哪个方向，奔着哪个村去，记住了村名，大约有多远，应该宿在哪个村，再远了就别再走了，就投不到村子了，往回走也是这么着。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雄安文学编辑部



作者简介：宫纪斋，中学高级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曾在《教育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编撰抗战回忆录《烽烟旧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