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荷花淀派”

花开明媚

富于个性特征的文学报刊，是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必需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刊在为知识分子提供发表园地的同时，也以其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深深影响着文学的传播、阅读以及作家的生存和交往方式等。但在1949年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下，带有同人色彩的报刊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允许出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文学流派的干涸与消匿，与同质化的期刊生态环境有着很大关联。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也多少抹杀了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中诸多话语成分互相渗透、调整、博弈的过程。就报纸副刊而言，主编多由政治上可靠的共产党员负责，但是每个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使得“当代文学在所谓‘一体’的内部暗涌着不同的文学成分和话语方式，甚至埋下了流派‘萌芽’的可能”[1]。

“荷花淀派”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其形成、发展、变迁与孙犁及其主持下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表述方便，下文简称《文艺周刊》）息息相关。正是由于孙犁文本的优秀示范及其以《文艺周刊》为园地对青年作者的悉心培育，才使得“荷花淀派”渐成气候。然而当下的研究对“荷花淀派”的发表重镇——《文艺周刊》观照不足，只是作为背景被简单地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研究缺憾。本文主要以1949—1966年的《文艺周刊》为考察对象，通过具体的定量分析对“荷花淀派”的发展与零散轨迹做一些探隐发微的工作，同时借由对孙犁具体编辑实践及办刊理念的考察，细致地探究其对“荷花淀派”文艺的影响与塑造。

一

《文艺周刊》创刊于1949年3月24日，是《天津日报》的纯文学副刊。1948年12月，孙犁与郭小川、方纪等人赴天津筹备《天津日报》的创刊工作。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该刊由《群众日报》《冀东日报》合并组成，黄松龄任社长，王亢之任副社长，朱九思、范瑾分别任正、副总编，编委有邵红叶、郭小川、方纪、孙犁等人。《天津日报》自创刊起，每期都有综合性副刊。在副刊出到第50期的时候，编委会决定增出一个纯文艺副刊——《文艺周刊》，为此于1949年3月16日下午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出席者有方纪、鲁藜、荒煤、田野、芦甸、王林、李克简、杜宾礼、韩维正、商展思等。方纪说：“过去旧的文艺周刊往往是几个人的小园地，我们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搞，也是害怕弄成那样。现在副刊已开始和天津的群众建立了联系，有了搞文艺周刊的基础，因此，这个文艺周刊也应该是群众性的。在这个周刊上，我们是预备把一些反映人民生活更真实、更深刻的作品集中起来，在新文艺理论的建设上，要把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具体地加以贯彻。”[2]《文艺周刊》是省级党报副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建国初期“反映政治，但不紧跟政治”的办刊姿态以及对“荷花淀派”潜移默化的形塑，在当时的党报副刊中别具一格，尤其是对“荷花淀派”文艺的大力扶持与悉心培育，使得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流派较为干涸的河床涌现出涓涓细流，这一点弥足珍贵。

《文艺周刊》在“同质化”的期刊环境中所做的这种可贵努力，与其灵魂人物——孙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孙犁虽然不是《文艺周刊》的总编，但却是它的实际掌舵者。[3]《文艺周刊》在办刊理念及选文标准上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孙犁的个人风格。孙犁向来以文学队伍中的一名“散兵”自居，他喜欢“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切切实实的文艺作品”[4]，而不追求《文艺报》孜孜追求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只是老老实实与习作者讨论怎样观察、怎样描写、怎样遣词造句以及怎样形成风格等技术话题。他将这种文学理念践行到具体的编辑实践中，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文学新苗营造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在孙犁主持刊物期间（1949—1956），《文艺周刊》基本没有参与到大的政治斗争中去[5]，无论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是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抑或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艺周刊》大多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这在当时的期刊环境中尤为难得。当全国很多刊物都展开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群众性批判时，《文艺周刊》几乎没有一篇正式的批判文章，仅仅是在第135期转载了萧也牧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一文，简单加了“编者按”应付了事。萧也牧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多篇作品，如《追契》（第21期）、《“腊梅花”及其他——文学学习笔记之一》（第32期）、《“我等着你”》（第38期，后来改为《海河边上》）、《识字的故事》（第61期）等等。1949年后，中国报纸、期刊等大众媒介在每一次批判运动中都扮演着富有攻击性的角色，且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文本受到批判，发表该文本的报刊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和检讨。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时，姜素明就指责《人民文学》“对于文学创作中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事件”完全不过问[6]，随后《人民文学》编辑部立马展开了自我批评，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相比较而言，《文艺周刊》只是转发了《文艺报》上萧也牧的自我批判，加了“编者按”应付交差，并没有上纲上线为文艺批判运动的扩大化推波助澜。

