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形象的塑造谈孙犁创作方法的独特性

牛牛日记

      谈到孙犁，论者经常提到他善写农村生活、善写乡村女性尤其是纯美的少女，而且注意到他用审美的理念构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成为“荷花淀派”的宗师，确实如此。但如果只关注到创作对象（女性形象）还只是处于表层探索，孙犁之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有不可抹杀的地位，就在于他的独树一帜。“只有在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形成了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家，才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1-2，孙犁之所以是有个性的作家，不仅仅在于他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更主要的是在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观念、艺术追求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是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标志。

      关于“创作方法”，阎浩岗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创作方法的三维结构”[1]2 即：创作方法作为作家进行创作时的美学追求与指导思想，实际是由创作宗旨、创作对象和创作原则三个要素构成。其中创作对象指的是作家写作时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与题材密切相关，但又不等同于题材，是创作方法三维结构中最表层的一维。创作宗旨是创作的根本目的和追求，即“为什么写”的问题，在三维中表现得最为隐蔽。创作原则是作家在创作时对主客观因素之间主从关系的理解与操作过程中的偏重取舍，与创作对象处于同一层次且都决定于创作宗旨。本文借鉴“三维结构”理论，以此来分析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理解和把握孙犁在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对传统道德、个性主义和时代主题等命题的思考。

一、善写女性：文人理想、“女性崇拜”、时代的需要

孙犁善写女性，这是公论，他塑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如水生嫂、春儿、秋分、李佩钟、吴召儿、小妞、小鸭、大菱、二菱、秀梅、浅花等等。冯健男曾指出孙犁善于刻画农村妇女的形象，认为她们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聪明、美丽、多情、勇敢的特点，这是孙犁所谓“美的极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浓墨重彩的展现女性是孙犁的创作原则使然：他崇尚真实并以作家的切身体验融入作品，真诚地展现时代的风貌。所以，善写女性与孙犁的“女性崇拜”意识、传统文人理想和时代责任有关。

孙犁一再强调他的“女性崇拜”心理：“我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2]184。现在有比较多的论者都注意到孙犁小时候生病、身体羸弱，深受父母、婶婶宠爱，在后来的包办婚姻中，妻子基本上也是扮演了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所以说女性是孙犁最为熟悉、最为热爱的人。孙犁真切地感受到女性的温柔、善良、乐观、执着、能干，同时也深刻理解她们所具有的无畏、泼辣和坚定。孙犁曾深情地回忆了妻子在生孩子坐月子时面对凶残的日本兵所表现出的勇敢坚定。孙犁往往用真诚的态度把现实感受甚至亲身经历写入作品，他对女性的敬佩、崇拜是真实的，所以才以饱含深情的笔描绘了诸多光辉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水生嫂这一形象几乎是以孙犁妻子为原型塑造的。

孙犁的气质、性格倾向于内向、沉静、随和、恬淡、感情细腻、文质彬彬，一生追求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生存状态与人格模式——“修身养性、人格完善与写作为文的统一”[3]。偏向于阴柔气质的文人孙犁“愿意看到令人充满希望的东西，春天的花朵、春天的鸟叫；不愿意去接近悲惨的东西”[4]393，他更喜欢“写欢乐的东西”[5]557，而这些显然与年轻的女性有更多相通之处，所以，孙犁为我们塑造了众多开朗乐观、善良美丽的形象，同时对女性本应有的痛苦与忧伤进行了有意的回避。内敛的孙犁更不会像当代某些作家那样赤裸裸地描写情欲。

有人问孙犁：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孙犁认为：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里，妇女的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新生解放，也就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而一切斗争、一切生活都有她们的参加。尤其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多年里，有多少妻子、母亲、送走丈夫、儿子，多少少女送恋人上战场，之后她们担负起养家度日、扶老携幼、教育女子的责任；在风霜雨雪中逃难，在饥馑中组织生产、度过灾荒；她们怀念亲人但机杼不停，她们抬担架、做军鞋、看伤员、掩藏战士，在汉奸敌人面前宁死不受辱。战时的女性，尤其体现了孙犁对时代主题的理解和对美的感受。而发掘并凸显这种美是有良知和爱国心的作家在时代中应尽的责任。

