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研究综述

说一是一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在河北省白洋淀生活着这样一群知青诗人，他们读书、写作，在特殊的年代里艰难地思考和探索，悄悄地进行着一场现代主义的诗歌实验，无心之为却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们在“文革”间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活动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为人们所了解，贝岭的《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1]和多多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2]首先开始了对历史的挖掘，尤其是多多的文章，回忆了他与根子、芒克当时的诗歌创作，以及三人之间的友谊，其中涉及到的其他诗人还有食指、依群等人，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这对“白洋淀诗群”的发掘有开拓之功。但更多“史料”的集中披露还要到90年代前期。

      90年代前期的发掘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学的研究热潮而兴起的。80年代初人们谈论“文革”，更多的是关注“文革”十年动乱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及其根源，并通过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形式加以揭露和反思，而对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则较少去关注和研究。直到90年代初，学术界才出现了“文革文学”的研究热潮，而“白洋淀诗群”则是其中一个稍具规模、比较成熟的诗人群体。

      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在于，首先许多相关的资料得以披露。1993年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3]一书出版，首次对“地下文学”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学活动、文学社团、文学创作和作家作品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在论及白洋淀这一群诗人时，杨健提出了“白洋淀诗派”的说法，但是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同。虽然其中的许多材料也都来自多多的文章，但他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这群诗人尤其是岳重、芒克和多多等人与徐浩渊沙龙的联系上，这对后来者有所启发。

      1994年5月6日至9日，《诗探索》（北京）以编辑部的名义组织了一次“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曾经与白洋淀诗歌有关的原知青，集体寻访故地，举办讨论会，撰文讲述当年情景，披露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在讨论中“白洋淀诗歌群落”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据说这个概念首先是诗人牛汉提出来的。林莽回忆说，“牛汉力主白洋淀涌现的这群诗人为‘白洋淀诗歌群落’”，因为“这个名称本身就很有诗意，‘群落’一词，给人一种苍茫、荒蛮、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感觉”[4]。这次寻访活动结束后，在1994年《诗探索》总16期的“当代诗歌群落”专栏刊登了宋海泉、严力、白青、甘铁生、齐简等人的文章。文学史家洪子诚评价说，“这种由‘当事人’提供以前未公开发表的作品，讲述当时的事实细节，规定对这一诗歌‘群落’的‘定位’和叙述方式的情形，在新诗史上尚不多见”。虽然穿过某些细节的“追忆”也许不能重返故地，但是这次寻访活动意义重大，不仅披露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它为“这一诗歌事实做出了许多人认可的‘诗群’的定位，巩固了它在当代新诗史上的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另外，这种对历史的挖掘和建构，“提供了具有完整意义和秩序的叙事：这满足了我们对历史的完整、清晰性质的期待”[5]。

90年代后期以来，对历史的“追忆”仍在继续，主要成果有郝海彦主编的《中国知青诗抄》（1998）[6]，在序言中郝海彦将该书看做“独特于一切史载的人类精神文物”。知青诗歌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文学上，也表现在史料文献上，为保持历史原貌，所选作品大多是诗人知青时代的旧作，包括芒克、林莽、多多、根子、宋海泉、方含、马佳、徐浩渊等人的作品，其中林莽的诗还是首次公开发表，但是该书未选北岛、依群的诗和方含的《在路上》却是个遗憾。1999年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诏》[7]一书出版，该书为地下诗歌的发展建立起了一个连贯的线索，史料翔实，在“白洋淀诗歌群落”部分，收集了此前多多、宋海泉、马佳、齐简、严力、甘铁生等人的文章，以及编者对一些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这是对历史的一个总结。

另外涉及“白洋淀诗群”研究的还有杨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2002)[8]。在书中他放弃了最初“白洋淀诗派”的说法，而采用了“白洋淀诗群”的定论，并且相对于早期研究，他有了更新的认识，认为“白洋淀诗群的崛起，象征着新生代知识分子在文脉断绝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崭新话语。知青群体在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家园之后，便有能力拒绝加入到‘文革’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去”。这种崭新话语如何获得，主流之外的写作又有何特征，由此引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另有两部相关的回忆性文集也相继出版，刘禾的《持灯的使者》（2001）[9]和芒克的《瞧！这些人》（2003）[10]，则是以感性的文字追忆历史的细节。

