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十三）

花开明媚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作者/宫纪斋

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十三)

胜利来之不易

1942年，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五万多（不包括伪治安军和汉奸队等）重兵和精锐的武器装备，在冀中部署“铁壁合围”的大包围圈，先把我抗日根据地分割蚕食了，接着就围歼我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进而对我抗日军民实行“剔抉清剿”。当时形势非常残酷恶劣。根据中央指示，冀中军区主力部队，把原有的机构编制撤销，分散游击转移。很快，冀中军区机关进行了大量缩减，主力部队也化整为零。本地的干部战士们，都脱掉军装，分散回乡村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斗争。
“五一大扫荡”来势非常迅猛，冀中抗日根据地很快就沦陷了，到处是白色恐怖，使我抗日军民几乎无处存身了。分散转移的主力部队及党政机关与跟随逃离的当地百姓们被鬼子拉大网“梳篦式”层层包围，“装了口袋”了。他们在敌强我弱、以一当十当百的恶战中奔突拼搏，冲出这个包围圈就进了那个包围圈，那就是过了筛子过箩。部队官兵们被“包了饺子”打散了。他们东奔西突、连番浴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死伤惨重才突出重围，撤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这时期，带领工作团随部转移的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继之，牺牲在深县了。还有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等牺牲在肃宁了。
在那最为残酷的岁月里，我部的官兵们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我也是过了筛子又过箩，能死里逃生活下来，全靠我军民们的全力保护。为此，我终生感谢那些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我，并且用担架抬着我跑了五六里山路，把我送到八路军临时医院的阜平老乡们；感谢武强县青莲寺村的堡垒户贺益谦大伯大娘，在鬼子每天扫荡搜捕的紧张恐怖环境下，是他们二老冒险掩护我，吃住在他家养伤三个多月，使我又大又深的伤口很快愈合了。没有他们的抢救掩护和精心照料，肯定我也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抗战烈士。感谢我村当时的伪村长王景云等，在我们被抓捕到旧城岗楼，在鬼子扯下我的棉袄领子要砍我头的危急时刻，他赶紧出面掩护了我；感谢堡垒户我娘，我雅尧叔，杨玉国等亲人们、乡亲们，没有他们的护佑，我这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共产党干部早被日本鬼子弄死八个过了。
六十多年前那段悲壮的历史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从不模糊，更无法抹掉。至今想起那些壮烈牺牲的领导战友们和惨死在鬼子手里的亲人们乡亲们来，我就悲痛就激愤。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我想起我们的张继之部长来，尤其是当我唱起《复仇曲》的时候。
1938年冬天，在泗头李庄，一天，在军区连队唱歌大比赛中，我唱了《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复仇曲》，没想到得了第一名。当时，在热烈的掌声中，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继之满眼含笑的看着我，亲手给我发了奖品：两个白报纸本、一只黑色钢笔。我激动得有些拘谨的给张部长敬了军礼，他也郑重地抬手给我还了军礼，那天的张部长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难忘的印象。
解放初期，有一天，在旧城集上碰见了我的老领导李敬三。李敬三是我们高阳县王福村人。1937年10月，吕正操率我部打下高阳后，李敬三、李省三哥俩一块参加了人民自卫军。抗战时期，李敬三是我们冀中军区政治部事务科科长。
那天李敬三说他是回家乡来搞外调的。我向他打听我们在冀中熟知的首长领导和同志们的情况，他告诉我：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张继之部长带领工作团随六分区警备团转战途中，被敌人重兵层层包围在深县南边一个村子的苜蓿地里，因为寡不敌众，大白天突围时张部长等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
当时一听这消息可把我难受坏了。张部长是个非常精明有才华的人，他文化功底很深，我在《前线报》上看见过他的文章，都写得忒好。张部长还结合当时抗战形势，编歌、写诗等发表在《前线报》上，领导组织火线剧社搞文艺演出，宣传工作搞得很红火。他长得俊气，眉清目秀，儒气，和蔼可亲。他喜欢我们这些小兵们，所以我们都很愿意接近他，也很敬佩他。他的壮烈牺牲，使我很难过很惋惜，惋惜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非常精明强干的好干部，同时也更加痛恨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暴行。
我想起我亲爱的弟弟宫鸿祥，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期，随部队转战去了平汉路西牺牲在陕西临潼山；我想起1941年秋，我和战友许号去阜平晋察冀边区送信件，过平汉路时两架敌机低空呼啸而来的那一刻，小许被炸死，我被炸伤的悲惨情境。
我想起了高阳县三区小队长，寡不敌众被捕后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表哥韩泥鳅。
想起东留果庄村死难的人们：被捕后烂刀戳身再砍下脑袋的九分区武委会主任高国贤；被鬼子汉奸抓捕杀害的游击组长冉来僧；时任村青抗先队长、青会主任，被旧城岗楼的鬼子抓捕后刺刀扎死的三哥冉静安；四个被机枪扫射后埋在一个坑子里的农会主任二大爹冉勇全、工会主任冉托、村长冉小顺、副村长冉国华；闹誓约被活埋的武委会主任冉聚华和高大管、高林。
我想起旧城村郝福顺（儿子是八路军）家父俩被枪毙后，郝福顺的脑袋砍下来示众的惨状。
我想起教台村三舅家的表哥苑雨田，耕着地被鬼子当成活靶子练瞄准无辜而死。
我想起日本鬼子闹“誓约”时，我村被关在高阳饿死的王瑞和被活埋在“楼里”大院的赵囤；想起先被枪打、后被刀刺的村情报室主任郝天和，还有和他一同遇难的六十来个附近村的抗日干部们；想起我们被抓捕到旧城岗楼，亲眼看到桌子上摆着的被鬼子砍下来的那三个血淋淋的人头，他们是东留果庄村的程秃、石氏村的姚芒、雍城村的郭某三个抗日干部；想起我被鬼子撕下棉袄领子差点就被砍了脑袋的那一刻……当时那是什么样的恐怖气氛呐！死了的人睁着眼脸朝着天，活着的人合着眼脸冲着地；死了的人脸上有鲜红的血迹，活着的人脸上青黄没血色。那天我们都深切地体会了什么叫“白色恐怖”。
我想起了我村及附近各村镇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那一幕幕惨状，永远是我没法描述出来的悲伤和痛恨。
日寇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烧杀奸淫，野蛮暴虐，惨无人道。可是勇敢顽强的冀中人民是杀不完打不怕的。他们没有屈服，没有退缩，忍住悲痛，克服困难，前赴后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起了锄头斧头，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在一马平川的千里大平原上，地上（青纱帐）地下（地道）一齐打，与残暴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持久的游击战争，直至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争取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胜利来之不易呀！我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使人们了解当年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更重要的是警示教育后代子孙，缅怀英雄，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时刻警惕，历史悲剧不能重演！我们必须弘扬爱国正气，振奋民族精神，维护国家安定世界和平，这是我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职责！