二、展现“美的极致”：战争中独特的人情美、人性美

孙犁认为特殊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大熔炉，它陶冶熔铸了人的情操、美德和毅力，是一种“美的极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4]392-393“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4]171因而他更关注的是时代怎样改变了人情、人性和人际关系。孙犁表现“美的极致”，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情美，是伦理道德情操之美以及人性的善良，是美与善的结合。孙犁是有良知有使命感的爱国作家，他的赤子之心使他真诚地、自觉地向时代靠拢（表现战争、写抗日英雄等），但他不直接写战争的残酷、血腥和恐怖，也不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而是从战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的人性美、人情美入手从侧面表现时代的风云，这就避免了单纯的时代叙事（“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以及其中某些模式化、符号化的倾向。

孙犁力求发掘时代的最强音、展现“美的极致”以达到“美育”效果，陶冶心灵、振奋精神，是其根本宗旨，显然不宜于过多地表现个人的感情，而应该把个人的情感与爱国情、民族的未来结合起来。因此，孙犁笔下的女性与以往文学史中的女性不同：她们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也不是五四时期那种追求个性解放但却找不到出路的感伤、浪漫的女性；不同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陷入革命与恋爱矛盾的女性；与茅盾笔下浪漫狂欢、崇尚感官刺激和享乐、颓废病态的时代新女性更是大相径庭；与四十年代张爱玲笔下沉溺于世俗生活、饮食男女、渺小的个人悲欢离合的女性迥异。孙犁笔下的女性，她们不管年龄大小都容貌姣好，但这一点不被刻意突出，作者往往用整洁利落、大方得体的衣着反衬她们的俏丽，是一种不张扬的、内敛而含蓄之美。而且作者不直接地、浓墨重彩地表现其感情经历、爱情发展。她们几乎不“谈”爱情，即便写到爱情也会一笔带过或戛然而止，当然更回避性爱场面。但是不代表孙犁不关注细腻的感情、人性化的欲望，不“谈”爱情而非“不”谈爱情，包括爱情在内的细腻的情感在作品中是通过细节、场景以及彼此志同道合展现出来，而不是直白的卿卿我我。孙犁笔下的女性既有姣好的外表又有美好的心灵；既有传统的美德、又体现了她们的个性追求；既有缠绵细腻的个人情感又有识大体顾大局的时代观念。《荷花淀》中“水生嫂”、《风云初记》中的“春儿”、《采蒲台》中的女人们、《光荣》中的秀梅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质，尤其是他对爱情的处理表现为一种清淡而又含蓄的诗意风格。

孙犁往往写夫妻、父女、母子、战友关系，即主要为了体现女性的妻性、母性和女儿性。当然也有“恋人性”，但个人情感与时代情绪合二为一，她们有对爱的渴求，但在特殊历史时期，爱恋往往与如钢的意志、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及军民鱼水情相融合，即爱情变为亲情进而升华为民族情。这不是孙犁有意的拔高，也不是不符合人性化的描写，而是战时真实的、自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浇园》中，战争把伤员李丹和香菊联系在一起，在短暂的相处中他们“像一家人一样，越混越亲热了”，“李丹很喜爱这个地方，也着实心疼那浇园流汗的人”回家路上，香菊拔了一棵甜棒，咬了咬交给李丹，李丹问“甜不甜”，香菊说“你尝尝呀，不甜就给你？”他们的感情是基于感激之情的亲情，也有朦胧的、超越照顾与被照顾关系而产生的爱意，尤其是结尾李丹想到“要流多少汗，才能换来几斗粮食，供给我们吃？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战斗流血的意义”，这种情景便将似有若无的爱情与民族大义结合起来。这不仅符合时代的审美情感，还使结尾含蓄而有韵味。在《风云初记》中，春儿和芒种的爱情也被写得很淡，“补衣服”和“定情”是全文感情最浓的两处：“就穿着缝吧，给你叼上一根草根”“叼这个干什么！”“叼上，叼上！要不就会扎着你，要不咱两个就会结下仇怨了！”春儿笑着把一根笤帚苗放在芒种的嘴里。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春儿要矮半个头，她提起脚跟，按了芒种的肩膀一下，把针线轻轻地穿过去。芒种低着头，紧紧合着嘴。“他闻到从春儿小褂领子里发出来的热汗味，他觉得浑身发热，出气也粗起来。春儿抬头望了他一眼，一股红色的热浪头，从她的脖颈涌上来，像新涨的河水，一下子就掩盖了她的脸面。她忙打了个结子，扯断了线，背过身去。”[6]83扯断了缝的线，实际也说明孙犁及时扯断了情爱的线索，因为这不是时代需要他表现的重点。另一处写成熟到谈婚论嫁地步的情爱场面在现在看来也相当“保守”：“‘你出去长久了，别忘了我。做了官儿，也别变心。’芒种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急得涨红了脸，说：‘你净说些没踪没影儿的话，我怎么能变心哩！’‘有什么凭据？’春儿抬起头来，红着脸，眼里有那样一种光芒，能使打铁的人儿也软下来。芒种说‘什么凭据？我得给你立个字吗？’‘不用。’春儿笑了，‘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要干什么呀？’说完就用手掩着脸哭了。芒种呆了，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过去把春儿的头轻轻抱起来，把嘴放在他的脸上。‘好了！’春儿把他推起来，‘就这样。你走吧，我反正是你的人了！’”[6]109-110即使多年不见的夫妻如秋分和高庆山的重逢也没有刻意描写恩爱场面，倒是反复写到秋分的积极进步以及对高庆山的信任，实际孙犁要昭示一种个性追求（如爱情）在时代（抗日的革命工作）中的升华。

