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六十年的岁月洗礼，孙犁的《荷花淀》仍在中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熠熠光辉，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画廊里的一张奇画。
孙犁留给周扬作品想象的成分多的印象，是因为孙犁受到“客里空”错误批判的缘故。客里空，是苏联著名话剧《前线》中的一个专门吹牛拍马、胡编乱造的新闻记者的名字，该剧曾在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演出，“客里空”成为虚假新闻的代名词。1948年1月24日，《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周扬的文章《反对“客里空”作风，建立革命的实事求是的新闻作风》。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孙犁参加了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于11月8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文艺家门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久后，孙犁告别此地的舒适生活条件和亲密的战友，步行15日，回到了家乡冀中区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当时的《冀中导报》发表了一条小消息，说他这个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荷花淀》引起轰动、《晋察冀日报》又重新转载的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作家”孙犁回来了，引起本地个别人的嫉妒，说这条消息称孙犁为“著名作家”是很“骇人听闻的事情”。1992年3月24日，孙犁在《我的仗义》里就说：“现在，我可以说，当时有些本地人是排外的”。其实，孙犁就是本地人，因为长期在晋察冀山地和延安战斗、生活、工作，回到家乡也被排挤。1947年春天，孙犁又到白洋淀采风，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等散文、小说。由于他事前没向当地的宣传部门打招呼，住到了安新县端村镇冀中隆昌商店，因为老朋友、曾在新世纪剧社工作过的刘纪在那里当经理，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某干部不满。在《一别十年同口镇》的末尾，孙犁写了老朋友陈乔的家庭情况，说他的老朋友家庭尽管是地主，但现在是自食其力了（这在当时也是符合政策的）；在小说《新安游记》里，他把一个街道的方向写错了——因为是小说，写错了又有什么呢？其实，就是写散文，把一个街道的方向写错了能有什么呢？但在不久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中，孙犁就开始受到批评，由那位当地的宣传干部亲自出马，写了《孙犁同志在写作上犯“客里空”错误的具体事实》，发表在1948年1月10日《冀中导报》上，占了一个整版，把这两件事情上纲上线，差点置孙犁于死地，使孙犁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在其他的文章里已经写过他受伤害的情况，此处就不多说了。孙犁对这次批评虽心有余悸，但内心是不服的。真是冤家路窄，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到天津市南郊区（现在的津南区）白糖口一带采访，又在这里遇见那位写他整版大批判文章的干部。那干部在此搞“运动”，使工作组的成员，他特别注意孙犁的采访，好像要看看，经过他的批判，孙犁在工作上有没有进步。有一次，孙犁到食堂喝水，正和人们闲聊，那干部严肃的对孙犁说：
“到北屋去，那里正在汇报！”
孙犁认为仅仅听汇报写不出好文章，多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写出不是“客里空”的文章来，就没搭理那位干部，转身走开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未料那位干部和孙犁同住一间牛棚，一同推粪拉土，遭受斥责辱骂，共尝一勺烩的滋味，不知道他是否还认为孙犁的作品是“客里空”的典型了？ 
我在这里多写一下有关情况，有利于廓清，为什么建国初期孙犁的作品并不那么受重视，以及孙犁先生为什么晚年，也不愿意参与他的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的原因，他甚至于不愿意电视再拍他。
回过头来说，短篇小说《“藏”》也是根据上述蠡县地道故事写成的。与《第一个洞》两篇小说，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叙述了这个真实的抗战故事。
此事可以参阅程子华《地道战是人民创造的》（《程子华回忆录》第2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王夫《冀中地洞的发祥地》（《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及《蠡县地道斗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地道战》第273——2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冀中军区司令部等《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冀中地道战》第11——33页，），吕正操《地雷战和地道战》（《吕正操回忆录》第286——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梁斌《烈火青春》（《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第251——25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其二，《荷花淀》、《采蒲台》与雁翎队的故事。雁翎队是抗战期间安新三小队的俗称。1938年初，白洋淀所在地中共河北省安新县委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熊焕章（安新城里人，兼任新安锄奸团团长）和三区区长李刚毅（又名李仁，安新郭里口人），在大张庄把自愿入伍打日本鬼子的20名青壮年组建了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队长陈文汉（又名陈万，郭里口人），队员多是打野鸭的猎户，全队装备打野鸭的大抬杆火枪40支，小排子船（平底、直帮、吃水很浅，架抬杆的小船）22支，手枪两支。后来以这支水上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三区区小队。1939年的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高阳县人，1942年9月26日牺牲在安新尚村）和三区区委书记徐建来区小队，看到每支大抬杆枪的信口上都插着雁翎，既可以防止露水打湿火药，又可以在发射后用以捅开信口用，就高兴地对大家说：咱们这个小队，就叫雁翎队好不好？指战员们齐声喊：好！从此，雁翎队的名字就叫了起来。
1941年日本鬼子对白洋淀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有一天，日本鬼子二十多人和三十多个伪军，从安新县城到赵北口运东西，下午三点多返回。雁翎队得到此消息，就埋伏在大张庄村东、王家寨村西的大苇塘，等待敌人。太阳西斜，敌人来了，雁翎队迅速出击，消灭了这股敌人。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纷纷赶来，包围了这片苇塘，满以为能把雁翎队消灭，却没料到连个人影也没见。其实游击健儿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头顶大荷叶，泅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分别回到了王家寨了。
1978年11月5日，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说：“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孙犁文集》第六卷第6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
此故事可参看赵波《巧劫包运船》（《雁翎队的战斗生活》，《星火燎原》第十辑第128——1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7，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水上“雁翎队”》，（《白洋淀志》第278页，中国书店1996年2月版）。徐健及雁翎队的老队员刘刚、孙革、郑少臣、槐泽民、赵波等都有回忆文章，在《保定文史资料》、《天津文史资料》等上面发表。
其三，老船工与《芦花荡》。抗战时期，一位正在乘船打渔的老大爷，在一个夏日炎炎的正午，遇见正在洗澡的五个日本鬼子，他就一边剥着清香的莲蓬，一边把他们引到了布满鱼钩子的水域。忽然，一个个日本兵杀猪般的嚎叫起来，原来他们被鱼钩子勾住了。老大爷笑咪咪的举起竹篙，狠狠地砸着敌人的脑袋，砸一下骂一声，很快就把那几个家伙消灭了。
此事见杨成武《初到白洋淀》（《反攻进行曲》第三十页，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沈冶英，黄义国《战斗在白洋淀上》（《星火燎原》第十辑第143——1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其四，同口的姑娘与《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同口是白洋淀边的大镇，每年秋后，几万顷的芦苇收割完捆成捆，用船运到这里垛起来，一部分运到外地，一部分慢慢织成席子。有一回，三个日本鬼子为追老百姓一只鸡，一直追到这里，鸡猛地飞到一个草垛顶上，一个日本兵上去没抓住鸡，倒发现那里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高兴极了，连忙扑过去，不料被那姑娘用力一推，从那苇垛顶上仰面朝天跌了下来。下面的日本兵刚刚围拢过去，就从苇垛顶上落下一颗手榴弹，把三个日本鬼子炸上了西天。街上的日军闻讯赶来，架起机枪朝苇垛猛扫，扫的苇垛着了大火，但那姑娘早就跑到淀里去了。 
孙犁先生为段华所书“宁静”
此事见《杨成武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第7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版），孙犁据此写成散文《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发表于1945年6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解放后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