随着历史浮出地表，“白洋淀诗群”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相关论文陆续发表，其中有人还将此作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文章有陈默《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1994）、张清华《黑夜深处的火光——前朦胧诗论札》（1999）、李宪瑜《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1999）、汪剑钊《文革中的地下诗歌》（1999）、张清华《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2000）、贾鉴《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以“白洋淀诗群”为论述重点》（2001）、汪洁《论家庭背景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2002）、孙基林《隐秘的成长——新潮诗崛起前几个必要的历史节点》（2004）、安静《永远的白洋淀——论“白洋淀诗群”》（2005）、李润霞《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2005）、霍俊明《提前抵达的诗神——白洋淀诗群对既往诗歌话语的超越》（2005）等。

通过发掘和整理，人们对“白洋淀诗群”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指的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1969-1976)，一批由北京赴河北水乡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雒诵、戎雪兰等。此外，还应包括虽未到白洋淀插队，但与这些人交往密切、常赴白洋淀以诗会友、交流思想的文学青年，如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人，后者也是广义的‘白洋淀诗群’成员”[11]。其中“白洋淀诗群”的核心人物是根子、多多和芒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多数知青来此落户都是自己联系、自发和自愿的。

“白洋淀诗群”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当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正是在这里，美丽的白洋淀，友善的人群，淳朴的民风，使无以为诉的小知青们自然跌人酒神状态，找到了称之为诗的载体。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白洋淀距北京不足二百里，使得知青诗人能够和北京各种新思潮保持最密切的联系。陈默介绍说，“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黄皮书热同时在这里展开。除去被查封的《奥涅金》《当代英雄》《红楼梦》等外，这些青年还读到了刚刚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些现代派诗作。这些自由不羁的灵魂诉说，使他们饱享了偷食禁果的快乐，也开启了他们的心智”[11]。而且当时，“白洋淀诗群”成员特别是根子、芒克、多多等人与北京地下沙龙还有更为直接的联系。李宪瑜认为，“正是由于与北京这种‘沙龙’的紧密联系，‘白洋淀诗群’的成员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读物，接触更多的西方文学信息，在‘沙龙’朗诵自己的作品并获得反馈”[12]。汪洁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她认为诗群的主将正是在沙龙文化中成熟起来的，北京的赵一凡沙龙和徐浩渊沙龙是诗群最初的源头和产床。[13]杨健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称徐浩渊沙龙是“白洋淀诗派”的产床，但没有提到白洋淀诗人在赵一凡沙龙里的活动。从各种影响来看，“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这些知青诗人大多出身于高干或高知家庭，复杂的人生经历、丰富的阅读经验使他们比同龄人更为敏感、更为成熟，在他们的诗歌中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反叛性。贾鉴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性最集中地表现为对历史理性的虚妄承诺的彻底不信任。他分析说，“对某种整一的、绝对的历史目的和历史意义的热烈追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写作母题，这种追求在文革中癫狂性地发展到极致，成为一种不可质疑的话语模式。拿诗歌来说，文革主流诗歌因受制于‘政治的直接美学化’的功利要求，惯用一种‘观念演绎’的诗体建构原则，在修辞方式上则表现为‘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一切意象的设置都要归结到对阶级和国家命运的‘诗意’想象中，‘太阳’‘葵花’‘激浪’‘土地’‘青松’……都染上了一层神圣而伟大的光芒。历史理性观念在文学表达中获得合法性当然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具有‘永恒性’的所指意义的‘圣词’及其话语编制完成的。但在白洋淀诗人笔下，这些‘圣词’都变得可疑、不稳定起来”，他以根子、芒克、多多、林莽的诗歌为例，进行了具体阐释。[14]

由于时代语境的压力，白洋淀诗歌无疑具有政治性，贾鉴结合文本的具体阐释令人信服，但他同时也看到，“在许多时候，对外在时代环境的批判都是转化为一种内省式的沉思从文字间流溢出来”，在诗歌中诗人更多展示的是自我在困厄中的多重感受和经验。而这正是“白洋淀诗群”先锋意义的所在，对个人化写作的边缘立场的选择。对此，许多研究者都持肯定态度，陈默认为：“‘白洋淀诗歌’的作者，一般地说他们是努力超越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时尚而进入艺术追求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诗即使触及到政治，也常常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笔随心走，抒写一颗颗迷惘、渴望、反叛的心灵。”[11]他们当时的写作不可能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写诗对他们来说只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因而成为一种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甚至构成一种生存方式。张清华认为，正是这种相对于“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15]。当人们为这种先锋性的写作方式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程光炜提醒人们，“并不是说‘白洋淀诗群’远离了意识形态，而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中渗入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内涵”[16]，而且正如李宪瑜所言，这种自我发现是他们从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位置被彻底推向边缘，却阴差阳错地实现的。

