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另一个”孙犁的克服与超越，从《白洋淀之曲》到《...

说一是一

      当年的延安人读到《荷花淀》有新鲜之感。这小说中没有炮火硝烟，也没有撕心裂肺，但读者依然能感受到战争的破坏和残酷；同时，读者们也嗅到了来自遥远水乡的荷花香气，感受到了切实而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妥帖情感——这的确让人惊讶。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他差不多跳起来，小说引起了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

      果然不出编辑所料，《荷花淀》发表后引起读者关注，作为小说家的孙犁由此为人所识。这不是孙犁的第一部小说。在此之前，孙犁写过一些诗歌、散文、评论以及小说，可是，那些作品并没有像《荷花淀》这样得到如此广泛而热烈的认可。把《荷花淀》视作孙犁创作生涯的分水岭是恰当的，此前，他是作为战地记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孙犁；此后，他是独具风格的小说家——从此，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多了一块名为“荷花淀”的著名风景，那里风光秀丽、人民勇毅。

《白洋淀之曲》里的“另一个”孙犁

      1936年，二十三岁的孙犁离开家乡安平，在白洋淀教书一年。1938年，二十五岁的他正式参加抗日，离开白洋淀。尽管时间并不长，但白洋淀生活对孙犁一生都有深远影响。1939年，离开白洋淀两年后，在太行山深处的行军途中，孙犁将白洋淀记忆诉诸笔端，写成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

任何一位读过《白洋淀之曲》的读者都会意识到，它与孙犁后来的代表作《荷花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胚胎”。诗的故事发生在白洋淀，女主人公叫“菱姑”，丈夫则叫“水生”。他们和《荷花淀》中的年轻夫妻一样恩爱，但命运却有大不同。

全诗分为三部，第一部分是菱姑得知水生在抗击鬼子战斗中受伤后，跳上冰床去探望。

拿起铁尖的木棍

菱姑两脚

像飞一样

跳上了冰床

冰床只铺上一片苇席

一个柳条编制的小篮

放着一包点心

一件棉衣

菱姑站立在冰床的后端

只用木棍在冰上一点

冰床就开始奔跑

像箭离开了弦



那一次

水生送她一顶黑绒帽

她记起水生亲手给她戴好

她是笑了一个怎样动情的笑

但是，水生牺牲了

第二部分写的是送葬。

一束干草，

放在棺的上面；

送葬人走在棺的前头，

一个人散发着纸钱。



跟在后面，

菱姑紧紧抓住木棺，

把头在棺盖上碰撞，

用湿透的白巾盖住脸。



她简直是被棺拖走，

两条腿再没有了力气，

眼泪从她眼里流干，

她叫着水生哭泣！

第三部分是菱姑的觉醒。

菱姑被抬回了家中，

她伏在炕上，

在黑夜好像做了个梦。



天明，

跑到八个人那里，

她说：

从今天要练习射击！

……

一股热血冲上她的脸，

热情烧蓝她的瞳孔；

水生的力量变成了她的力量，

扳动枪机就握住了活的水生！

……

热恋活的水生

菱姑贪馋着战斗；

枪一响

她的眼睛就又恢复了光亮。

《白洋淀之曲》最初发表在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诗中有白洋淀的日常生活、冰床、小船、渔网、水草，以及夫妻恩爱。此时的孙犁，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年轻通讯员并无二致，记下所见所想，以一种鼓动性的语言和夸张的语气完成故事的勾勒。孙犁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写作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在诗里报导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报纸上”。

坦率说，诗中的孙犁是“另一个”孙犁，没有特别“才华”，也没有让人眼前一亮。对此，孙犁个人也有清醒认识。1963年8月10日，孙犁在《白洋淀之曲》出版后记中坦承：那“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在他看来，好诗应该有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但他的诗缺乏这些力量，“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

写作《白洋淀之曲》时孙犁二十六岁。年轻的孙犁只是要急切写下给他记忆深刻的故事。白洋淀的生活是刻骨铭心的，那里的人事风光应该被记下来，那里的抗战生活应该成为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但是，怎样用最恰切的艺术手法表现人民的勇敢、爱和恨？一位优秀小说家得有他的语言系统，得有他的完整的精神世界，他对生活的理解要有超前性和整体视野，年轻的孙犁还未做好准备。不过，他一直有小说家的梦想，他热爱《红楼梦》、鲁迅，一有时间就翻看。阅读、思考、写作，他在寻找属于他的路。

《荷花淀》：“一切景语皆情语”

