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地的生活虽然苦，但知青们的思想依然很活跃。逃难者们以为找到了世外桃源，那些思想活跃家里又有条件的人便带来了大量书籍，准备在革命风暴之中找一块能读书的净土。读西方古典小说，这在知青中流传比较普遍，当时的禁书成了可贵的精神美餐。由于我父亲是搞文艺批评的，家中颇有藏书。全套的“文史资料”、“鲁迅全集”、“沫若文集”、“契诃夫”等。大量的西方古典名著，最可贵的是全套的“文艺黄皮书”。这些书在知青中广为流传，许多书借来借去自然下落不明。
我初到村里时，行李除了一个被卷，就是一大手提箱的书。其中除人文、自然、外语等书之外，仅医学书籍就一尺厚。一是因为自己喜欢钻研医学，二是想白洋淀缺医少药，学医还可防病治病。后来我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摸索了一些效果很好的手法，居然给许多老乡扎好痼疾，周围村的老乡们，也纷纷划船来看病。村里干脆让我当赤脚医生，在医务室工作，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们村插队的，大孩子式的人多，读书的人少。我同外村爱看书的人往来多。一次到寨南村，认识了崔建强、宋海泉等插队知青。崔建强喜欢哲学，父亲是科学院的高知。他们的书让我叹服。四个人把带的书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图书馆。用厚木板条，钉成一个大箱子，长一米多，宽也近一米，满满的全是书。书箱从侧面打开，便于拿取，常看的放在外面。我信手拿出两本，有康德的《辩证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司汤达《红与黑》、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我高兴极了，忙问谁在看这些书，刘满强回答说：“我们都看，老强看得多些。”我忙问：“谁是老强？”他回答：“老强就是崔建强，那不他回来了。”随着他手一指，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知青，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蓝上衣，旧蓝裤，裤腿挽到膝下，赤着沾满了泥土的双脚，带（戴）着眼镜，一副典型接受再教育知青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后来索性站着、靠着门框看。我对他做了自我介绍，便问他看什么书，他手里书是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我当时相当崇拜的一本书。他说下地干活离家不远，中间歇息，就跟着船回来了，所以赤着双脚，一会还要马上下地干活。认识建强，我非常高兴。他的哲学功底相当雄厚，几乎饱览了西方主要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哲学名著。我与建强立刻成了好朋友，冬闲回京之后也经常来往。当时我深感自己的哲学阅历远在建强之下，而各村的诗人们与建强比起来，在哲学上则只能以门外汉的身份洗耳恭听了。
知青们在白洋淀相互走串，寻找朋友，谈古论今，其中不乏哲学、政治上有远见的人物。这样的思想交流、共鸣和气氛，为后来成名的诗人们创造了最为良好的知识与思想的环境。
周舵插队在赵庄子，我插队在李庄子，两个庄子都是小岛，但只有一桥之隔。他们村民风较李庄子淳朴些，知青去后不到一年，就用安家费给盖起了两间砖房。由于他那里住房条件较好，所以我去他那串走比他到我处来更频繁。一个冬天，天气较暖，我到周舵处聊天。我们开着门，以便让阳光进来。这时看到有个人从结冰的湖面上走过来。他头戴一顶旧栽绒帽子，一条青色花格围巾紧紧缠绕在脖子上，身着一件旧蓝袄，很像当地农村中质朴的知青。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自己叫栗世征，从寨南村过来，表明来做善意串访，了解各村知青生活，寻求共同语言，并让我们继续谈(栗世征后来笔名多多，外号毛头)。
