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回忆录】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

安新县原政协主席、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杜树年

      在我有记忆以来，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的家乡是完县（现顺平县）刘各庄村，是山区，是解放区，经常有八路军驻防。我村西边三华里南峪村，是当时完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贾各庄住着县大队（八路军）。我村往东十多华里是日本侵略军修建的炮楼。在那个年代，所见所闻，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日本侵略军经常到解放区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做。

当时我国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敌强我弱，武器相差悬殊，侵华日军经常不分昼夜的到解放区扫荡，为防止被日军抓住，我村在东山顶立了一棵消息树，由民兵日夜看守，见到日军来了，就把树放倒。有时饭做好了听说日军来了，顾不上吃，提上饭就往山沟里跑。有时夜间正熟睡，听站岗的喊“日军从南边来了”，人们抱起自己的孩子就往村北跑。有一次夜间日军来扫荡，我因年岁小跑不快，我父亲就背着我跑，枪声离我们不远，只见头顶天空有一道道火光，因是夜间，敌人没有抓住我们。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1943年从5月1日开始，日军发动重兵对唐县、完县、涞源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即有名的“五一”大扫荡，实行残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这次我和我母亲、大嫂、姐姐跑到我村北沟后遭日本飞机轰炸，我大嫂的脚被炸伤，当时日本的飞机飞的并不高，可是我军当时没有打飞机的武器，只能挨轰炸。几天后我们回到家，见一片狼藉，猪、鸡被杀吃，毛驴被抢走，一间草房被烧掉，我村的学校也被烧掉。我村有一人没跑掉被日军抓住，因他不说村干部和八路军去向，被捆在门板上活活烧死。

就在那次大扫荡中，日军在我村往西十多华里野场石沟搞了一次大惨案。该村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九分区后方供给部所在地，听说日军来扫荡，群众就把家中的粮食等物资都及时进行了坚壁清野，群众隐藏在山沟里，部队转移，利用山地复杂地形同敌人周旋，日伪军一无所获，5月7日在汉奸庞珠子（后被政府镇压）的指引下，日伪军来到野场石沟，开始汉奸担着水引诱人们出来，群众忍受着几天的饥饿和干渴，没有一个人出来，后来日伪军就用石头砸、刺刀赶，把掩藏在石沟的野场、龙旺水、王家庄、解放四个村近200多名群众驱赶到一块半亩多的梯田里，这些人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逼他们说出八路军的枪支子弹和粮食藏在哪里，并开枪威胁。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打死也不说”，敌人端着刺刀步步逼问，这时14岁的儿童团长王璞（野场村村长的儿子）怕群众说出朝夕相处的两个八路军伤员和两名区、村妇女干部，冲出来高喊：“宁为抗战死，不当亡国奴”，他母亲张竹子也鼓动人们说：“咱们妇女们谁也不能说，反正是死，不受敌人的骗”。敌人逼不出一点线索，一个日军狠狠地说：“杀不完老百姓就杀不完八路军，统统的是八路。”这时一日军头目一挥手，三挺机枪的子弹一齐向人群扫射两次后，几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在人堆中翻腾，见没死者就用刺刀挑死，一个婴儿在已死的母亲身上吃奶，一日本兵用刺刀把婴儿的两只脚掌削掉，真是残无人道。

这场惨案有118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弹和刺刀下，有54人受重伤，仅野场村就有四户全家遇难。为纪念王璞、张竹子等英勇死难的人们，同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野场村石匣岭上立两座石碑，晋察冀边区和完县政府赠予王璞抗日民族小英雄称号，还编写了一首专为此惨案谱写的歌曲《忘不了》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我现在仍会唱几句。

后来我上高小时，我们上一班有个同学就是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她说：“日军的刺刀把她刺倒后她就装了死，等日军走后她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被人救了”，她身上就有日军刺刀留下的伤疤。这类惨案，全国各地都不少，据统计，河北省就有300多起，其中杀害群众千人以上的就有四起，有的日军还释放毒气杀害群众。我后来工作的安新县也是革命老区，在我搜集整理爱国主义教育资料中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期间，安新县有较大惨案六起，其中端村、三台各两起。1939年3月15日端村一起惨案杀害群众80多人（内有妇女18人，小孩6人），奸污妇女数人，烧毁房屋1000多间，东西被抢劫一空，日军把刘胜春的姐姐用绳子捆起来，扔到被点燃的房内活活烧死。中青惨案杀害群众6人，其中妇女4人和一名12岁男孩，妇女自卫队长朱藏拒不说出游击队的下落，被日军扒光衣服，割掉双乳，朱视死如归，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12岁的男孩被活活劈成两半。1938年3月12日日军在三台扫荡，杀害群众二百一十多人，烧毁房子二千多间，奸污妇女数名、财物牲畜被抢劫一空。侵华日军731部队违背国际公法，用抓住的活人进行各种试验，如细菌传染、细菌武器效能试验，用活人对步枪子弹进行穿透人体性能试验，手段五花八门极其狠毒残忍。日军攻占南京后搞大屠杀，杀害群众30多万，更是震惊世界。

