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秉铨教授指导青年教师做实验
●育人
院系调整后，以三人之力重建4个专业的无线电自动控制系
回国做什么？这是摆在冯秉铨面前的艰难抉择。赵元任推荐他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但在冯秉铨看来，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唯有教育一途。从1946年9月接受岭南大学的聘书以来，教育成为冯秉铨生命的主题，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坚持带着6名研究生。
对于现在的许多华南理工大学学生来说，冯秉铨这个名字已经有些陌生。但在老华工学生眼里，冯秉铨这三个字意味着一个传奇：1956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华工电讯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成都。在只有3个老师的情况下，冯秉铨组建了4个专业的无线电自动控制系。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一定带头上阵！”这是冯秉铨立下的军令状。“那时冯老师的工作量太大了，因为只有3个老师，他一个人要开12门专业课，高峰时期，每周上课27学时。而且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讲，然后把讲稿交给青年教师，从而带出来一批教师队伍，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两年。”冯秉铨的研究生丘水生回忆。
在1958年到1963年这段时间里，休息对冯秉铨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校医室的李美贞大夫是他的老同事，她曾无数次向操劳过度的冯秉铨提出警告：“血压太高，要注意休息！”然而，冯秉铨总是当面点头答应，过后就忘了。有一次，他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面色苍白，不能动弹，汗流如注，学生们看见都慌了，他只是缓缓地摆摆手，含一片硝酸甘油，稍事休息，又坚持上课去了。
冯秉铨的传奇还不止于此。在华工，只要是冯秉铨上的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原华南理工大学501771班学生冯成光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盛况：1977年，冯秉铨为新生上《无线电历史》，250个座位的特大课室里的走道里加满了座位，后面还站着密密麻麻的学生，甚至在教室旁边的草坪上都坐满了带调频收音机听课的人，而冯成光他们全年级加起来还不到200个学生。 
1977年冯秉铨教授在校院跑步
●晚年
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臧克家的这句诗是冯秉铨“文革”后最常念叨的句子。“有人说，冯老师是累死的，我觉得的确有这种可能。冯老师身体不太好，而且在‘文革’时精神压力大，身体非常虚弱。但‘文革’后他还坚持上课，搞科研，有时候我们学生看了真是心疼，只能提醒他注意身体。”丘水生这样回忆冯秉铨最后的日子。
作为冯秉铨的助手，丘水生对老师十分熟悉，但说起冯秉铨在“文革”时的遭遇，丘水生却说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透露过一点，他也是读冯秉铨的传记时才惊讶地发现老师曾受过这么多的苦。
而冯秉铨之子冯高义却清楚地记得，当他在医院看到被批斗得昏迷了36个小时的父亲时自己难以名状的震惊与辛酸。“当时，我都惊呆了！”冯秉铨躺在病床上，腿被乱针刺伤了，还在淌血，却努力向儿子挤出一丝微笑，这个瞬间在冯高义的记忆中就此定格。
不过，比起肉体上的痛苦，对于冯秉铨来说更难受的是，“文革”前夕他呕心沥血写的120万字的“振荡理论”书稿本已准备付梓，却在“文革”时被“造反派”抄走，直到“文革”后才找回90%的书稿。“振荡理论那时候很新，如果出版的话，在国际上都属于领先的。但‘文革’后期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书，因此，冯教授的‘振荡理论’再也没有出版过。”丘水生说，虽然有些遗憾，但冯秉铨从没有抱怨过。“文革”后冯秉铨便把自己未出版的书稿贡献出来当作教材使用。
在“文革”时的“狱友”朱福熙看来，冯秉铨的荣辱不惊、处之泰然让人敬佩。“他在‘文革’时候的‘帽子’一大堆，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但是，‘解放’之后，他立刻把全部精力投到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上。”用冯秉铨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重，每个人工作年龄都应该减10岁，60岁要当50岁用。”从1976年2月起，他像小学生那样给自己订一条“约法”———
平均每天写1万字，不完成就不睡觉。年纪大了，每次连写三四千字，手便麻得握不住笔杆，冯秉铨在书桌旁备上热水，手麻了就在热水里泡上几分钟，等血脉流通了继续写。
这便是年近古稀的冯秉铨的成绩单：他提出的“射频削波”方法成功解决了边远地区广播受干扰的问题；仅从1976年2月到8月，他就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共120万字；他所著科普读物《今日电子学》获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
他的理论影响到了电子维修工
讲述者：丘水生(原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冯秉铨的学生和助手)
从学术上来说，冯老师最值得称道的是提出了强力振荡器的相角补偿理论，也正是这个理论开创了我国非线性电路理论的先河，从而奠定了他在电子学界的地位。
他解决了广播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当全世界关心振荡器的电子学家们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小功率振荡器频率稳定度的研究上，他却独辟蹊径，潜心于提高大功率振荡器板极效率的研究。1949年到1950年，他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从而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冯教授发表这一理论20多年后，我在美国的学术杂志上还看到类似的文章，说明这一理论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冯老师发明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法已为国内外电子学术界公认和引用。这项贡献已于1959年编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
另一个证明这一理论影响力的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机械工业部曾经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记载了高频炉的电子设备维修指南，其中就提到其部分元件的设计应用了相角补偿理论。由于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当时的电子维修人员必须熟读的，因此可以想见，连那时的维修工都知道应用相角补偿理论可以提高高频炉的散热性能和效率。
如果说这一理论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原创发明，那么在“文革”后期冯老师提出的抑制脉冲宽度调制调幅和射频削波则属于引进国外领先技术，填补国内空白的范畴。这两项应用性极强的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成功解决了广播质量不理想和边远地区无线电广播覆盖面积小和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1976年，广东韶关无线电厂采用他的“脉冲宽度调制调幅”理论生产了国内第一台10kW脉宽调制式调幅广播发射机，在抑制残波辐射问题上达到了国内最好水平，中央广播事业局曾经决定以后凡是10kW以下的广播发射机，一律采用他设计的这种新样机。
凡到新教室上课必先“踩点”
冯老师曾说：“没有了学生，我的生命便失去了意义。”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冯老师热爱学生，真正把教学当成一项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凡在一个新课室上课，冯老师必然会提前“踩点”，课室的大小，窗户的位置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当过学生都知道，黑板容易反光，冯老师特别注意这一点，每次他都会提前在黑板的各个位置写板书，然后根据学生人数站在最后的位置观看能否看清楚板书，是否有反光，然后再决定黑板字的大小，避免写在反光处。
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在冯老师家见面的情形。他当时对我说：“丘水生，你的入学英文考试答得很好，但是分数好像不高嘛。会不会是分数加错了？”当时我没当一回事，但没想到冯老师真的去调出我的英文试卷，最后发现分数是加少了。我当时很感动：“这个老师是真的想教好我的。”
在我的印象里，冯老师的脾气很好，几乎没有骂过学生，不过听说如果学生做实验的时候老是搭错电路烧坏电子管，冯老师会说：“你这不是乱搞嘛！”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当时电子管还是很贵重的东西。 
冯秉铨教授著述
(本文作者：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原题为：愿得英才三千数春蚕丝尽方长眠，先题目为博主另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