此外，在1954年全国开始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文艺周刊》先后刊出了20多期，从未发表任何涉及此次批判运动的文章。孙犁十分欣赏《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也很赞赏。1959年曾为《铁木前传》绘制插图的画家张德育拜访孙犁，“我们短暂的面对面谈话，孙犁先生一直慢声细语，但当说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一问题时，他猛地一挥手，大声吼道：‘打不倒！’慷慨激昂、震聋发聩”[7]。平心而论，孙犁并没有越过体制的边界，但他反对文艺作品紧跟政治运动的浪头，反对文艺单纯配合政治宣传甚至沦为政策的传声筒。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孙犁这样说道：“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也就反映出政治。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8]

《文艺周刊》与主流意志相对疏离的话语姿态，在当时“同质化”的期刊生态中营造了一种小范围的气候群落。这种别具个性的办刊实践，为文学新苗的发展及文学流派的形成营造了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空间，使其较少受到政治风波的影响。孙犁曾说：“这块园地里，有时也会刮过一阵不利苗圃的风，我们有时也必须设备防御的篱笆，保护创作。”[9]《文艺周刊》以其独特的美学磁场及扶持新人的办刊传统吸引了一批具有相同艺术追求的文学青年，他们于此园地默默耕耘，并生发成一种具有虎虎生气的群体性文学现象。

二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49—1966年发表于《文艺周刊》上的与“荷花淀”风格相近的作品至少有90多篇（见下文图表），这些小说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创作趋向：小说并不正面描写革命、战争或国家政策，而是透过对乡村人物、风俗、景色的细致描摹，反映时代变迁，尤其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语言清新、秀丽、朴素、含蕴，富有浓厚的地方气息、艺术美和人情美。

除了目前学界公认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荷花淀派”骨干的作品以外，还有很多效仿孙犁风格、具有“荷派”韵味的文本：如孙铭《曲河村的游击小组》（第170期），魏锡林《婆媳俩》（第193期）、《梁成嫂》（第195期）、《秋夜雨》（第271期）、《我和孙大爷》（第606期）、《早晨》（第616期），吴梦起《未婚妻》（第203期）、《秋天的夜晚》（第259期）、《方士信的前途》（第273期）、《肥料委员》（第310期），苑纪久《白青文》（第344期）、《浇苇——白洋淀纪事》（第360期），青林《山村的春夜》（第347期）、《守园员》（第364期）、《陪送》（第372期）、《槐树下》（第619期）、《山村的夜》（第672期）、《红梅》（第674期），许少轩《秋山夜雨》，郭澄清《麦苗返青的时候》,田草《鱼哥》（第509期），孟振东《李大娘》（第538期），马云鹏《秀青母子》（第568期），江虹《在河滩上》（第684期），陈道华的散文《运河波浪》（第717期）、《运河春晓》（第748期）等等。这些文本多以京、津、保定地区的农村为主，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小说中不仅有大量的对秀丽水乡及冀中平原的风景描写，而且期间穿插着很多朴实亲切的地域方言，透过儿女情、家务事，反映农村中的新人新事或新旧思想的斗争，描写细腻，风格清新朴实。