孙犁为什么突然会写《荷花淀》？为什么会在1945年完成并发表？许多小说创作都有一个契机，《荷花淀》也不例外。1944年孙犁来到延安，第二年遇到了白洋淀来的老乡。他们向孙犁讲起水上雁翎队利用苇塘荷淀打击日寇的战斗故事，孙犁心中的白洋淀生活和人物再次活起来。与孙犁有过亲切互动的传记作者这样记录孙犁写下《荷花淀》的那个夜晚：“近邻的邵子南还在高谈阔论地不知和谁争论什么，要在平时，孙犁一定要过去听听，也许插上几句，此刻，他却一切都顾不得了，他点起煤油灯，坐上小板凳，把稿纸摊在做为桌子的木铺板上，手里的钢笔在纸上刷刷地疾走着”而孙犁回忆当年的写作状态时也提到了那个夜晚：“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

《荷花淀》中的人物依然叫“水生”，故事依然发生在白洋淀，依然有夫妻情深和女人学习打枪的情节，但两部作品语言、立意、风格迥然相异。题目“白洋淀之曲”改成了“荷花淀”，用“荷花淀”来称呼“白洋淀”更鲜活灵动，读者们似乎一眼就能想到那荷花盛开的图景——这个题目是讲究的，借助汉字的象形特征给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想象空间。当然，这样的水乡之美好，最终要凝聚在小说细节里。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凉爽得很，干净得很”，起笔是干净的，他选择的是口语而又家常的表达，是娓娓道来似的。风景美，但这美并非静止呆板，重要的是有人和人的劳作。就在诗画般的风光里，小说家荡开一笔，写了白洋淀人的劳动生活：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白洋淀之曲》中像口号一样的生硬表达消失了。直接而铿锵有力的战斗语言风格也不见了，孙犁起用了家常和平静的语调，最普通的汉字和语词，干净、简洁，有节奏感，也别有一种诗意。日常而美的语言和生活的日常安宁相得益彰。但这日常因“丈夫回来晚了”而打破。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很平常，但传达出来的情感却是深刻的。此时孙犁的表达，早已不再像《白洋淀之曲》中那样，他追求意在言外，追求平淡中别有深情。

这是鬼子来之前的淀里风光：“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场景活泼与她们的心情正好相衬。但片刻的美好瞬间就被鬼子打破。“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与之前轻划着船“哗，哗，哗”不同，鬼子来之后，“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这“哗”哪里只是象声词？它还是情感和动作，是紧张的气氛，是“命悬一线”。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

欢快与思念，热爱与深情，依依不舍与千钧一发，《荷花淀》中的情感是流动变化的。

这是小说的逻辑也是情感的逻辑。情感在人的语言里，在人的行为里，也在人眼见的风景里。《荷花淀》中，花朵枝叶以及芦苇仿佛都是有生命的——荷花荷叶总关情，“一切景语皆情语”。

情感在《白洋淀之曲》中并不充沛，那里的菱姑和水生的故事只是他们的故事，很难激起读者内在的移情。但是，《荷花淀》不一样。那么优美的大淀，那么安宁的生活，那么贤良的女人，读者多么神往这样的生活，读者多么希望这美好的一切在纸上永存。

重写白洋淀故事，当然是因为雁翎队的故事，但也因为另一种情感积存在心。那是孙犁对家人的思念，它们曾在1945年的春天向他袭来：“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1944年，孙犁刚到延安便听说了故乡人民经历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他曾为八百万人民以及家里亲人的安危，梦魂惊扰。后来接到家信，得知敌人‘扫荡’已彻底失败，现在更得知故乡已完全重新获得解放，家里人也都无恙，才放了心。但是绵绵的思念之情，还是经常地袭上心头。”（克明：《一个作家的足迹》）

哪一位丈夫愿意打仗，哪一个妻子希望生离死别？但是，当战火烧到家门口时，他们不得不战，不得不背井离乡。那种思念，那种揪心，那种生离死别到底太折磨人了!当作家想到远方的妻子儿女，想到美好水乡的人民时，他要怎样书写、理解生活本身的残酷？恩爱夫妻阴阳两隔的场景最后并没有在这部小说中出现。许多人对战争小说写得如此优美清新表示不解，郜元宝在《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的分析一语中的：“北方人民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和恐惧，是孙犁小说无须明言的背景，因此他更加需要在这满目疮痍的背景中寻找美好的安慰和激励。他的任务，不是在纸上重复当时的中国读者放眼皆是的‘残酷’，而是用‘北方人民’的坚韧、乐观、无私和美好来战胜‘残酷’。”确乎如此。《荷花淀》里虽然言及了鲜血与生死，但它更想写人的勇敢和机智。因而，小说里，水生还是永远勇敢的战士，而水生嫂，则可以享受属于她的安宁和幸福，哪怕，这幸福只是片刻。

