淀边市镇

何凯羹

文：白永达

      我于1920年出生在当时的直隶(河北省)安新县的新安城。我的故乡是个可爱的地方，位于华北有名的白洋淀中部北岸，历史上曾是渥城县与新安县的县治所在。清朝末叶新安县并入18里外的安州，新安就成为县属的一个区，解放后又成为安新县城，现已更名为安新镇了。

      由于这段历史，我幼时小镇的布局，仍像一个旧式的县城。现在，这样的布局剩下的很少了，许多年轻人或许未见过。当时小城是这样的：有高三丈、宽丈余、长七里十三步的砖砌城墙，有四个带城楼与瓮城的城门。由于受地理置的影响，和一般县城不同，城内主要通道是四条半大街，东、西、北街都通城门，此外有一条名叫“小南街”通南关的实际的南街，和半条名为大南街而被“西后湖”隔断的名义上的南街，另外还有许多弯曲的小胡同。小镇的位置，在读了世界地理之后，我很有兴趣地发现它颇似地处马六甲海峡北岸的新加坡。新加坡背靠马来亚半岛陆地，有不宽的水道与半岛隔开，南面朝海峡，是个岛城。新安城西、北面都背靠陆地，有护坡河与之相隔，东、南面则朝向大淀，也是个岛城，只是市镇规模断无法与新加坡坡相比拟。城内有两个小湖，还有庙宇。西街上有两个高耸的“大幅筒”碉堡式建筑，是城内唯一的天主教堂。城中心有由古色古香的“渥城书院”改建的新安高等小学堂。诚东北角有一相当规模的私人住宅——董家花园，是当时的富商“董大喇嘛”的私家花园，其中湖、桥、楼、台、亨、榭齐备，由城墙上看去一览无余。平时城里的人们有暇，时常到城墙上去游览那水天一色、舟楫往返、苇田连碧、鸭鹅戏水的淀上美景。到新春正月，几乎全城的男性青壮年及儿童都愿意到城墙上的这个“空中公园”去踏青，敲着一面面像大蒲扇而带响环的太平鼓，吹着带笛的胶皮气球与用飞沫玻璃制成的“嘣嘣儿”和喇叭，吃着棉花糖，摔着“炸炮”，周游四城，其乐洋洋。这种欢乐的民俗旧景，至今仍如在眼前。

      白洋淀位于京津保三角地区，大清河中游。自清朝中后叶，即十八至十九世纪间，新安就是北通北京、东西通津保的陆路、水道交通要地。陆路方面，城内每天过往的铁木轮客货大小车辆(当时尚无胶轮大车)络绎不绝，多数是三、四匹骡马拉的重载车。我小时候就常站在家门口看车来车往。水路方面，东“下卫”西“上府”的大小船只连绵不断。保定、安新及大清河沿岸一带日用消费品、杂货等由天津装船，利用大清河向沿岸各地输送，淀区及周边各县盛产的小麦、棉花、芦苇、鱼虾也借水路运往天津。大船队驶过时，桅帆成阵，另有一种气势。民国时期，天津至新安的大清河上有了小火轮(汽船)按时对开。每天下午4点，从天津来的轮船“哞哞”地扬着汽笛“哗哗”地开到了，孩子们就跑到东关码头或城墙上，看客货纷纷而下的热闹场面。偶尔，淀上还会驶来外号叫“小屁虫”的快速小汽艇，它行进时尾部会“噗噗”地排水，煞是好玩。

从东关外到东大街，是城里的闹市。东关外一过护城河桥，街上就排满了出售船具、渔具、车輓具，诸如枪、篙、帆、篷、网、跳板、铁器、桐油、鞭、鞍等的店铺，还有饭铺、酒馆、鱼市、鸡鸭鹅市等。东关到十字街两侧则是烧锅、当铺、杠房、海味南货店、洋货铺、南纸文具店、肉铺、酱园、 满汉荣食糕点铺、木厂、粮食市、中药铺、西医院……铺面林立，各行皆有，并且都是私营的。这里从早到晚，市声嘈杂。我家住在小南街，晚上睡在炕上，还能依稀听到东街的市声借着“东后湖”的水音传来，至二更天才渐歇。

新安城不仅商业繁盛，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家私营金融机构一义聚魁钱庄，发行了信用颇好、附近一带都能通用的“铜元券”纸币。因当地商品、劳务交易频繁，居民大多数是市民与在外经商者的家属，吃穿用度均需通过市场购买，铜元与银元都太重，不如纸币使用方便。这些现在回想起来，都反映一个事实，当时的新安作为一个小型的区域中心，已初步形成了初级的市场经济。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京汉、京奉、津浦各条铁路线的相继通车，新安城作为京津保三角地带水陆码头的地位逐渐下降，但它又继起成为白洋淀的苇业中心。

