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韩映山考入保定一中读初中。当时，在文坛上有“神童”之誉的刘绍棠，在孙犁的提携下已经名声大振，韩映山有点跃跃欲试，开始练习写作。1952年，孙犁将他的两篇小说编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使他走上了文坛。
1953年冬天，孙犁下乡路过河北省省会保定，省文联主任远千里在红星剧场为他组织了一个文学报告会，到会听讲的大多是青年学生，韩映山便是其中之一。报告会之后，许多年轻人围着孙犁讨教，当孙犁听说有保定一中的学生时，就问起了韩映山，同学们便把内向寡言、躲在人群后面的韩映山推到他跟前。这便是他们的初次相识。 此后，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韩映山并没有和孙犁联系。初中毕业后，他回到了故乡，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照顾病重的母亲。生活的重压让他有些心力交瘁，但还是创作了很多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水乡散记》。1956年3月，韩映山赴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不久，河北省文联把他调到《蜜蜂》编辑部工作。 1959年，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韩映山随迁到天津，在《新港》编辑部任小说组组长。此时的孙犁，由于患上了极度神经衰弱症，在北京、青岛等地休养了三年，刚刚回到天津。得知孙犁的病情趋于稳定，韩映山便登门求教。 那时的韩映山创作热情十分高涨，有一股拼命精神，写下了大量散文和短篇小说，出版了《一天云锦》和《作画》两部作品集。但也因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患上了慢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在他心情沉重的时候，孙犁给他写了一封诚挚、热情、关怀的信，安慰他好好养病，不要让病魔吓住。这是两人通信的开始。稍后，孙犁不避疾病的传染性，亲自到杨柳青疗养院看望他，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犁被批斗、被抄家，被送到干校劳动，身患重病的老伴儿也不幸去世，可以说是家破人亡。韩映山不避嫌疑，仍然往孙犁谪居的地方跑，他们互相关心，走过了一段患难与共的时光。1972年，或许是出于避祸心理，更主要的是为了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好的作品，韩映山调回了保定，回到了白洋淀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进入新时期，韩映山再一次迸发了旺盛的创作热情。1985年，他被任命为保定市文联主席，为他文学才能的发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虽然离开了天津，但是他和孙犁的关系并没有中断，书信成为他们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和情感的主要途径。这些珍贵的信件，大多保存了下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信却多有损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保存这些信件，可能会给通信双方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形势危急的时候，韩映山的老伴儿，也曾忍痛烧毁了一些信件，其中就有孙犁和韩映山的通信，数量达百封之多。因此，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一百五十余封信札，也就越发显得珍贵。
在文学界，韩映山最熟悉、最敬重的就是孙犁。到了晚年，写一写孙犁的冲动日益强烈，他以自己真挚的情感和大量的生活积累，写下了大量的孙犁印象记，结集为《孙犁的人品和作品》一书出版。他写的每篇印象记都以小见大，寓意深远，细节真实生动，语言风趣幽默，人物跃然纸上，深得孙犁的创作精髓，可以说是一部高水准的孙犁评传。 韩映山是在1998年夏天去世的。此时的孙犁也已封笔，缠绵病榻。他们在人格上，有着深层次的和谐，因此他们之间的情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历久弥新。他们都是正直的，也是固执的，独善其身，甘于寂寞，从不自吹自擂，更不会攀龙附凤，像老农一样，以自己真诚的汗水浇灌着脚下的土地。孙犁在给韩映山的信中，曾经幽默地说道：你和我都不是时兴的人物。 二 孙犁是喜欢写信的，写信不仅是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需要，也是创作的需要。在他的一生中，有几个时期，写信的数量很大。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期，他爱上了一位女学生，每星期都要给她写一封信，而且写得都很长。这段感情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些信件也早已杳无踪影。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期，孙犁主编抗战刊物，曾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了大量的信件，有时一天竟能写几十封。但是由于战乱，这些信件也早已经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后期，老伴儿去世后，有人给孙犁介绍了远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孙犁给她写了一百多封信，一天一封、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这些信件是爱情的见证，孙犁把它们装订起来，保存得很好。后来，爱情成为虚幻，这些信件也就成了心灵之累，冲动之下，孙犁把这些信件化为灰烬。进入新时期，孙犁的创作热情高涨，写信的兴致同样浓厚，与亲朋故旧、报刊编辑、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通信……这些信件大都被保存下来，编辑到了《孙犁文集（补订版）》中。
孙犁致韩映山的一百五十余封信函，起始于1964年2月，终止于1995年6月，长达三十余年。在这些信件中，或是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或是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和情感，或是就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沟通，或是简述自己的创作和发表情况，或是就一些热点问题阐发自己的艺术见解，或是畅谈自己的读书之法和读书体会，或是就对方创作进行指导和鼓励，或是就书法篆刻等雅好进行交流，或是就文稿的投稿和修改等事项进行商榷，或是就一些个人事项进行托付……这些信件内容丰富、不拘一格，犹如一张张心灵卡片，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瑕瑜互现、有血有肉的孙犁。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理清很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孙犁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写给韩映山的信件，充分展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生存状态：如何与当权派进行周旋，从创作样板戏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如何黑白不分地踏入情感泥潭，又伤痕累累地挣扎出来。
