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化丨白洋淀区域古代城市形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说一是一

      洼淀聚落是水相关聚落中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一种类型，仅在河北就有洼淀和泛区共34处，面积达10,933km2，占全省平原地区总面积的15%[1]。白洋淀是典型的冲积低平原与浅湖沼地貌形态，因此对其周边历史城市形态特征与形成机理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在水资源利用逻辑下自然与人工要素的互动关系、挖掘白洋淀独特历史环境中城 市营建的内在规律，为科学决策提供研究支撑。国内目前的研究有对古代城市水利[2]、防洪和水城空间格局的研究[3]、陂塘景观系统城镇化过程中的特征演变[4]、平原水乡古城空间分布格局[5]、萧绍圩区的聚落系统研究[6]以及对历史城市的水适应能力及其聚落形态开展的研究[7]。对洼淀地区古代城市形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

白洋淀及其周边古城、古城遗址分布（绘制：贺鼎，城市和道路位置根据参考文献[18]，堤坝位置根据参考文献[11]改绘）

本文以白洋淀区域的历史城市1)为研究对象（图1），这些城市有着诸多共性，它们共同位于冀中凹陷的地质构造之上[8]，历史上多次受到白洋淀及其入淀河流侵袭2)，因此其营城活动与治水工程一直是高度耦合的综合性建设工程，到清中后期，州县城墙与白洋淀周边的堤坝彼此连接，共同形成区域性的防洪、灌溉网络。笔者利用明、清、民国、建国后的各版古地图、地方志或卫星地图等历史文献，结合实地踏勘和田野调查，获得了研究所需的基础资料。笔者通过使用形态学和类型学方法，对白洋淀区域历史城市聚落进行分类考察，并对其聚落形成和发展的机制进行了讨论。

1白洋淀营城的4个阶段

笔者对白洋淀所在各县志书中建制沿革、城池建设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白洋淀城市营建活动集中在战国、秦汉、宋辽金、明清 4个时间段。其不同阶段的营城活动通常与军事活动、行政建制调整或洪水灾害直接相关。由于当地丰富的水资源和频繁的水患，营城活动通常与水利防洪建设或农业灌溉工程综合考虑，形成建制、屯兵、防洪、灌溉相统筹的综合性营城活动（图2）。

古代白洋淀营城活动的时间分布与4个主要阶段，图中虚线表示该内容在历史文献中仅记载了营城朝代，而没有记载确切时间起讫（绘制：贺鼎，根据参考文献[11-12,15,19]中关于城池建设的时间信息改绘）

第一阶段，战国时期是白洋淀区域的城市初创期。彼时雄安新区地处燕南赵北之地，燕国在此建有浑埿城、三台城、易京城，赵国建有葛城3)，燕国附庸鄚国建有鄚邑城，形成了5座城池与燕长城4)、白洋淀紧密结合的早期防御性城市体系（图1）。

第二阶段，秦汉时期是白洋淀区域建制调整期，这一时期隳名城、建新城，形成以“郡县制”行政管理为目的的城市体系。这一时期，战国时5座城池的建制撤销，相继建立起容城、高阳、任邱3座新城。容城县建制始于秦朝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彼时实行郡县制，容城县属上谷郡，县治所在今容城县城子村一带。高阳、任邱的营建开始于汉代。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置高阳县，隶涿郡，治在今旧城村。邢顒《三郡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巡海使中郎将任邱筑此城为防海口，即以为名”。

第三阶段，五代、宋辽金时期是白洋淀区域城市建设的高潮期，后周与辽、宋与辽先后在此区域对峙，因此重筑新安县城、安州城，并新建雄州城，形成了与塘泺防御工程相融合的城市体系[9]。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宋代疏浚水系、以水为险，形成北御辽国骑兵的结合军事、水利、屯垦的综合型 军事水利设施[10]，同时，沿白洋淀北岸筑起六郎亘堤（新安北堤），营建葛城城垣以驻军御辽[11]。金人南下以后白洋淀纳入金代版图。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安州徙治葛城，并置葛城县。金泰和四年（1204年）于浑埿城建渥城县，属安州。八年（1208年）移州治于渥城，称新安州。雄县起源于唐代军事重镇瓦桥关5)，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伐辽，收复瓦桥关，设置雄州。北宋景德初年（1004年），为防止辽国军队入侵，扩展北城，形成东西短、南北长的形态[12]。

