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派的形成，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差异性是，它不是团体的共同发动，而是以孙犁小说的艺术风格为范型，把它的艺术精神化作流派的基因和血脉，而动态地发展起来的。那么，孙犁创作的艺术风格是怎样的呢？它又怎样泽被和滋润了一代青年作家呢？ 风格，是一个综合的美学概念。它包括作家的生活与思想、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等多种因素。但这些因素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以作家的个性为核心结合起来的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正像别林斯基所说：风格“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是在“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的自已的个性和精神的独特性的印记”（《别林斯基论文学》）。
可见，文学风格的确立，作家的个人主体性是关键的支撑。孙犁以自己卓而不群的个性，把生活融入时代，又以优异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从事创作，这便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关于这种风格的艺术特质，我认为主要是：对乡土和人民的挚爱，立足生活的坚韧，鲜亮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柔美细致的抒情、质朴清新的话语修辞，而这些又都被置放在美的辉光映照之下，并力求抵达完美和极致。同时，它的道德力量、精神境界和人格气质，统一寄寓于自然与人文的各种事物之中，由此构成一个缤纷的意象世界。如果打比方，这种艺术风格，犹如白洋淀中长出的一枝荷花，带着露珠的晶莹、朝霞的亮采，摇曳着历史的风云，不染尘埃，不随流俗，卓然特立，刚健、清奇、明丽、隽永，在自由的风中，传递脉脉幽香，播撒着东方风神。正是这种诗意的征象，使他与同时代描写同类题材的作家严格区别开来，而显示出了别一种风韵和境界。 孙犁的“文学和生活的路”，是现实主义之路。他所理解和实践的现实主义，不是旧现实主义，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催生了他小说创作的绚丽的艺术花束。 他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高标“真、善、美”。他说：“文学作品的职责是反映现实，主要是反映现实中真的美的善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这是他回顾创作历程的总结。但他的整个实践却也印证了此种文学理念和艺术精神。
生活与艺术。文学创作应该根植于真实的生活，只有真实的生活，作品才可能有饱满的生机。他说：我从不写不熟悉的东西，“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孙犁文集·自序》）。他深入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提炼思想，深化感情，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但是，生活并不等于作品，从生活到艺术，需要一个加工、提炼、概括的创造过程。这往往体现在小说的构思与结构中。孙犁采取的方法是：“要看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就这样即使写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但是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个环练，看到全面的生活”（吕剑《孙犁会见记》）。因此，他的小说，总是写得那么短，那么单纯，那么明净，其原因就是这种以小见大的锻炼的才华和功夫。他的作品，不以故事的曲折见长，而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和向上的力量。但在“儿女情、家务事”的背后，却能开掘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在他的笔下，荷花淀里的一次小小的战斗，反映了人民历史性的觉醒和抗争，高昂的信念和热情（《荷花淀》）；一桩儿女的婚事，概括了新旧两个时代，展现了妇女解放的道路（《正月》）；夫妻一晚的夜话和清晨送别，使我们体味到了八年抗战的苦难和人民坚信解放战争胜利的“深藏的志气”（《嘱咐》）；即使一双“袜子”，也凝结了军民间血肉相连的无限深情……由此可见，他的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的泥土里发掘出来的珍珠。
这种转换生活真实为艺术真实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短篇小说中，也表现在中长篇小说的写作上。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是一部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作品，但它不是直接去记录合作化的进程，而是侧重写土改后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变异，并把这种变异投射到人性和人的灵魂的深处。它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件，而是先从童年的回忆落笔，然后娓娓地讲述了铁匠与木匠之间友情的变化，年青一代人的爱情的波折。线索单纯，情节婉转，“它从容不迫地进展着，表面上并不凌厉热烈，但就在这看似平缓的水面之下，蕴藏着社会生活急剧壮阔的波涛”（吕剑《孙犁会见记》）。在普通的友谊和爱情的纠葛中，作者集中地写出了历史的深刻性和人生的严肃性。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也是同样。正如茅盾所说：“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整部小说以春儿的成长为引线，贯穿了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设等多幅历史画面，着力描写时代风云在人民心头的震荡，所以“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这种散文式的结构，挥洒自如，行云流水，表现了极大灵活性和跳跃性。有人把它比成“一串连贯得不甚紧密的珠子”。但正是这样的珠串，提升了生活的美的本质，使之成为独创性的艺术作品。