孙犁写给韩映山的信件，平均起来，每年也就四五封的样子。但有两个密集时期：一是1978年至1981年这段时间，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拨乱反正，万物更新，人们刚刚从逆境中走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创作热情也格外高涨，这一时期两人的通信，每年都在十封以上。再就是1994年，通信达到了十三封，此时陷于“病句的纠缠”之中的孙犁，对文坛上的种种恶劣之风已经忍无可忍，拖着病弱之躯，一连写了多篇杂文进行反击，激愤的情绪、失望的情感、悲哀的心境，在这些书信中展露无遗。 这些信件，不仅是珍贵的当代文学史料，而且还是珍贵的作家心态史料。由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件，我们可以准确把握孙犁的情绪情感、内心冲突和思想脉络，从而还原孙犁心灵的真实面貌。 三 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书法艺术是以日常书写为主要存在形式的，书法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常书写的艺术。现在出版的这部信札影印本，可以说是孙犁日常书写的典范，是研究孙犁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孙犁自幼喜欢书法，而且这种爱好终其一生。1975年，在《六朝墓志菁英二编（罗振玉印本）》的书衣上，他这样写道：“余幼年未认真习字，及至壮年，文字为活，虽有时以字体不佳为惭，偶尔练习，不能持久。购进字帖多种，即兴临摹，终无进步，然阅览稍多，乃知余字之最大缺点为不端正。”这自然是自谦之词，然而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从幼年到青年、壮年，孙犁一直是临池不辍的。
在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所限，习字自然是一种奢望，但是只要条件具备，孙犁还是喜欢用毛笔书写。新中国成立后，孙犁依然沿袭这一积习，韩映山见过他的《风云初记》的手稿，通篇用毛笔写成，字迹潇洒俊美，功力深厚。 1956年，孙犁大病一场，而且一病就是十年。他患的是极度神经衰弱症，不能多用脑，创作基本停滞，病中习字就成为他调整心态、恢复脑力的重要手段。1964年，韩映山患上肝病之后，也曾练习书法，并用毛笔给孙犁写信。孙犁十分惊喜，回信和他探讨书法艺术，他对欧体、颜体、柳体的书法特征了如指掌，坦言自己喜欢方正削利的欧字，认为欧字很有风骨。他送给了韩映山一本欧体字帖，供他病中临习之用，他认为练习书法，对养病很有好处，可以“排除杂念，养吾浩然之气”。 “文化大革命”后期，孙犁的境遇稍有改善，闲暇之时，他认真修整那些发还的书籍，为这些心爱之物包上书衣，并且拿起毛笔，在书衣上写下“书衣文录”。这一时期，他恢复了临帖，在《纪太山铭》的书衣文录中，他这样写道：“近年稍见字帖，亦尝练字，字如童子，数日即不耐烦。”虽然说入帖不易，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主攻的是唐楷，兼习行书。在临习的同时，也尝试着创作，他经常写一些书作，分赠挚友。 进入新时期后，孙犁的书法水平越来越高，临习兴趣越来越浓，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向他求字的人也越来越多。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孙犁的书法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有着鲜明的个性。他所写的字幅，绝非是以书法家自居而进行的应酬之作，不论是书写自作诗，还是书写古人诗句文句，内容诉求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他所书写的内容，都带有很强的针对性，那种纯形式的书法创作，他是不屑为之的。 总的来看，孙犁的书法艺术，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 一是笔力雄健，给人以“沉着”之美。 二是自然天成，给人以“古拙”之美。 三是静穆深远，给人以“冲和”之美。 四是修养取胜，给人以“书卷”之美。 四 最初保存孙犁这些信件的，自然是韩映山本人。韩映山逝世后，信件由他的长子韩大星保存。韩大星是我国著名的篆刻家，也是一位艺术视野十分广阔、艺术品格十分超逸的艺术家。他自幼喜欢篆刻，曾经给孙犁治印多方；孙犁对其所治之印十分喜欢，评价甚高，不仅送给他一部《陈师曾印谱》、回赠自己的书法作品，而且还专门写信，就如何提高篆刻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部信札中一并收录了孙犁写给韩大星及其弟的几封信函，使我们能够感知到，借助于书信和书法篆刻艺术，韩大星等后辈传承了长辈之间那种纯真的友谊。 作为一位文化人，韩大星自然知道这批信件的珍贵，因此不仅妥善保管，而且千方百计使其流布；尽管屡屡受挫，但是痴心不改；百花文艺出版社立意高远，圆其梦想，双方共同做了一件功德圆满的善事。 虽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孙犁文集（补订版）》均有收录，但这次出版信札影印本，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与艺术价值。观看这些书信的手迹，犹如欣赏一幅幅老照片，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历史的长河中。作家留在纸面上一个个的文字，犹如一个个摇曳多姿的舞者，充满生机和趣味，仿佛能够跃出纸面，跳入我们的大脑，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作家的喜怒哀乐，触摸到作家的思想脉络，体会到作家的人格魅力。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信札不是零散的，也不是凌乱的，贯穿的时间不是短暂的，而是长久的，一百五十余封书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承载着历史的风云，显现着作家的影像，映照着作家的灵魂，绽开着书艺的花朵。因此这部影印信札的出版，既是孙犁研究领域的一件幸事，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幸事。 （稿件来源：微信公众号“百花文艺”2016年11月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