第四阶段，明清时期是白洋淀治所迁移、营城理水的建设提升期，形成了与区域性水利防洪工程相结合的城市体系。这一时期白洋淀水患频发，当地常在水患发生之后，或迁建新城（高阳、容城）或重筑旧城（新安、安州、雄县），并配套建立外围堤坝，提升综合性防洪灌溉水平[13]。例如，高阳县旧址原在旧城村，位于白洋淀南潴龙河古道与其支流之间的三角洲上，洪武三年（1370年），高河溢决，高阳县城（旧城村址）毁于水灾，奉诏迁治丰家口。天顺五年（1461年），县令使役3000人修筑高阳城池。明正德年间杨村河（潴龙河）决口后，“补唐堤之缺，防白洋淀南侵者”[10]，由此高阳县东与任邱唐堤相接，形成捍卫白洋淀南岸的千里堤防洪体系[14]。

2城池尺寸与格局

白洋淀周边的11座古代城址中，本文重点考察其中7座古城6)，包括新安城、雄县县城、容城县城、任邱县城、高阳县城、安州城、鄚州城，分布在如今安新、雄县、容城、任邱、高阳等5个市县。本文收集了清代县志中以上各县的县城图，以及美国地理测量局1970 年拍摄的卫星地图，结合实地踏勘对其明清城廓类型、格局形态进行了分类比较。

2.1城池尺寸与轮廓

作者根据《任邱县志》[15]《安新县志》[11]《雄县志》[12]等县志城池图，在1970年美国地理测量局地图中的城市航拍图基础上等比例绘制，得出各城的轮廓尺寸图（图3）。其中，面积最大的为鄚州城，南北长1600m，东西宽1500m，面积192hm2。雄县城、任邱县城、新安县城、安州城、高阳县城面积依次递减。容城县城最小，南北、东西均为500m，面积25hm2。王贵祥曾根据《周礼·考工记》和《逸周书》推断，明清县城的标准尺寸为方3里到方1里之间[16]，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白洋淀城池面积基本符合这一标准，但实际城池轮廓却并非方形，形态差别较大。

白洋淀城池轮廓及其尺寸（绘制：贺鼎，县志城池图根据参考文献[18]等比例绘制）

白洋淀城池形态及环境模式图。从左到右各列依次为：新安县城、安州城、雄县县城、任邱县城。第一行：城市航拍图，第二行：城池环境图，第三行：城墙、堤坝、水系的布局模式图（其中虚线表示水系，双实线表示城墙或堤坝），第四行：从县城图抽象得出的城池布局模式图（其中1、2、3分别表示县治或州治、文庙、关帝庙，灰色代表城内水面）。（绘制：贺鼎，根据参考文献[11-12,15,18] 分析改绘）

中国古代城市根据城市形态可以分为规则城和不规则城两大类 [17]。7座城池中，新安、安州、雄县、鄚州4座城市均是明显的不规则城。其原因与距离淀区水面近、城址高程较低、受到自然地形地貌影响有关。雄县城的外形在《雄县志》中被描绘为十字形，在卫星图中显示为南北长、东西短的不规则形；新安城形似平行四边形而各边屡有转折；安州城西北为大段弧墙、东南有明显缺角；鄚州城在四方城的基础上，在东南角内凹成为缺角。其余3座古城轮廓是接近于标准的四方城垣（图3、4），但容城的城市整体朝向与正南北向有较为明显的夹角；高阳、任邱的城池一扁、一长，某些城墙轴线也与南北方向有相当角度的偏差。