从上述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出“荷花淀派”的发展与流变轨迹：1952年以前主要是孙犁的文本；1952—1956年一批青年作家迅速崛起，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群体效应；1957年后渐呈零落之态，只剩下韩映山、房树民还在继续创作。“荷花淀派”渐趋消散的原因，一方面缘于流派灵魂人物孙犁的被迫封笔，1956年3月孙犁大病了一场，“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写作几乎中断了近二十年；另一方面是由于愈益激烈的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中，刘绍棠、从维熙等“荷花淀派”骨干被打成“右派”，失去写作资格。“荷花淀派”从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蓬勃朝气的流派，渐渐零散消匿。

其实，关于“荷花淀派”是否存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研究者称“荷花淀派”是孙犁“一个人的流派”[10]，也有研究者认为该流派是“草色遥看近却无”[11]、“山色有无中”[12]、“若即若离，忽隐忽现，宛在堤柳烟波之间”[1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荷花淀派”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学流派，而是“文革”结束后学术界追加的概念，且“荷花淀派”的成员多是青年习作者，创作还不成熟，加之崭露头角即被政治运动冲散，贸然称其为“流派”确实有些“其实难副”。杨义认为，流派要“不同程度地具备五个要素：风格要素、师友要素、交往要素、同人刊物和报纸专栏要素、社团要素”[14]。如果按照这五个要素来框定“荷花淀派”，流派之说似乎很难成立。笔者以为，严格界定一个文学流派是很困难的，它从来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几何体，更像是一个美学雾界，是一种共同的创作趋向。此外，文学流派的形成，也不尽是同人之间有意倡导的结果，往往是基于共同的文学理念、文化积淀、时代精神、地域民俗的自发聚合，彼此默契艺术共性的结果。放眼“十七年”时期的报纸副刊，孙犁主持下的《文艺周刊》确实以其独特的美学磁场，吸引了一批来自农村的文学青年，他们效法孙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创作出一批艺术风格相近似的文本，这种群体现象是无形而实存的。

三

“荷花淀派”由涓涓之细到初具规模，与孙犁的办刊理念及悉心培育有很大关联，他曾多次表示：“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与兄弟刊物竞争比赛。”[15]“物以类聚，文以品聚。虽然是个地方报纸副刊，但要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用这种风格去影响作者，影响文坛，招徕作品。不仅创作如此，评论也应如此。如果所登创作，杂乱无章，所登评论，论点矛盾，那刊物就办不出自己的风格来。”[16]上述编辑思想虽然并不写于主持《文艺周刊》时期（分别写于1978年和1983年），但是其具体的编辑实践却始终贯彻着这一理念，“荷花淀派”出现在当代文坛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此外，“荷花淀派”骨干成员的崭露头角与《文艺周刊》扶持新人的办刊传统密切相关，“稿约”中明确写道：“一、本刊欢迎内容现实，文字通俗的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二、本刊欢迎及时的、生动尖锐的文艺批评；三、本刊尽先刊载各生产部门初学写作者的稿件。”[17]孙犁更是以发现新作者、培育新作者为己务，1953年他在《论培养》中写道：“新的作者，按照规律，他们很可能在地方刊物上出现。所有专业的有经验的作家们，应该注意到各个地方刊物上的新人的作品，并指导他们。地方刊物与应该认识接近底层的方便，积极发挥开采的职责。”[18]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人都是在孙犁的细心发掘与耐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他们还是刚刚离开学校或者正在学校念书的青年，孙犁不仅亲自写信指导他们的创作，还积极联系出版社将作品结集出版，短篇小说集《运河滩上》[19]将1953年发表在《文艺周刊》的9个短篇小说，包括刘绍棠《运河滩上》、从维熙《红旗》、韩映山《瓜园》、房树民《年底》、吴梦起《未婚妻》等汇成一册。此外，《文艺周刊》及时组织对新人新作的相关批评，如萧来《〈运河滩上〉读后记》[20]、邹明《谈从维熙的几篇小说——兼谈最近关于表现农村新生活的来稿》[21]、李牧歌的《读刘绍棠的创作》[22]、孙犁《读〈作画〉后记》[23]等。