典型塑造的“景物一体”。典型人物的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项任务。孙犁说：“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有一个真人作它的模特儿，作创作的依据。”（《关于中篇小说》）他塑造典型人物，一般选择一个他最熟悉，最有兴趣，最有感情的原型，然后在这个人物身上，发现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并参考和他性格相近的人们，加以凝聚，升华，使之个性化并有概括性。运用这种方法，他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特别是他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农村女性系列。这里，有女孩子，有媳妇，有知识份子，也有游荡于新旧边缘的女性人物。例如，吴召儿、春儿、双眉、李佩钟、小满等。总的价值取向是，表现他们人性中美善的“极致”。孙犁说：“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己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关于<荷花淀>的写作》）。这些妇女，不仅具有传统的美德，更充满了新生活的热望，质朴善良，纯洁多情，坚强勇敢。作者写出了沉压几千年的中国妇女的灵魂，在新时代的觉醒和闪光，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心灵。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孙犁《关于<山地的回忆>的回忆》)。而且，致力于“形色神态和环境”的统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这就是所谓“景物一体”。完全符合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论述，但更增添了一种情景交融的诗意的色彩。试以《风云初记》中春儿和老温妻子在瓜园里一起商量给各自在部队的爱人写信一节为例：
媳妇说： “山里不知道离我们这里到底有多远，这样看着是多么近啊，云彩下边就是山，可走起来一定很远。人要是能象鸟儿一样多好啊。我们早该给他们写封信了。” “我给你写一封。”春儿说。 “我们写在一块。”媳妇儿说：“话是一样的，末了落上我们两个的名儿就行了。” 这是在抗战的风云初起的年代一个刚刚觉悟的普通农村妇女的心声。对前线的丈夫那么情深，那么信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懂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那真挚的话语，那纯朴的神态。映衬在远山和飞鸟之间，是多么和谐完美，充盈着诗情画意。这不能不说是典型塑造的艺术极致。
优美洗炼的话语形态。语言是小说风格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语言的风格就是小说的风格。孙犁的语言来自母亲，来自妻子，也来自书本，是口语和现代书面语的融汇：素朴、鲜活、清隽、秀逸。有人说：“它像蓝天中的星星，清水中的砂石”。在语言技法上，他善于“白描”，用简练的笔墨描写和表现了出完整的形象。他说：“所谓白描，在写作上，就是避免浮夸，要简练，但这是很难的”（《<作画>》）。在这方面，他师法鲁迅，但又与鲁讯的白描明显不同。鲁迅是沉郁的，他是明快的。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投宿》中对那个农村少妇的描写：“……是年岁小的缘故还是生的矮小一些，但身体发育的很匀称，微微黑色的脸，低垂着眼睛。除去做饭或是洗衣服，她不常出来，对我尤其生疏，从跟前走过，脚步紧迈着，斜转着脸，用右手抚摩着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这里没有华丽藻饰，没有陪衬映托，，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那么娇憨可掬的神态，而且满含着生活的情趣。孙犁的语言，不仅简练，而且含蓄，常能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尤其是那些人物个性化口语，更是妙趣横生。例如《荷花淀》中那几个女人的对话：“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水生的女人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那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这里没写神态，没写场景，没有直接剖析内心隐密，也没有交代他们各自的阅历、性格、禀性，然而几句话，围绕着一个“去”字，但闻其声，如见其人，写尽了“世态人情”。
在话语修辞上，孙犁大量而巧妙地使用比喻。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也可以描摹人物，刻画心理，甚至可以点染气氛，过渡情节。它已上升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例如，那白洋淀上的“小船活象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棱鱼”（《荷花淀》）：那“日光草影”里割草的孩子“一低一仰，象一群群放牧的牛羊”（《光荣》）；而那穿红袄给八路军带路的小姑娘，“她爬的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象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吴召儿》）；而清晨送丈夫上前线的大嫂，“她轻轻的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嘱咐》）：那春天去田野里种地的人们呢，则“象是盘子好看的走马灯”，如此等等。这些比喻来自生活，表现生活，贴切，传神，清新得像早晨的露珠，美妙得像雨后的彩虹，读了令人心动神怡。总之，孙犁语言的特色是：洗炼而不雕琢，明丽而不浓艳，平中见奇，柔中带刚，恬淡而浓郁，质朴而光华。这一切浸透着作者的情思，便形成了他作品中那种特有的抒情格调和艺术风采。
孙犁的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被称为美的文学、诗的艺术，是由于他在反映生活时投入了真挚的感情。不仅有对人、事、景、物的深切的爱，而且有对它们感同身受的体验。情感在审美活动中，总是最强大的内动力。他说：“在现实生活里，充满伟大的抒情，在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作家的丰盛的情感含蕴在描写和人物的对话里”（《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见《文学短论》)。然而，这种生命的激情，不是浅层次、无向度的，它的深厚的哲学底蕴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文学和生活的路》）。不难认知，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不是浅薄的普度众生、惩恶扬善，而是指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现实生活，了解和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带着希望改变和扬弃这世界的伟大理想，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现出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成为天地良心。这样的作品，就具有穿越时空的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古今中外伟大纯正的文学经典，毫无例外。应该说，孙犁的作品是进入了这种经典序列的。（待续） (稿件来源：微信公众号“京畿学堂”；2017-07-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