七十年过去，战争早已结束，变化翻天覆地。但是，开阔而生机盎然的大淀还在，随风而动的芦苇丛依然如波浪般起伏，美如梦境的荷花一直在那里盛开，连同水生嫂们劳动的身影和笑声寻常景致被那位小说家永远刻在了文字里，成为我们民族抗战记忆中最为美好和温情的瞬间。读《荷花淀》，我们会想到战争的残酷，想到鲜血和死亡；但我们也会想到荷花淀里的热爱与深情，会想到这场战争的“被动性”，想到人民如何不得不站出来，守护那份和平与安宁。

《文艺学习》：“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

准确说来，在延安遇到白洋淀老乡，对家人和妻子的思念是促使孙犁一夜之间写下《荷花淀》的重要动因。但并不能说明他的小说何以发生那么重大的变化。重要的是文学观，是什么使这位作家的文学观发生变化是讨论《荷花淀》何以问世的另一个切入点。

应该提到孙犁写于1941年冬季的那本名为《文艺学习》的小册子。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书问世与1941年孙犁担任《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有直接关系。《冀中一日》是号召冀中百姓人人拿起笔书写一日生活的群众性写作活动，作为编辑，孙犁和王林等人一起参与组织了这项工作。他们从众多稿件中筛选了200多部作品结集为《冀中一日》出版。也是在这项工作之后，他完成了《文艺学习》一书，着重普及文学写作常识。此书曾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以及《边区文化》上连载，1942年初次油印1000册，受到大众读者欢迎，战争年代也曾以《怎样写作》为名再版。这是孙犁正式创作之前的论作，它使人意识到，在没有正式进行文学创作之前，这位作家已经在思考“如何成为一位好小说家”和“如何写出一部好作品”这些问题了。

《文艺学习》中，孙犁对文章的语言及表现形式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认为，好的内容需要好的语言：“好内容必需用好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才成了好作品好的作家一生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文字语言的工作。不断学习语言，研究语言，创造语言。”在他眼里，“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那么，语言与内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了。一个写作的人，为自己的语言努力，也是为了自己的故事内容。他用尽力量追求那些语言，它们能完全而美丽地传达出这个故事，传达出作者所要抒发的感情。”到底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语言？在孙犁看来，好的语言就是要：“明确、朴素、简洁、浮雕、音乐性和现实有密切联系。”这些特点不正好可以概括《荷花淀》的语言特点吗？当三十二岁的孙犁在《文艺学习》中不断重申何谓好的语言和语言的重要性时，今天的读者会自然联想到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时隔四年下笔书写他所珍爱的“白洋淀生活”时，他会特别考虑语言与内容相契合的问题，他要寻找到一种独属于他的表达方式；一种腔调、韵律与节奏。而孙犁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荷花淀》，恐怕也在于他对于如何书写“白洋淀生活”早已成竹在胸，在于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言说方式，最适合他的表达。

一位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他寻找到属于他的语言体系，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现实感和理解力——他如何理解他所在的现实，他如何面对他的时代，如何面对他所感知到的时代趋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言风格与理解力决定了一位作家能否在他的同代人中脱颖而出。

在动荡的年代里，孙犁具有一位优秀作家所应该具有的敏感性。他很快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种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的现实”。“新的现实”中最重要的表征是“新角色”与“新人”：“以前，在庙台上，在十字街口，在学校，在村公所，上城下界，红白喜事，都有那么一批‘面子人’在那里出现、活动、讲话。这些人有的是村里最有财富的人，有的是念书人，有的是绅士，有的是流氓。这些人又大半是老年人，完全是男人。”可是，在冀中边区，一切发生了变化：“而今天跑在街上，推动工作，登台讲话，开会主持的人，多半换了一些穿短袄、粗手大脚、‘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女人，小孩子。一些旧人退后了，也留下一些素日办公有经验有威望的老年人。这些新人，是村庄的新台柱。以前曾淹没在田野间，被人轻视，今天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超越那班老先生，取得人民的信赖。”

孙犁看到以前在中国文学中常常不能被看到的女人，他也看到孩子，看到那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穿短袄的新的年轻人，他认识到他们是这个民族的新鲜血液。《荷花淀》里出现的少年夫妇，《白洋淀纪事》中那些美好的少女和正派善良的老人，不正是孙犁在《文艺学习》中所理解到的新人和新的现实？

那些以往围着锅台转的女人，那些以往不在人们视线里的农村妇女，她们来到他的笔下——她们哪里只是柔弱的被保护对象？她们开朗、明媚、乐观，也有承当。读者能在孙犁的小说中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感受到她们的力量了。一如《荷花淀》中的水生嫂：“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蹬在流星一样的河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他看到新人，也意识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他看到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看到新环境和新景物，也听到了新的语言和词汇。要用笔记下，要用笔画下，要用笔刻下。一个作家，难道不是应该写出自己时代“复杂的生活变化的过程”吗？