2.2水环境影响下的城市形态

白洋淀周边的历史城市因受到白洋淀或入淀河流的影响，其城市形态具有突出的水环境特色，下文以受白洋淀影响最大、水城特色最为鲜明的新安、安州、雄县、任邱4城为例7)。

2.2.1因地制宜的街道格局与城门设置

为了与城内河湖遍布的自然地貌相协调，城门、主街灵活布局、没有恪守居中的位置，因而形成不同的格局类型。安州城受地形影响城池东南缺角，因而南街向西移，南北两街与东西街形成丁字交叉 口，形成风车状的主街格局。雄县由于北城内池沼丰富，平面是变异的丁字形主街，由此形成东、西、南三门。新安城在十字形主街形制之外，在南门东侧开小南门，由此具有5座城门，南北主街东西相错，以避开西南角水面的干扰。任邱城内主街为了避免与城内水面相交，形成对角式风车状平面。

城门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是联通城内外水系的水门，这些水门涝则开启泄洪，旱则闭以储水，对城市防洪取水有着关键作用。例如，任邱县在四座城门基础上，每边城墙各有一座水门，连通城内河道和湖泊，由此形成四城门、四水关的独特格局（图4）。

2.2.2堤坝、城墙与水系

4座城出于防洪需求，都具有一定的双重城的特征。内圈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墙和城壕，外圈有两种，一种是为防止淀泊溢水侵占农田和城镇的第一道堤坝，以及修筑堤坝取土而形成的沟渠（新安、安州），另一种则是城市周边泥沙量大、易于涨水的河流及其护堤形成的罗城（雄县）。第二重城的形态并不一定是闭合式的，因其城市处于水环境中的不同位置，其堤坝形态可以是三面或两面8)。

这些城市有着丰富的内外水系，它们包括绕城而过的外部水系（包括护城河）、穿城而过的内河以及城内的池沼湖面3种类型。城池的内部水系和外部水系之间，有3种不同的连接方式。第一种是外河与内湖的尽端式连接，如图4中的雄县，为了单纯方便城内排涝而建成西南水门。第二种是外河与城内河湖两端连接，形成穿城而过的水系，如图5中的任邱城，两条河流穿城而过，且在城内形成湖面， 使得城内水面可以随着水门闸口而进行调节，因此大大提升了城内取水、排潦的能力。例如，《任邱县志》载：“水关四座，以泄城中聚潦，咸甃以石，防以闸，以时启闭。”第三种则是城内、城外彼此分离的水系连接，如图4中的新安、安州，城内水面是取土垫高房基而形成，虽未与外部水系相连接，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洪涝时期的城市水适应能力[20]。

任邱县县城图（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5]）

2.2.3礼制与滨水环境共同影响下的公共建筑布局

中国古代城市中主要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以及各类祠庙宫观。其中礼制特色最为突出的是州县治所、文庙、武庙，它们都沿着城内大街两侧布置，通常是衙署居中，文庙、关帝庙分列两侧[21]。与这种城墙之内建筑的严整礼制布局相对应，城墙之外的码头公共建筑则灵活布局，依托城门之外的码头形成灵活布局的滨水坛庙建筑群（图8）。例如，新安县南大门之外的南门码头旁，南门桥、禹王庙、南坛集中形成公共建筑群；安州城门以北的安州码头旁，则有无社坛、三官庙、龙王庙组成的滨水公共建筑群；雄县南大门之外的瓦桥南北，各自形成风云坛和龙王庙的码头建筑群。

水利工程技术与水文化影响下的新安城（绘制：贺鼎，根据参考文献[18]改绘）

3 影响城市形态的主要动因

上文分析了白洋淀区域古代城市的城廓类型和格局形态，要想进一步探索其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就需要对其综合的文化情境和社会历史进行分析，从而阅读其深层历史结构和文化模式[22]。本文结合城镇形成过程和形态特征，得出影响其城市形态发展的3个因子。