当时我与周舵正在讨论中苏关系。当时中苏边界局势紧张。我们对中国、前苏联的政治利益、军事实力、两国关系的历史、两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化，谈了各自一些看法。栗世征听得很吃惊，很高兴，睁大眼睛问：“你们经常这样谈话吗?”我与周舵表示这不过是随便聊聊。栗世征非常感兴趣，一下子就与我们成了朋友，不仅在白洋淀来往，回到北京也邀请我和周舵去他家畅谈。他也常到我家或周舵家去聊天。当时聊天抽烟是少不了的，一边吐（吞）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栗世征还邀请我们一块去参加芦仲南等知青们的画展（芦也是白洋淀知青）。
栗世征把他们村插队朋友们也介绍给我和周舵，有岳重、何伴伴等，并让考取了中央乐团的岳重给我们唱歌，于是岳重浑厚的男低音使栗世征的小屋振动起来。
栗世征说自己也在练习声乐，但无奈先天条件不好，不能考取乐团。但我感觉他嗓子控制得不错，共鸣也到位，就把自己很喜爱的一本书，林俊卿写的声乐教程送给了栗世征。他非常喜爱。一次去栗世征家，他突然对我说他在写诗，根子(即岳重)也在写诗，并把自己写的两大本诗集给我看，还告诉我他对波德莱尔的崇拜和理解。他的诗，我一看就懂，一读就通，并不觉得朦胧，更万没想到后来人们会对这类诗贯以“朦胧”之名。
由于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互走串，大家变得熟悉起来。这种熟悉带来了更多的知识、文化、艺术、政治态度上的交流和共鸣，也带来更多的相互启发。许多朋友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名字与绰号早已熟悉起来，最常听到的有张建中（林莽）、孙康（方含）、潘青萍、陶罗诵、牟志京、姜世伟（芒克）等等。
不仅白洋淀的知青们相互串访，而且外地的知青们，也常到白洋淀来玩。因为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比其他“逃难者”更惨，所以回家最少，常住白洋淀，便常以主人身份接待来访的知青朋友们。来访过的与地下文学有关的朋友有郭路生、甘恢里等。他们都是来看何京颉的。
郭路生来时，我们划了一条小船，到李光村去接他，要走十二里水路。郭路生到村后，与当地农民诗人李永鸿谈得极为投机。李是著名农民诗人，五十年代到北京参加过群英会，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做（作）诗可以张口就来。郭路生与李永鸿讨论各自写作的一些手法，特别是比喻的手法。李永鸿把自己的一些名句背诵出来，告诉郭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思路，其实李永鸿的诗并没有超出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的范畴，但郭路生与其谈得兴致勃勃。我只感觉李永鸿写诗来得快，张口就成句，并且押韵，这功夫是植根于劳动中的。李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在挖河过程中，在千万民工的劳动场地，如何用喊出精彩的号子来驱除疲劳，调动力量。因为在打夯时，几十个人的动作全由一个领号子的调动。那号子全凭当时即兴创作，要合仄押韵，又要有比喻借代手法才能精彩。那号子描写劳动场面，讲述历史传说的故事，时而指挥打夯的动作，有时还针对某些劳动者开个善意的玩笑，以便让大家放松一下。听着这样的号子干活，才会觉得劳动的情趣。但领号子的人一直在高度紧张的创作之中，一个节奏没有跟上，就会使大家的动作失去协调。后来在读英国文学史中知道，英国诗人彭斯，早期田间劳动时也用唱诗来减轻劳动的疲乏单调，也许从此培养了快速押韵的能力。但郭路生是否从中吸收了民歌的营养，不得而知。事后何京颉说她对他们的谈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而郭路生还是那么兴致勃勃。郭路生能与文化趣味、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与他反差极大的农民诗人谈得那样津津有味和持久，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广泛学习、热爱诗艺的真正诗人。
我从白洋淀回来后当了老师，身体始终不好，又遭遇到属于个人与家庭的极大不幸，这就不是白洋淀插队同学们共有的了。自己又一次几乎濒临死亡边缘。这第三次打击，使我与同学、旧友的联系渐少。但我仍旧应邀参加了一些活动，比如在玉渊潭公园的诗歌朗诵会，有芒克、赵振开、舒婷等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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