虽然“白洋淀诗群”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也不是一个文学组织，只是一个诗人的群体，但是，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的阅读背景等，使这群诗人在诗歌主题和艺术手法上也表现出某种一致性或者趋同的倾向，或者可以称之为“互喻型”的诗学特征和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同上。於可训在《当代诗学》中说，知青诗人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共同的怀疑精神和人本主义的性质，以及“文革”的政治环境对人的压迫与西方社会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在他们的感受和思考中，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中的论述和描写有着某种表现上的近似性。[17]林莽在“白洋淀诗歌群落”活动的总结中就已经指出，“白洋淀诗群是以现代派为标志的。但这一群落有个发展的过程，大约在1973-1974年之间才最终汇流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的。简单可划分为三类人：一是早期以古体诗、词等形式为主的写作者，他们后来大多进人了其他艺术、文化领域。二是以传统的现代格律诗与自由诗体开始创作，后转向现代手法创作。三是写作初期就采用了某些现代手法创作”[4]。

在“白洋淀诗群”中，岳重和多多一开始就写出了较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而其他诗人起初的创作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则是受到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18]现代主义或是现代派，是一个“舶来品”，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起点是20世纪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但洪子诚认为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是含混、不明确的。研究者们对白洋淀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的阐述也只能以对“两结合”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背离为着眼点，具体体现在，“白洋淀诗歌”将关注点从现实世界转向内心世界，抒写个人内心生活。即使有现实反映，也是通过抽象或变形，转化为心理符码，传达情感或思考。其次，他们在创作中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诗歌技巧，比如象征、暗示、反讽等，从而使得浪漫主义的滥情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以知性的克制表现浓缩的情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主义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是个极其复杂的文学交流问题，目前由于资料的缺乏，也由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未能全面展开而尚未显示出全部真相。

当然，评论界仍有争议，有人对“白洋淀诗群”的现代主义提出了质疑，而认为它是一种扭曲的浪漫主义。汪剑钊认为，普希金、叶赛宁之于芒克，茨维塔耶娃之于多多，叶甫图申科之于北岛有着深远的影响。[19]赵璕对此表示了赞同，认为“就‘白洋淀诗群’而言，他们与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有更直接的联系。俄罗斯悠久的人道传统、救世情怀和抗争精神，对民主的热烈追求、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抗争，苦难中持守的纯洁和忠诚、悲天悯人的超迈与高贵、对自然与美好的一往情深，形成了‘白洋淀诗歌’特出的政治品质与异域风貌”[20]。由于阅读的驳杂、没有系统，白洋淀诗人受到的影响也不是单一的，而且每个人的接受情况也不尽相同，对此，汪洁的观点显得比较辨证，她认为“白洋淀诗歌有种独特的风貌：它带有现代主义色彩，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艺术技法上的；但是它又无法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样持有决然的批判性和反抗性，而是弥漫着悲哀、迷茫而又深情的基调”[13]。

“白洋淀诗群”虽然在诗歌主题和艺术手法上有着某种相似性，但是由于个人家庭熏陶、文化修养、个人的美学情趣的趋向不同，每个诗人都在努力追寻着各自独立的创作个性，他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个人化”的风格。李润霞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白洋淀诗人不再为集体、阶级或大我立言，他们开始为自己立言，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把‘自我’带回诗中，而且把‘个性’带回诗中”。她具体分析了几个主要的诗人，其中芒克是一个“自然诗人”，清新的歌唱交织着深沉的忧伤，他的诗重新恢复了生命的各种真实可触的本能知觉；根子以一个末日审判者的无情语调宣告了精神世界的彻底破产，渎神的激情散发着狞厉之美和复仇的快感；多多的颓废和冷峻，把历史表象遮蔽下的真相揭示出来，他常常在生者（群魔）的舞蹈中嗅到死亡的气息；林莽用一支寂寞的画笔写诗，用浓浓淡淡的色彩点染心灵的回声和生命的清愁，有一种静物写生的沉静之美；宋海泉诗歌中刻画出一群“流浪汉”的形象，其“流浪”主题又恰好是一代人“被放逐”的某种人生写照；方含以浪漫主义的“谣曲写作”表达了“在路上”的生命漂泊感；马佳的《北方之歌》以迂回曲折、繁复的语言形成一种“小说化”的诗歌写作风格。[21]