3.1军事防御与行政建制因素，是白洋淀历史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线索

白洋淀区域的古城，都是出于军事防御或行政建制考虑而营建的。上文中提到的白洋淀区域营城的4个阶段中，战国时期和五代宋辽金时代，是白洋淀作为地方政权分界线的时期，其频繁的营城活动正是政权边界线军事防卫需要的体现（图2）。秦汉时期和明清之际，则是出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求，例如秦“隳名城”之后建立高阳，汉建立容城、任邱，明代重修新安、安州、雄县等城池。

单个历史城镇的营建、扩建、改造也与军事防御因素密切相关。例如，雄县县城从南向北逐渐拓展的过程就是军事防御功能影响下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唐时创立瓦桥关，在瓦桥两侧形成防御性设施与聚落。五代后周显德六年，世宗伐辽，收复瓦桥关置雄州而营城。北宋景德初年，为防止辽军而扩展北城，形成南北狭长的县城形态，同时修筑外罗城（图6）。

军事防御影响下雄县城的3个发展阶段（绘制：贺鼎，根据参考文献[18]改绘）

3.2礼制和水环境的互动，决定了城郭的基本类型和总体格局

出于行政建制而营城的结果就是，城市受到礼制因素的决定性影响。据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中对254个府州县城研究，其中正方形或矩形的城146个，符合《周礼·考工记》对城池理想的方形形态描述[23]。然而在可考的白洋淀7座城中，有4座城池轮廓为明显的不规则城，剩下3座城轮廓形似矩形，但其实因受到地形、水流影响而远非标准。主要街道和城门的分布顺应地形变化和池沼分布，并非呈现严整的十字型，可能演化出风车型、对角型、丁字型等形态，这体现了礼制和水环境对城郭轮廓、街道分布的综合影响。例如，在县志城池图中安州仍被描绘为一个接近理想矩形的形态，但卫星图显示安州城的西北角因淀泊支流水系流过而呈弧线形，东南角则因为地势低洼而缺角，这体现了城池营建的理想形制与顺应自然的现实营建之间的复杂关系。其虽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设城门，但由于城内西北、东南两角地势低洼而将北门向东错动、南门向西错动，由此形成风车型城市格局。在此基础上，依然遵循了州治衙门居中，文庙、武庙分列左右的礼仪性布局（图7）。

自然与礼制共同作用下的安州城布局（绘制：贺鼎，左图根据参考文献[18]改绘，右图来源：参考文献[11]）

3.3 水利工程技术因素和水环境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了基于水环境特色的整体聚落环境

白洋淀地处九河下梢，泥沙淤积严重、洪水频发，因此水利工程建设一直是影响城市特征的突出因素。宋代时设立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等专门管理机构，委任河北转运使兼都大置使，负责筑堤、开沟、置斗门、开陂塘，通过人工治理使形成29个淀泊相连接的区域城镇体系[11]。明清时期，围绕白洋淀一直都有堤坝修筑、闸口建设及其相关的农田管理活动，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大规模兴建堤闸、涵洞、引河，甚至建立皇帝行宫督促水利建设，连接各个朝代的水利工程形成整体性的水利设施体系9)。

与区域性的水利工程同时进行的，是城市水利经营活动。白洋淀周边的古代城市形成了堤坝、城墙、水关、闸门、沟河、内湖组成的城市综合防洪体系和聚落环境[24]。特别是历史城镇双层水系、内外罗城成为其城市防洪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图8）。