尤其可贵的是，在1941年的冀中平原，孙犁凭借一个读书人的理解敏感地意识到，好的文学要具有超越性：“好的文学走在生活的前面，叫人们明白自己不是奴隶，是生活的主宰，是美满自由生活的创造者。它燃烧起人们的勇气，照亮前进的道路。”他意识到人在时代面前的主体性，意识到一位好作家必须具备对时代潮流的超越性认识。而事实上，这种“走在生活的前面”也在《荷花淀》中出现了，那种带有寓言性的东西，明亮而闪光的，能点燃人们内心希望之光的东西在作品中闪现，那是对抗战胜利的盼望和坚信。

《文艺学习》并非成熟写作者的写作经验集大成之作，相反，此时的孙犁还没有动手写小说，这本书充其量只是他的阅读心得。但这些心得对这位年轻作者如此重要，它是潜在督促，也许他对群众创作的看法太犀利，对他人文字的批评太尖锐了，以至于他的同事有一次委婉提醒他：“你也可以写些创作，那样一来，批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孙犁：《〈文艺学习〉校正后记》）

很多年后，孙犁对这个提醒依然不能忘记。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那些话也是在提醒他不要“只说不做”，是在提醒他要克服另一个“夸夸其谈”、“不知创作甘苦”的孙犁。从《文艺学习》开始，作为写作者的孙犁开始有意克服那些创作中的“随大流”，那些抗战写作中的“程式化”，那些对抗战生活的“浮夸”以及语言形式的平庸多年以后，孙犁重新回顾这本书的创作时也已然发现，尽管这本书谈了创作方法和创作经验，但重要的是他个人文学观的变化，其中埋藏着他对“文学—生活”、“人民—文学”血肉关联的认识。

“我自己，从写了这本书以后，就开始学习创作”，多年后，孙犁在《〈文艺学习〉校正后记》中如是说。从《白洋淀之曲》到《荷花淀》的六年中，《文艺学习》无疑是孙犁创作生涯的里程碑。如果说《文艺学习》写下的是孙犁关于“人民—生活”、“文学—生活”的理解，那么《荷花淀》则是这位作家对其“所知”的践行。《荷花淀》的面世表明，孙犁不仅是“有所知”的人，也在努力成为“有所做”者，他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人而非“说一套做一套”的那种人。

“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荷花淀》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响应，这已是文学史的定论。方纪在回忆孙犁作品给延安读者带来的惊喜时，多次使用了“新鲜”：“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顺便说一句，由于文艺座谈会以前，大家长期的学外国、学古典，特别是学外国的古典，在语言上、方法上，所形成的那种欧洲的、俄罗斯的氛围中，至少是一部人当中，《荷花淀》的出现，就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

但是，如果将《荷花淀》的创作放在孙犁的个人成长脉络里会发现，他之所以能写出清新隽永的《荷花淀》也源自他多年的冀中抗战生活实践，源自他参与《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以及《文艺学习》的写作。

延安的生活与学习对孙犁有神奇的催化作用。1992年5月20日孙犁在致卫建民的信中写道：“《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因为这样的情感，白洋淀里那对少年夫妇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白洋淀之曲》中死去的水生在《荷花淀》里并没有死去，那位贤良妻子的生活依然安宁而活泼。故事情节的重大改动是否因为他对妻子与家人的挂念？是否因为他渴望传达一种乐观而积极的情绪？答案是肯定的，彼时，没有人知道战争哪一天结束，这位小说家和年轻的丈夫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纸上建设他的故乡、挂牵和祝愿。

“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孙犁后来说。当然，他也解释了《荷花淀》发表时何以副标题为“白洋淀纪事”，因为“不便称为小说，是报道性质”（1992年5月20日，孙犁致卫建民的信）。当晚年孙犁强调《荷花淀》的“纪实”特征时，其实在着重强调情感的真实——正是因为对个人情感的忠实记录，《荷花淀》才抵达了一种“表达”的新鲜。

完成《荷花淀》的那年，孙犁刚刚三十二岁。1945年5月，《荷花淀》先在延安《解放日报》首发；紧跟着，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各解放区报纸转载；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香港的书店出版时，还对“新起的”作家孙犁进行了介绍。这篇不仅写给自己、也写给亲人、写给自己“理想读者”的小说长出了“翅膀”，安慰着战乱时代离乡背井的人们，也安慰着那些为了和平不得不战的战士们。而尤其令人心生喜悦的是，《荷花淀》发表三个月后，日本军队宣布投降，水生和水生嫂们对安宁的向往终于不再只是梦想。

已经没有人再想起《白洋淀之曲》了，今天我们只记得《荷花淀》。但也许我们还应该记住《文艺学习》。以一个更好的孙犁覆盖“另一个”孙犁，《文艺学习》与《荷花淀》是孙犁创作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克服与超越另一个自我的开端。

(稿件来源：《文学报》2015年11月5日第020版“新批评”；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题图：白云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