“白洋淀诗群”是一个被追述的事实，研究的困扰在于，为什么这一诗群90年代才得到人们的关注，而80年代基本上是被湮没的。多多在出国前就曾说过，“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2]。当然，这与白洋淀诗歌的传播方式不无关系，“文革”中它只能以手抄的方式在小范围内传播，其影响受到了限制。另外，由于手抄稿难以保存，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诗人的手稿也遗失了。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唐晓渡认为，在一个从阅读到评论、到制度化的出版，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意识形态期待的历史语境中，“白洋淀诗群”更个人化的写作很难形成像“朦胧诗人”那样广泛的影响。[22]赵璕的分析更为详细，他认为，虽然朦胧诗和“文革”地下诗歌二者在生活经验和知识资源等方面拥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记忆”和“书写”历史的方式的共同性。当“新时代”要求他们迅速结束苦难的历史记忆，将“幸存”的体验转化为符合时代目标的积极遗产时，这一差异就突现为一部分人的消隐和一部分人的激进：“文革”地下诗歌因对劫难的刻骨铭心和由此生发的对劫难的坚定的质询而显得不合时宜，再一次被历史隐没，而朦胧诗因“一代人”的“祖国颂”而大放光彩。[23]

研究的另一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的关系。“白洋淀诗群”是“文革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它钩沉的初衷原是为了给朦胧诗正本清源，正如“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的组织者所言，“这些诗歌创作活动，对后来的‘新诗潮’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与奠基作用”，[24]而这种看法也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将“白洋淀诗群”看做是朦胧诗的“源流”“基础”“潜流期”“前崛起”或是“前朦胧”。但是仍然有不同的声音，李宪瑜认为，“白洋淀诗歌”与朦胧诗相比，更接近于一种诗歌写作的“原状态”，它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接受群体的口味左右，更不受传媒或商业化因素的诱导，而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作为在特殊背景下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必要对其独立性进行梳理和廓清。[12]同样，作为文学史的写作者，洪子诚虽然将“白洋淀诗群”写进了历史，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对将其看做是朦胧诗的“前史”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他认为“白洋淀诗群”蕴涵着尚未成熟的“准备”因素，这一观点又显然不为一些当事人与评论家完全接受（芒克和多多就一再否认自己是朦胧诗人），而且白洋淀诗歌中的一些主题在朦胧诗中也并没有得到发展。因此，他认为对于“白洋淀诗群”历史的“重建”还将会继续下去。[25]而对于历史的重写还需要更多原始资料的披露和新的研究视角的发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参考文献】

[1]贝岭：《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纽约《华侨日报》，1986年12月25日。

[2]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开拓》，1988年3月。

[3]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

[4]参见林莽:《主持人的话》，《诗探索》，1994年4期。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郝海彦主编：《中国知青诗抄》，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7]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8]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9]刘禾：《持灯的使者》，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芒克：《瞧！这些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11]陈默：《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诗探索》，1994年4期。

[12]李宪瑜：《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2期。

[13]汪洁：《论家庭背景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4期。

[14]贾鉴：《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以“白洋淀诗群”为论述重点》，《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1期。

[15]张清华：《黑夜深处的火光：前朦胧诗论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6期。

[16]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於可训：《当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8]贾鉴：《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以“白洋淀诗群”为论述重点》一文中有具体分析。

[19]汪剑钊：《文革中的地下诗歌》，《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

[20]赵璕：《八十年代诗歌“场域”自主性的重建——近二十年来“诗歌”观念建构》，《今天》，2002第3期。

[21]参见李润霞博士学位论文《从激流到潜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86）。

    [22]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3期。

    [23]赵璕：《八十年代诗歌“场域”自主性的重建——近二十年来“诗歌”观念建构》，《今天》，2002年第3期。

    [24]刘福春：《“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简讯》，《诗探索》，1994年。

    [25]洪子诚：《朦胧诗新编·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稿件来源：《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2008年2期）

(题图：李永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