相对于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来讲，孙犁笔下这些漂亮、活泼、聪明、泼辣、大胆的女性，身上体现的恰恰是个性主义和思想解放，而这种个性解放又与时代相关，也正是时代政治赋予女性这种权利和机会，使她们从传统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抛头露面、羞涩内敛、笑不露齿、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加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因此她们个性解放，但又不是爱的泛滥和两性观念的开放，而是保留了传统道德；她们积极参与斗争和革命，但没有刻板、苦大仇深的阶级斗争的面孔，而是灵动、美丽充满人性化的诗意生命，更体现了战时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在这些女性身上体现了传统美德、个性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完美结合。

三、传统的贞操观：时代叙事中的个性坚守

孙犁笔下的女性确实具有一些传统思想如贞操观念。《风云初记》中的春儿，被芒种亲过就认定是他的人，表面看是贞操观对她的束缚，其实恰恰是春儿对自己感情的珍视，不是爱的随意，而是认定了、坚信自己的选择从而忠贞不渝，实际也仍然是个性主义的范畴，只不过当代人常常把个性主义引申为开放的性观念，在孙犁这里，个性主义与传统的道德观念似乎是一个辩证的统一。在《荷花淀》里，水生对水生嫂的临别嘱咐是“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接着叙述者意味深长地说“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因为被活捉，就意味着会被敌人羞辱糟蹋而丧失贞操，而贞操、贞洁比生命更重要。实际这种观念既是传统、保守的，又蕴含着战争年代人的尊严感，是追求自尊的个性体现，同时又是与民族的尊严相连，所以为此不惜付出生命。水生嫂对此也相当认同，叙述者的声音基本代表了作者孙犁的价值判断。在《采蒲台》中，“我留下洁白的身子，你争取英雄的称号”的唱词出自人物（小红和两个青年妇女）之口，与《荷花淀》中的情形一样，实际也是孙犁把传统观念与时代主题结合起来思考的体现。孙犁对这种面容姣好、善良、温柔、能干且贞洁的女性持有毫不掩饰的敬意，体现了孙犁较多的传统文人趣味。而且作者也尽力回避这种纯洁之美被破坏，尤其是女孩子在面对鬼子的围追可能会遇到被强奸等危险时，孙犁都作出了回避丑恶的处理，基本上是轻描淡写，淡化了危机，应该说这是作者的于心不忍也是创作目的使然。