二、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群众生活非常困难。

侵华日军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拖垮解放区的军民。再加上连续几年大旱，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当时买不到食盐、食油、火柴、灯油、布匹等生活必须品，吃不上盐身上没劲，人们就把淹咸菜汤当盐吃掉，或买些小盐（用盐土熬制的盐），没火柴就用石头打火，每到做饭时各户打火叮当响。用棉籽油或大麻籽油点灯，用棉花纺线织粗布穿，用树叶、树皮、红土染布，用石板、石笔写字或用旧书翻过来订成小本写作业，学校被日军烧毁后找民房或拿小木床在树荫下上课，用粗布缝个兜当书包。无论白天夜间还要时刻警惕日军扫荡和飞机轰炸。

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连续几年大旱，农历6月20以后才下透雨，当时我村没水浇地，种地靠天收，人、畜吃水都很困难，种玉米、谷子不能成熟，只能种些荞麦、萝卜、白菜，全村半数人外出逃荒。没粮食就把多年的谷糠都吃了，没油吃，大便干的下不来，用钥匙掏。我跟大人们到距我村六、七里路的李思庄、安阳捋树叶、打野菜来充饥，过年吃顿荞麦面饺子觉得特别香。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与群众同甘苦，同样吃野菜、树叶（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发现部队采摘树叶是在和群众争口粮，于是专门给部队签发了一道命令：“禁止部队在驻地采摘树叶，必须到驻地方圆五里之外的地方采摘”），吃粗粮和代食品。组织群众打井抗旱，与群众真是鱼水关系。有一次，我面黄肌瘦肚子痛，是住我村的八路军刘云彪骑兵营的马医官给我诊断后开的中药，第二天早晨空腹先让我吃了一个炸果子，紧接着把熬好的中药喝下去，一个多小时后大便全部是蛔虫，从此我的身体又健壮了，我现在对此事仍记忆犹新。

三、共产党领导群众团结抗日。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共产党的干部和八路军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积极组织领导群众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侵略。学校老师给我们讲，八路军在平型关、黄土岭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炸死了日本名将阿部规秀中将。当时在解放区为了抗日，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我村当时是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村，出去参加抗日工作的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

1937年我叔叔杜来林与同村三个人一起参加抗日工作，其中有两人前后牺牲。我叔叔是1941年上半年在唐县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包围，他藏到山药窖内，后被日军发现，日军劝他投降，他拒不投降，被日军放火烧死在山药窖内。同年下半年我大哥杜树琪和全村21名民兵又一起参加了县大队（八路军），其中有的是亲哥俩一起参了军。

当时，敌强我弱，武器相差悬殊，日军有飞机大炮，我军是小米加步枪，特别是地方武装多半是土枪、土炮、地雷，所以就开展游击战、伏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来抗击日军。我村挖了一条从东到西贯通的地道，我们住的房子就有一个地道口。有一次敌机来轰炸，我们就躲到地道内。听说日军来扫荡，民兵就在路口埋上地雷。县大队夜间经常去端日本的炮楼，破坏敌人的封锁线，我大哥就是参加端巷北日本炮楼负伤致残的。

后来我工作的安新县，白洋淀雁翎队利用芦苇荡作掩护打日军也很有名气，当时在白洋淀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过去火枪打大雁，现在专打鬼子兵（当时人们对日本侵略军叫日本鬼子），雁翎队是神兵，鬼子不敢钻苇丛，苇塘里的伏击战，打得鬼子叫祖宗”。

1943年10月4日打日军的包运船就是一例。当得知日伪军从天津装军用物资经白洋淀运往保定支援山区扫荡的消息后，雁翎队埋伏在航道两侧芦苇荡中，打了个伏击战，活捉日军中队长初士加三郎和伪河防大队长秦风祥，打死日军10名，3名日军被俘，缴获步枪100多支，手枪两支，轻重机枪各一挺，子弹两万余发，手榴弹8000多枚，毛毯100多条和大批军用物资，从此切断了日军从天津至保定的水上运输线，受到九分区嘉奖。在这次战斗中，雁翎队有三名同志壮烈牺牲。

当时虽然环境残酷、人员伤亡大，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越来越壮大，日本的炮楼一个个被端掉，解放区逐步扩大，群众积极给八路军送粮、送柴、支钱，就连我们上小学的儿童团也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我们拿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查路条防奸防特，在街中心黑板报写抗战的胜利消息。当时有一首歌曲叫《解放区的天》，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1945年5月苏联红军和盟军刚把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打垮，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8月8日苏联一百多万红军就出兵我国东北，和我抗日联军一起很快打垮了东北的日本侵略军。8月6日和9日美国又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放了两个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人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奔走相告，喜悦、欢腾的心情可想而知，县、区、村都召开了庆祝大会，八年抗日我们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历时最长、付出最多、牺牲最大的一次反侵略战争，也是唯一一次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