白洋淀的港汉苇田连绵，苇业是一项大产业。所产的优质大苇适于编织，远近闻名。白洋淀的苇业是商品性生产，除了供应民间生活需要外，更重要的是与二十世纪东北三省大豆、高梁等商品粮食生产的崛起，与渤海湾长芦盐场的兴盛紧密相关的，商品粮食与盐的生产，需用大批的席、箔、茓，于是商品性苇业生产随之欣欣向荣，成为热门产业。

我家经营的苇业，有规模也有效益。年产大苇十来大垛，价值不菲。苇铺上有专人看管新旧苇垛，防止着火和丢失。当时，新安城经营苇业的大户有十几家，如西街杨家、高家，西南胡同及魏家胡同的薛家、管家，东街的周家、王家等。秋季收割后，南关外沿护城河的河岸，苇垛成排，林林总总，像一片楼，其气象可观，是本城的财富。

经营苇业，主要是栽培皮白、柔韧、身腰好的优质“大苇”，要选育优良品种，如“大白皮”等，同时更需要精心管理。春季要夹泥施肥；夏季要拾蔓(拔去攀援性的蔓藤，以防苇株被牵连，遇风成片倒伏)除草去莠；秋冬季要收割、晾晒、分级、打捆、上垛，最后垛成一个个形如两三层中式起脊“人”字型的大苇垛，等待来年从天津、冀东、东北来的“老客”(买主)签合同成垛购买。每垛几百捆(每捆有一定规格)，每捆时值银元(后为法币)2-3元，每垛约值千元上下(按苇的成色)。付款后，通过内河用“大槽子”木船(可载重50-100吨)运走。每逢主客双方在前院客厅治谈交易，我与三哥这样尚未出外读中学的半大孩子便从旁侍应茶水，闲时也看父亲所写的“大苇”培植经验等文字，也算是一种商业文化的启蒙吧。

由于四季都有活路干，我家经营苇业的“荣利堂”及各家店铺实际是一个农商企业实体，全家参与。每年长期雇佣农业人员几十人，加上临时性短工约百人左右，分班由几个“打头人”如赵葫芦大伯、曹春长叔叔、王二担子哥等人带领，分头在大王淀、鸭圈淀、王家寨、郭里口等处苇田干活。而家中那位脾气较倔的“傻大伯”张梦则是父亲的总管和助手，他与几位领班共同规划，分派活路，众人称他为“张管船”(因他是船户出身)。每天傍晚时分给收工回来的工人开工资，我也乐得在旁边帮忙，端“铁板子”、数钱、记账。记账用的是毛边纸印的红直格布面旧式帐簿，上记“收××大洋××元”，“支×××大洋(或铜元)××元(或枚)’。

秋末冬初，上“苇铺”去玩是一桩乐事。所谓“苇铺”就是集中晾晒、分级整理用船只或冰床收割运回的大苇，并加以打捆、上垛的作业场。那儿有几间每年临时用杉篙、苇束与河泥搭建的茅屋，有火炕、炉、灶，用以做饭、烧水和住人。几十个人在作业场上，身穿短棉衣，头戴狗皮帽；打绑腿，脚蹬东北靰鞡或生牛皮靴(防扎伤脚又防水)，在幼时的我看来个个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他们打捆时是流水作业，一伙几人分工：抱苇的、拍齐的(用木制的沉重大拍板，将苇的根部拍齐)、扎捆的、上喓的，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配合相当默契。尤其扎捆的两人给苇捆“束腰”时，把两条轧棒放准，发一声喊，纵身跳跃，将棒压于腰下，以全部体重为苇捆束紧了腰，动作彪悍而利落。此时上喓工人飞快地给苇捆上好“喓子”(苇篾子拧成)，等轧捆工人一松棒，大苇就捆得结结实实，任凭怎样摔打也不会散架了。这些环节，有如舞台上的“武打”一般精彩，与上垛工人扛上一、二百斤重的苇捆，走上高跳板的沉稳，常使我看得入迷。

在年终腊月，苇铺工人将完工“吃犒劳”的日子，和他们一起挤在那间热气腾腾的草房炕上，吃农村风味的牛肉馅大蒸饺，狼吞虎咽，大汗淋漓，比在家有意思多了。饭后，还可到晾晒的苇堆里去细心寻找那种甜甜软软的“蔫苇”(一种特种甜苇，农村小孩和大人都爱吃)，嚼上一气，很是过瘾。

夏天，到苇铺附近的河里游泳和划船，是乘凉的良方。河水上层温，下层凉，划船或用竹篙撑船，都是技术。因为常干，我都学得不错。冬天，撑着冰床越过淀上裂开的一、二尺宽的“大冰缝”，尤其是有刺激性的快事。

后来来了日本人的蛮横入侵，他们侵占东北，使大豆、高梁等民族商品农业生产受到疯狂的掠夺，影响了白洋淀苇业的销路。他们入侵华北后，以每捆8角钱的低价强迫收购原价2-3元的大苇，使苇业经营者血本无归，难以为继。在此过程中，市镇衰落，百业凋零，再不复昔日的繁华。

——End——

注：本文选自安新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所编安新县文史资料（第七辑）《寻找记忆中的新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