此外，水环境文化因素影响下，白洋淀城市形成了包括水神庙、郊坛、码头在内的城市水文化要素网络。城内或城门外常有各类水神庙分布，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城水神崇拜系统。作者根据各县县志中“县境之图”进行不完全统计，雄县以东、白沟河以北有龙王庙（亦作五龙宫），雄县以西、白沟河以南有河神庙；安州城北有龙王庙；新安城西南角有龙王庙、城北有真武庙、南门外和城内各有一座禹王庙等。城市周边的郊坛位置与河流、淀泊的分布呈现密切的关系。这种坛庙通常分布于“水口”位置的特性，似乎揭示了古人坛庙选址与祈求水利安全之间的文化心理关联。例如，雄县城的山川坛、风云坛分列古城西北和东南，分别位于白沟河流入、流出护城河的水口位置，起到镇守水口的作用。类似的，安州城的北坛、无社坛和东坛分列古城西北和东南角，分别把守大清河向北和向南的水口位置；新安城护城河与殷家淀、大殷淀之间分别有厉坛、社稷坛，与南港河之间有南坛。以上提到的水神庙、郊坛常在城外码头处形成水文化特色聚集区，这些码头坛庙聚集区成为白洋淀城市水运昌盛的重要见证10)。

4 讨论

本文对白洋淀区域中古代城市形态进行研究，并从军事防御与行政建制、礼制和自然互动、水利工程技术和水环境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形态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白洋淀人民逐水而居，其城市聚落有着深厚的功能价值和文化意义，由此形成的形态丰富的聚落遗产，成为白洋淀先民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重要物质见证。

在建设雄安新区的历史背景下，对白洋淀城市聚落进行研究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参考意义。第一，白洋淀区域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应以保护和传承白洋淀区域聚落遗产为前提，构建基于淀泊文化景观的聚落遗产价值体系，系统梳理和保护堤坝、城墙、水关、闸门、沟河、内湖组成的城市综合防洪体系和聚落环境，复兴和激活由坛庙、码头、水系等构成的传统滨水公共空间，保护和标识传统城市中城郭、街道、城门、衙署等总体格局要素，对尚存的历史文化片区尽快展开调研和保护工作。第二，洼淀地区的城市设计，可以充分借鉴古代城市中善于治水、水城共融的传统智慧。白洋淀古代聚落形态中堤坝、水体与建成区的多样布置方式，提供了丰富的滨水城市形态设计手法；古代城市不同类型的水体（如绕城而过的外部水系与护城河、穿城而过的内河以及城内的池沼湖面）中丰富的功能属性与文化特色，能够激发我们探索基于当地生态和文化条件的可持续设计方式。

注释：

1)本文提到的历史城市是指清代以前设立过州、县以上行政建制并进行了相应城池营建的聚落。其中一些营城之后曾经撤县、降级为镇的城市，依然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如新安城、安州城、鄚州城等。

2)白洋淀地处九河下梢，洪水连年。安州、新安、高阳、任邱、雄县、容城均有“九河泛滥”“大水决堤”“田庐漂没”“城外水深丈余”之类的记载。人民难以生存，“群盗据水为巢”，直接威胁着清王朝都城的安全。康熙九年（1670年）直隶巡抚亲自出动“发帑万金”，在安州“筑堤一百二十余里”。

3)浑埿城为今安新县城，葛城为今安新县安州镇，三台城为今安新县三台镇。此外，据相关考古专家推测，易京城很可能是今容城县南阳遗址。详见：参考文献[11]。

4)燕长城，据乾隆版《新安县志》载：长城，在三台西，自安肃来，蜿蜒绵亘数十里不绝。燕昭王为避敌人筑。按旧志云：周时，敌人强盛，并诸荒服与燕接境。昭王有贤将曰：“秦闻为质于敌，敌信之，而为燕袭。敌人破之，却地千里。”燕乃筑长城，置上谷郡。苏秦曰：“燕，长城以北，易水以南。”为避水患，燕长城后来被改造为长城堤，即今新安北堤。详见：参考文献[11]。

5)瓦桥关为明清雄县老城南门所在，处于南北两京驿道与白沟河的交汇处。

6)三台城、易京城、城子村容城县旧址、旧城村高阳县旧址的城池废弃较早，目前无法获得准确的历史文献和图像信息，作者暂不将其纳入研究范围，相关研究仍需考古专家做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