四、探寻个性主义与时代叙事的平衡点

孙犁既有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气质，又有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个性解放、人本主义、自由思想。尽管性格相对比较优柔寡断、缺乏锋芒毕露的一面，但骨子里仍有极强的个性主义的追求尤其对美好的异性及自由的婚恋抱有浪漫的幻想。孙犁的感情生活即体现了这种潜在的思想。在郭志刚、章无忌著的《孙犁传》的一些章节中，如第二章的“无花果”、“天作之合”，第五章的“人生几次月儿圆”、第六章的“凤凰再生了”、第七章的“疗养生活纪略”等讲到了孙犁感情及婚姻生活的一些情况，孙犁自己则有更多的表述。资料显示：孙犁1927年订婚，1929年与长自己4岁的妻子结婚，虽没有承受太多旧式婚姻的痛苦，但很难说与没有文化的妻子有多少共同语言。孙犁在读高二的时候，到位于育德中学西南角的一所平民学校教国文，同女学生王淑产生了恋情。且在1936年，孙犁去同口教书时，面对王淑同军官离家潜逃被追回的小报新闻，他惘然无对，在晚年仍做着好梦为她祝福[7]61-66。这段情感，孙犁在《保定旧事》等文章中做过详尽描述，并称“这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 1944年在延安，“他请了一位经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京剧），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来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7]189，这件事曾被孙犁写进《善室纪年摘抄》，在《忆梅读易》这篇文章中，作者回忆了事情的经过，通篇充满了对人生命运的感叹和作者的忏悔之情。1946年，孙犁返回冀中，在蠡县刘村与农村姑娘锡花的微妙感情令孙犁难以忘怀，小说《“藏”》中的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7]207-209。1958年，孙犁在青岛疗养院养病期间，和一位女护理员发生过情感纠葛。除了《孙犁传》第327-332页讲到这件事外，他在《陋巷集》中的《病期经历:青岛》和《芸斋小说二篇·无花果》等文中，曾做过较为详尽的描述。在《致陈乔的信》、《致韩映山的信》及《芸斋小说·续弦》中有对后来婚姻生活的记述。现实生活中，孙犁追求个性，但最终他退缩了。性格较胆小、怯弱是部分原因，但根本原因可能是孙犁的传统道德观、贞操观在起作用，他不能做对不起结发妻子的事情，他无法承受可能有的罪孽感。但对自由恋爱和心灵激荡的爱情的追求是孙犁个性意识的体现，如果说上文提到的水生嫂、春儿等女性还是着重体现传统美德与时代的结合的话，那么在孙犁笔下的一些“另类女性”如小满、双眉、慧秀等身上，可能暗示了孙犁内心潜在的本能欲望及对自由浪漫的爱情和人的自然美的渴望。

《钟》的女主人公慧秀历尽苦难但坚韧执着，追求自由爱情。尤其结尾处，她体现的完全是一个小女人的心态，尽管他的爱人大秋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但她心目中的大秋完全是个人化的，只是她倾心相爱、为爱她敢于付出任何代价而无怨无悔的对象，而与革命丝毫无关。《钟》突破了30年代常有的革命战胜恋爱或恋爱在革命中升华的窠臼。孙犁在革命叙事中保留了个性主义的独特魅力，这也是慧秀曾被称为具有“小资情调”的原因。

小满、俗儿、双眉等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漂亮”，是不加掩盖的、张扬的性感之美，而且都是伶牙俐齿、生活不错、深得男人喜欢、被女人嫉妒的人。《村歌》中的双眉被大家认为是“破鞋”“流氓”而拒绝她加入互助组。双眉向在这里主持工作的区长老邴鸣不平，质问他什么叫流氓。别人因为她登台演戏、夜晚演戏、出村演戏、出村体操、好说好笑、赶集上庙、穿得干净点等原因认定她是流氓、有男女问题。但双眉说“爱说爱笑是我的脾气，赶集上庙是我要买线卖布，穿的花布是我自己织纺的……俺家开的是起火小店……吃的就从这里边赚出来；穿的就凭我这两只手，织织纺纺。”可见，双眉是一个漂亮、活泼、能干、伶俐的女性，应该是孙犁潜意识中颇为喜爱的人物，所以孙犁设计了双眉怎样争强好胜、极有自尊心，如何不怕吃苦受累、如何积极想办法踏踏实实组织互助组、怎样赢得了大家的真心尊敬和喜爱，积极入党等情节，尤其是结尾部分双眉在演剧比赛中大显身手，正是通过双眉这样的“美”的形象达到对群众进行教育的目的。传统观念中漂亮似乎并不值得夸赞，不是某种资本，而是被诟病的因素，女人的漂亮经常与祸水、水性杨花、淫荡相连；加上重农轻商的思想，双眉开店就会被人看轻，她因诚信经营而吸引更多客人尤其是男客人时，自然更会引来嫉妒；她母亲名声不好，因此“什么娘什么女，什么桌子什么腿”的血统论使双眉最终被定为有男女问题。文章中的老邴和李三他们客观地评价双眉、引导她进步并对群众的上述思想给予批评。可以说他们是孙犁的代言人，通过老邴之口孙犁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偏激、片面的思想和传统观念给予了适度的批评。

