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柔弱多病,忧虑多思。孙犁出生时因母亲无奶水而吃干馒头做的糊糊,先天不足,后天清苦,自幼体弱多病,如其中有一种“惊风疾”,直到12岁才治愈。1927年14岁的孙犁考入育德中学之后,“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44]253。高中毕业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十来年,因进入青年阶段,孙犁的身体有所好转,病得稍少。从1940年后期开始,疾病又慢慢增多,一直到最后去世,都是如此。以致有学者专门研究孙犁的病。长期体弱多病,特别是其后患神经衰弱,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是抑郁症[60],这明显影响到孙犁的心理与性格,“使他在神经和心理方面变得敏感起来”,变得“比较内向,遇事较易‘退缩’”,生活中“比别人更易‘多愁善感’”[61]。身体不佳加上各种坎坷打击,使得孙犁一生伴随或轻或重的焦虑愁思,并体现在其生活、工作与创作中,特别是抗战之后。对此,孙犁自己颇多记载,1946年就曾记叙头一年从延安回到冀中后精神与身体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这是很不应该的,因此也就越痛苦”;又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6]459-460在随后的土改运动中,孙犁因为“客里空”事件受到批判,又对现实中一些不合理现象产生疑虑,思想压力很大,身体“日渐衰弱”,所以想借1948年9月到深县工作的机会“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以期对身体有些好处。[62]孙犁回忆,也正是在深县的时候,一天无意中在朋友家楼梯“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我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孙犁“第一次发见自己的病症”的时候,当时整个人“已近于身心交瘁状态”。[63]当时,孙犁35岁,身体病弱的严重程度,已经使得一个把写作看成生命的作家决定要放弃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在1950年一年的书信中更是隔三岔五地记录:“力竭声嘶”而“卧床一昼夜,尚未能恢复”[17];“突患腹痛,未得畅谈与从游”[64];“上吐下泄,弄得寸步难行”[65];“又患赤痢一周”,“经此削伐,已显大疲”[66]等生病情况多次。1953年因在会上为七月派诗人鲁藜说好话而鲁藜却被公安局抓走,孙犁“受了很大刺激”,担心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焦虑,“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36]孙犁频繁地生病,不仅使他深居简出,甚至有很多时候因病成隐,而且还影响到他的创作情绪、写作的进度与作品的设计,如1956年发大病时,他的《铁木前传》刚好写到第十九节,似乎暗合了孙犁的生病,在这一节孙犁设计了九儿与父亲谈“不舒服”“累”“身体不大结实”“咳嗽”等身体状况的对话[37]148;并且整个小说在第二十节戛然结束,第二十节也只有简短二段文字。对此,孙犁自己曾说“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跌了一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32]9;另外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小满儿在人前也显现出类似作者的孤独多思、压抑迷茫等特点。除了生病,当时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也让敏感的孙犁觉察到其个性化的写作估计难以为继,不如因病停笔退隐。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孙犁1956年大病搁笔时的特别感受:“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的很。”[67]孙犁“晚年是忧郁的”[68]173,是多病的,1993年做了一个胃部大手术,最后5年卧病在床,其他时间各种病况不可胜数。孙犁对于世事更是睿智的,他曾经借用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给人题赠,其中诗句“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与“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68]175,可以说描绘出一副独特的孙犁山水隐居养病读书图,几乎可以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69]媲美,诗句较好地说出了他自身的状况以及他对于身体、人事与文学的态度。 三、纵情逸书与杜门记隐 早期孙犁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积极参与抗战时期文艺工作,常常以一种优美的话语来讲叙抗战故事,作品里天然地流淌着浪漫主义的因素,表现出一种与主流创作不同的审美旨趣,散发出一种超越现实具体目标的诗意,有一种战中取静的逸性。抗日战争时期一直被孙犁视为一种主客观都非常理想的创作环境,“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70]此时创作,孙犁一方面注意关注现实,关注“民主和抗战”[71]219,“表现新的生活”;一方面强调发扬理想,认为“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闪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72]341,“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72]342,主张“在作品里展示明天,使人充满对生活的爱,对未来的想望”[71]221。