7)容城、高阳县城是原治所被水灾冲毁而重新选址建成，重新选址时地势较高、距离白洋淀较远，水城格局不甚明显，从高阳旧城毁于“高河决溢”的记载来看，原有城市形态应当也具有突出的水城特色。

8)例如，“为防水患，筑有外罗城，浚壕引水，称雄河。”详见：参考文献[12]。

9)“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复命大学士朱轼兴修新安堤防，邑人张鱗甲监修，修四堤，筑新堤，开新河，建八闸，耗金31,000两，营治大溵淀及宋庄一带逾560hm2下等地皆为良田……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水利营田事务总理怡亲王允祥莅境督修水利工程,于南堤之东建太平闸、寨南闸、龙头闸，端村闸，引依城河水灌溉，使边村、曲堤、同口、郝关、南冯一带皆获水田之利。”详见：参考文献[11]。

10)例如，新安城是保定到天津航运路线上的重要码头城市。“安新航运在北宋时期已具雏形。境内赵北口为水陆交通中转站，成为盛极一时的水陆码头。清末民初，已形成新安、安州、北六、赵北口、端村、同口、北马庄等水陆码头……发往天津、保定的货物，在端村,安州、同口、北马庄、新安码头装船。码头随水运的兴衰而演变。”详见：参考文献[11]。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河北省水文志[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2]郑连第.城市水利的历史借鉴[J].中国水利, 1982(01):24-27.

[3]吴庆洲.现代城市防洪的方略和措施[J].长江建设,1995(01):15-18.

[4]王志芳,朱刚露.城镇化过程中陂塘景观系统的特征演变与成因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53(04):701-709.

[5]郑文升,姜玉培,罗静,王晓芳.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优化——以湖北公安县为例[J].经济地理, 2014,34(11): 120-127.

[6]郭巍, 侯晓蕾.筑塘、围垦和定居——萧绍圩区圩田景观分析[J].中国园林,2016,32(07):41-48.

[7]俞孔坚,张蕾.黄泛平原古城镇洪涝经验及其适应性景观[J].城市规划学刊,2007(05):85-91.

[8]高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阳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9]程民生.北宋河北塘冻的国防与经济作用.河北学刊,1985(5):76-80.

[10]（元）脱脱,等纂.宋史·河渠志·塘泺[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新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12]雄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雄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3]贺鼎,石欣玥,杨震.清康乾时期白洋淀水利营建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05):93-101.

[14]李诚.从“千里长堤”兴修看清代社会权力的转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98-102.

[15]（清）刘统,修,刘炳,王应鲸,纂.任邱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乾隆二十八年（1763）.

[16]王贵祥.中国古代人居思念与建筑原则[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17]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18]美国地理测量局（USGS）.安新、雄县、容城县地图[Z].美国地理测量局藏,1970.

[19]容城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容城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20]贺鼎.景德镇历史城区传统瓷业遗产体系保护研究[D].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7.

[21]贺鼎,窦晗天,王紫琦.雨洪适应性视角下中国北方洼淀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研究——以白洋淀区域为例[J].古建园林技术,  2020(02):66-69+74.

[22]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3]Burma Survey Department. China Field Force Survey[Z]. Publish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lonel St.

G. C. Gore,R.E.,General of India collected by Harvard Map Collection.1902.

[24]杨震,荣玥芳,张忠国,王晶,马全宝,贺鼎,顾月明.白洋淀地区历史村镇空间形态特征与形成原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08):154-160.

[25]清国驻屯军司令部陆地测量部参谋本部.五万分之一河北省地图（新安，雄县）[Z].哈佛大学地图图书馆藏.1910（明治四十三年）.

[26]郭涛.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27]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28]郑连第.古代城市水利[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85.

[29]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0]《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著.黄河水利史述要[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

[31]贺鼎,陈玉龙,傅微.中国北方洼淀聚落景观空间结构研究: 以白洋淀为例[J].风景园林,2019,26(08):116-120.

（稿件来源：《世界建筑》2020年第11期；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公共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