写于1956年初夏的《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几乎是另一个双眉的形象，只不过由娘的名声不好、娘家开店改为姐姐的名声不好、姐姐家开店。作品中群众对小满、六儿、杨卯儿的吊儿郎当、不积极、不务正业的批评以及对黎大傻夫妇的二流子习气、商人气、落后、自私、好吃懒做、堕落等的描绘都是符合时代主流意识的。这些形象也都是合作化运动中实有的。但孙犁曾表述“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8]615“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8]616实际上孙犁对城市生活尤其是时代的某些偏激的东西不能适应、发觉某些时代观念和主流判断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因而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困惑，比如合作化运动，尤其是对其中体现的某种“左”的情绪和评判标准，孙犁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表现时代的发展是孙犁的一贯原则，但他不盲从，也不盲目乐观，他写了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困难和对发展方向的某些困惑。所以小说结尾干部试图改造小满却以失败告终。作为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具有启蒙观念和人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发现这些所谓“落后人物”的身上恰恰体现了对个性的崇尚和对自由的追求。所以从主观上、内心里孙犁喜欢她们的漂亮，羡慕六儿、小满甚至杨卯儿他们的聪明伶俐、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泼辣大胆，能干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只不过这种思想在50年代显然不宜直接和盘托出，于是作者是通过第三人之口来表达的。郭宝亮在《孙犁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解决——重读<铁木前传>》一文中认为“作品设置的人物锅灶，正可以代表作家的这另一个声音”[9]，当积极的、革命的代表四儿充满激情地幻想时，锅灶警告他离题太远了，要他讲点实际的。锅灶关于满儿对六儿的吸引力比青年团的吸引力要强烈得多的观点以及对他们流露出羡慕的意思，都表明了当时革命集体主义的不切实际与枯燥，从而反衬出个性主义更合乎人性。尤其是革命就要禁欲、要打光棍的偏激理念都受到锅灶的反驳和质疑。我认为该文认为锅灶代表孙犁的另一个声音的看法是中肯的，但与其说“批评革命集体主义的不切实际与枯燥，从而反衬出个性主义更合乎人性”不如说是通过锅灶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批评了时代评判标准中某些不切实际的“左”的思想。孙犁在试图探讨革命要考虑到人性、革命措施应该怎样改进的问题。

《风云初记》中的俗儿情况比较特殊，在抗日爱国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俗儿确实有个性张扬的一面，而且有明确的女性意识。俗儿利用色相实现一定的物质目的，还可以容忍，充其量是她是淫荡无耻。但俗儿为了地位和物质利用美貌甘当汉奸，此时俗儿的聪明伶俐就沦为见风使舵、逢场作戏，由贞操观升级到民族大义和尊严问题。俗儿身上有个性解放的成分，但通过俗儿这个人物形象，孙犁是在探讨个性在时代可能被允许的程度即不能超越阶级和民族尊严的界限的问题。小满、俗儿、慧秀、双眉等是颇具争议的女性，但现在看来这些人物塑造得更为复杂、更饱满、更体现了孙犁试图在个性主义与时代叙事之间寻找平衡点。

由此可见，孙犁笔下的女性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亮色，同时反映了作家对传统道德、个性主义和时代叙事的独特思考，正是这种复杂的创作状态，使孙犁用日常生活甚至某个角落来表现时代，于静美处看到硝烟战火，在崇高的革命者身上看到人性的闪光，人格与文格融为一体，展现“美的极致”，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孙犁.文集自序·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M]//孙犁研究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3]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1-29

[4]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M]//孙犁文集：第6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5]孙犁.文集自序[M]//孙犁文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6]孙犁.孙犁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7]郭志刚,章无忌. 孙犁传[M]. 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99.

[8]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M]//孙犁文集:第4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9]郭宝亮.孙犁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解决——重读《铁木前传》[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86-90.

（稿件来源：《保定学院学报》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