              “我是共产党的儿子”

  “我是共产党的儿子”这是六十多年前我亲口说的。这件事我八十多岁的耀（宫洁民）嫂子至今也还记着。

1937、1938年，我跟弟弟都当兵离家抗日去了。那些年里，我娘过的是担惊受怕、缺吃少喝的穷日子。别的不说，光在吃水问题上就遭了难。娘夏天接雨水冬天化雪水，大娘家的兄弟有喘病，也经常吃他挑来的水，我鸿哥在三区里工作，百忙之中来了也给挑水。被裹成小脚的娘还不愿老等着别人给挑，就和我几岁的小妹拿着棍子提着罐子走出多远到街里大坑沿去提水抬水，也因此历了不少险。我负伤退伍后自然是我去挑水了，可那是日本鬼子闹得最凶险的时期，我当着村干部，斗争工作特别忙，经常是好几天不能回家。

有一天晌午，我刚进家门，娘就生气的说：“你忙得没空进家，水瓮都快干裂啦！你连给我挑挑子水的功夫也没有哇？你还是不是我的儿子呀？……”我忙抱歉地笑着说：“娘啊!我不光是你的儿子，我还是共产党的儿子啊！”娘也笑了，我深深地感到娘是理解我支持我的。说着，我急忙找担杖水筲（几家伙着用的）挑水去了。说话时住在东里间的大娘就在场，后来左邻右舍的连乡亲们也都知道了，见了我开玩笑时还说我：“这是个共产党的儿子啊！”

“我是共产党的儿子”，这确实是我对党的深厚感情，是我的心声。我是个穷小子出身，是共产党拯救并哺育了我成长，共产党就像亲娘一样。我一生热爱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我曾经多次给儿女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就没有了我，更没有我们这个家，我和我们这个家沾的是共产党的光，我们得感谢共产党的恩情。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信仰，就是崇拜共产党，别的党派不行，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哪个也没有共产党领导的英明啊！

我于1937年8月在抗战的革命队伍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党龄近七十年了（2004年）。如今我家三辈人里已经有十六个党员（包括儿子、媳妇，孙子、孙媳妇，孙女、孙女婿，闺女、女婿，外甥）。他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品学兼优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职务有高低，职业有区别，却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坚定的履行着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我希望我家世代永远跟党走，个个争做共产党的好儿女。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雄安文学编辑部

作者简介：宫纪斋，中学高级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曾在《教育艺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编撰抗战回忆录《烽烟旧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