他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35]241他的“荷花淀”式的抗战小说也由此而产生,在《荷花淀》《麦收》《芦花荡》《蒿儿梁》等抗战小说中,荷花淀、麦子地、芦苇荡、山村景物等,在孙犁的笔下无不散发出战争状态下的乡村诗意。正因为对理想之美的自觉追求,使得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在现实主义的底子上有了新质的生发,“五四”以来对国民性的批判和人生苦痛的揭示,到孙犁这里转变成人景俱美的诗意抒写。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式图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难得的接续传统的田园乌托邦,“在这河北省的平原,有这样一个大水淀,环绕着水淀有一条宽堤,春夏两季有个西湖的颜面。荷花淀的荷花,看不到边,驾一只小船驶到中间,便像入了桃源”,在日本人来之前的千百年,这一带就是安宁美好的“水乡南国”。[73]他家乡水波淼淼的白洋淀、风生水起的芦花荡、自在奔流的滹沱河等极富诗情画意的自然风物构成其小说的山水田园特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经典画面。他笔下的“自然界给战斗的人们种种便利,种种安慰”[71]142,战争背景下的优美自然与美好人性的描写,成为孙犁抗日创作中诗意形成的路径,“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在孙犁眼里达到了一种“美好的极致”[35]241。孙犁说:“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74]孙犁及其抗日战争时期之下的创作,有一种既源于内部独特人格又得于外部理想环境的可遇不可求的逸性。 如果说早期孙犁是在理想环境中表现出参与情怀与天然逸性,那么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因为客观环境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孙犁慢慢出现苦闷不适,努力退避混乱喧嚣,从跋涉在战斗的山野转向困居于城市的书斋,但是又无奈于城市的嘈杂,所以常生山林之思,“身处人海之中,心想山林之美”。孙犁认为“人类是从山林里发源的,带有喜爱自然的天性”[75],他始终喜爱自然,追求自在的状态,而实际时觉困处现实,以致“山林之想,无时不萦于怀”[76]。孙犁在中后期明确疏离政治,反感社会市侩化,日益走向隐逸。一旦孤身退隐也求之不得,甚至不惜一死。“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犁遭受批斗凌辱,令其不得安生,孙犁在批斗之初曾触电自裁,后来身处极度困境时仍常存此念,但终于还是活下来了。在平常的时代,孙犁避世的主要方式是写作。孙犁曾说,除了“修补旧书,擦抹小玩意”[32]11,写作是他“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在春节、假日、深夜”里创作。[32]10“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心谨慎、清静避世的孙犁,还是遭到批判,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创作自由,对此,他说:“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32]11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苦闷的一个时期,孙犁夜里“听着风声雨声,说梦话做恶梦,大喊大叫”,甚至达到“比他自杀更可怕些,也更可悲哀些”的“灵魂沉落”到麻木的地步,“他不再去追悔,也不再去希望,他不再读书,当然更不再写作”,“只有在梦里,他才好像清醒着,在白天,他是麻木不仁的”。[77]1970年孙犁“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78],面对“荆棘满路,犬吠狼嗥”,只能“日暮孤行”[79],避世远祸于斗室,“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考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偶尔练练书法,借此“消磨时日,排遣积郁”。[78]这成为特殊时代他在文学创作之外的第二种避世方式。孙犁本来爱读书买书,在进城之后有了固定工资,特别是1954年有了稿费之后,更是有意识参照《鲁迅日记》所记书账中的书目“追步先贤,按图索骥”,利用各种机会购置了大量古籍,“以致汗牛充栋”。[80]“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先被批斗,后又被下放干校劳动,家中书画器皿数度被抄,直到1970年被“解放”后,1972年幸存部分才得以发还。此时,孙犁虽“搬回原住处,然身处逆境”,于是“闭户整书,以俟天命”[81],在陋室中包装、修理旧籍,常常陷入“一人在室,高烛并肩,庭院无声”[82],“只闻壶水沸声,其他情景,不可知”[83]的物我两忘状态。孙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隐居选择,有其所处环境的无奈,在那个“严霜所加,百花凋零”[84]的非常年代,孙犁“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78],只是断断续续包装“修整了很多残书”[85],零零散散在书衣上写几句潜隐式的感想,真所谓“能安身心,其惟书乎!”[86]孙犁曾自比“两角钱小书,裹于群籍之内,遭逢非常……独能完整,并免污损。此何故欤?一以其体微而薄,得不触硬利;二以其偏僻,不为流俗所注目。故能全其体,保其洁也”[87],形象地寄寓了他乱世隐居的状态与心志。 参考文献: [1]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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