虽然孙犁晚年曾一再推脱：“我做工作，向来萍踪不定，但不知为了什么，在《天津日报》竟一呆就是三十多年，迄于老死。虽然呆了这么多年，对于自己参加编辑的刊物，也只是视为浮生的际会，过眼的云烟，并未曾把精力和感情，胶滞在上面，恋恋不舍。更没有想过在这片园地上，插上一面什么旗帜，培养一帮什么势力，形成一个什么流派，结成一个什么集团，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嫡系，图谋点什么私利，得到点什么光荣。”[24]孙犁之所以有上述顾虑，主要是经历过当代政治话语的规约，对宗派主义心存余悸。由于反右扩大化和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文人的聚合动不动就被安上“反党小集团”、“二流堂”、“裴多菲俱乐部”等罪名，使人们对“开宗建派”视为忌物，唯恐避之不及，还有谁公开声明自己属于什么流派？但是围绕着《文艺周刊》确实成长起来一批风格相似、年轻有为的青年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人曾多次表达孙犁以及《文艺周刊》对自己写作的影响。韩映山说：“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25]从维熙也说：“从50年代初，我首先结识的是孙犁的作品，他小说和散文中那种清淡如水的文字，曾使我如痴如醉。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生于童年的乡土，那么孙犁的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26]刘绍棠曾回忆说：“对于《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的。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27]
    孙犁曾把《文艺周刊》比作一处苗圃，认为“一旦这些新作者，成为名家，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可以从这里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树苗，再增添新的力量”[28]。纵观“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报刊，《文艺周刊》虽页码单薄不足以跻身大型期刊之林，但是以荆钗布裙之素质，培育了一批文学青年，使“十七年”文学流派较为干涸的河床，涌现出“荷花淀派”的涓涓之细，这一点弥足珍贵。

注释：

[1]张均：《报刊体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

[2]《文艺座谈会记录》，《天津日报》1949年3月23日第4版。

[3]目前关于《文艺周刊》编委会成员并无明确记录，据笔者考察初期主要有郭小川、方纪、孙犁、邹明等人，其中郭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方纪任副刊科科长，孙犁任副科长。然而，1949年6月，郭小川南下赴湖南筹组《湖南日报》，1950年5月方纪调离《天津日报》到市里担任文化、宣传部门的负责工作，后又调到中苏友好协会任职，《文艺周刊》实际上由孙犁掌管，职责是二审，手下还有一个兵，就是邹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3月，当时孙犁大病了一场，生病后卸下编辑任务一直外出疗养，实际上已不负责《文艺周刊》的具体事宜。

[4]孙犁：《编辑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5]直到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文艺周刊》才不得不陷入泥淖。

[6]姜素明：《我对〈人民文学〉的一点意见》，《文艺报》第5卷第5期。

[7]孙晓玲：《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拜访张德育先生》，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6页。

[8]孙犁：《孙犁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9][18]孙犁：《孙犁文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67、267页。

[10]叶君：《一个人的流派》，《文艺报》2012年2月13日第3版。

[11]鲍昌：《中国文坛需要这个流派》，《河北文学》1981年第4期。

[12]冯健男：《漫谈“白洋淀”派》，《河北文学》1981年第4期。

[13]阎纲：《孙犁的艺术》，《河北文学》1981年第5期。

[14]杨义：《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5]孙犁：《孙犁文集》第5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16][24][28]孙犁：《孙犁文集·续编3》，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3、304页。

[17]《稿约》，《天津日报》1949年5月26日第4版。

[19]刘绍棠等：《运河滩上》，华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0]萧来：《〈运河滩上〉读后记》，《天津日报》1953年7月16日第4版。

[21]邹明：《谈从维熙的几篇小说——兼谈最近关于表现农村新生活的来稿》，《天津日报》1953年8月20日第4版。

[22]李牧歌：《读刘绍棠的创作》，《天津日报》1955年3月24日第4版。

[23]孙犁：《读〈作画〉后记》，《天津日报》1963年3月14日第4版。

[25]韩映山：《饮水思源》，《天津日报》1983年5月5日。

[26]从维熙：《荷香深处祭文魂——悼文学师长孙犁》，《天津日报》2002年7月25日。

[27]刘绍棠：《忆旧与远望》，《天津日报》1983年5月5日。


（稿件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题图：白云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