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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中央,一个杨柳掩映的水庄,被淀泊、芦苇环绕着,显得很清秀,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
村里有个叫磨面人的人。那些年,他每天赶着毛驴磨面,久而久之,村里人就把他干的活计借代成他的又一个名字。其实,磨面人有他自己的本名,叔伯兄弟大排行他属第二,就取名二墩,他是我族门当家的一个哥。
二墩哥家住在村北,矮小房屋组成的宅院后面是片葱茏的苇田,苇田遮挡着滔滔后淀巨浪对他家庄户的冲击。这后淀在外村人的口中还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包含着一段魚吞噬地的美丽传说。他家后面苇田与岸边隔着条濠沟,濠沟可以泊船,可以洗洗涮涮,给生活带来不少方便。岸上是一溜儿高大婆娑的垂柳,北风起,常听到树发出亲昵的“沙沙”声。到了夜晚,后淀常传来漁民打鱼的桄板声。
二墩哥家在族门里人旺,叔伯弟兄很多,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我家离他家不远,在他家南面的一片水塘岸边。他比我年长得多,我幼年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常磨着面哼小曲,也常把与他终日相伴的小毛驴作为小曲的唱词。
那是解放初期,翻身人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希望。“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这铿锵的歌声常常在村里此起彼伏,鼓舞着人们前进。可是,我们的共和国是在一穷二白的摊子上起步的,家底薄弱,生产力落后。那时,村里人吃糧都用驴拉磨磨面。磨面人要有耐性,要守得住狭小磨棚中只有磨盘“隆隆”声的寂寞。二墩哥一大家人,别人下地劳动,选中他每天做磨面的营生。
磨棚里,小毛驴拉磨不停地转动,磨面人把磨下的一和糧食在笸箩里的架上筛好,剩下的麸糠又倒回磨盘再磨,不停劳作,笸箩里的面粉便一点点升高。磨棚低矮黑暗,还带有驴粪溺的臊臭味,磨面人在有限的空间拘谨着单一的动作。磨盘转动的“隆隆”声把村里的勃勃生机遮挡住,磨棚里显得与世隔绝似的。从上午到下午,磨面人离不开磨棚,饿了,啃几口窝头,渴了,提起青泥烧制的壶,对嘴喝几口。夕阳西下时,该收工了,驴也该喂喂糧草了。此时,二墩哥就显出了几分兴奋,用一种水乡流行的曲调唱着自编的词:“小毛驴呀快快走,一会儿卸了喂喂你。好麸子,好青草,让你吃个饱……”声音响亮,带着喜悦之情。我常和一帮孩子跑到磨棚外围观,还哄笑那粗声大嗓的侉声侉调。二墩哥走出磨棚,说:“不要笑,驴和人一样,也干活儿,也要吃饭。你们跑着玩儿也像干活儿一样,也该回家吃饭了。”
二墩哥家因人口多,用得着一个专职磨面人,他在磨棚里一干就是几年时间。以后我才听到,村里也有不少人叫他傻二墩。他真傻吗?他怎么傻?傻在何处?傻人这个概念,似乎有不同的内涵,有的内涵是贬义的,有的内涵是褒义的。
傻人大略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糊涂,说话做事悖常理,还固执任性,俗称“傻一根筋”,这是真正的傻。二类是不精巧,不甜言蜜语,不投人所好,嘴笨心实,但做事遵循情理,不损人利已,这是傻实在。三类是装傻充愣假含糊。这类装做傻者,内心却有多种弯弯转转的谋利之道,俗称不好惹的人,这是伪装的傻。究其实,这个磨面人属于傻人中的第二类,村里人对他沒有恶感,倒多有同情。
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二墩哥已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儿,长方形的脸面,五官端正,不丑陋,是个身强力壮的整劳力。只因为有人在他名字前挂了个傻字,姑娘一听就嫌弃,东床难当,年复一年,就成了村里的一条光棍儿汉。他的两个弟弟相继成家立业后,他心理并没波动,依然按部就班地干活儿,吃饭,维护着他的大家庭。他仿佛认清了,眼前的一切,就是他的命运。
我回乡劳动的年代,与二墩哥在同一个生产队,队里不少人依旧叫他磨面人。我仔细观察,他并不傻,在一起干活儿,除了寡言寡语,他无可挑剔。打苇,套苇,他都是把好手,锄地,耪地,他落不了下帮。村里人说水乡最累的活儿是:夹泥,掘地,抱着孩子听戏。这些都不在他的话下,只是他没有自己的孩子,若抱,他自然是抱自己的一个个侄子。在生产队里,人们的生活差距很小,劳力多的,生活好些;孩子多的,生活差些。二墩哥的户籍里,是百分之百的劳力,他自然生活宽裕。但他不忘亲情,他常常帮助两个正在拉孩儿兵的弟弟。他的一个侄子订婚后过礼时,他拿出了二百多元,这在那时可是不小的数字呀!
他住在一个六、七个叔伯弟兄聚集的大杂院中,一间破旧的西房就是他的依托。晚上,男人下地归来,女人也把席织好卷起来,一屋屋火暴,不时传来老婆孩子的欢声笑语,充满天伦之乐。然而,二墩哥这个磨面人不再在磨棚里磨面,不在孤寂地唱着小毛驴快快走,他独自在他那个狭小的房间,日复一日,与四壁相视,与门窗相守。他怎能不感到寂寥?不感到眼前滋味的苦涩?晚饭后他不去串门,只囿于属于他的那个小房间。无人与他说句话,他就常常自言自语:“明天队里让我去夹泥,还是让我去掘地?”有时不知道他想到什么,不知道他缘何自卑自恼,他用河北梆子曲调唱出他的心声:“人活四十快快死,不死你还现什么眼?”让人听了,好笑,但更让人生悲。
他几十年在村里不做孬事、歹事,天天出力流汗劳动,下工后即固守他那小屋,这就是他的人生啊!
袁家地是村南一块十几亩的园田,是我们生产队的大库房。收获芦苇后在这里垛成苇垛,夏收秋收时节在这里打场,队里的许多生产工具也放在这里。以往的管库员欠地道,队长就让二墩哥看库房。他离开了那狭小的家,来到袁家地,独自住上了三间大北房,这算是命运的天平向他做了倾斜。他看管着队里的库房,社员都很满意,因为他从不把队里的一草一木拿回家中。他近水楼台不先得月,他不是傻,他知道大伙儿的东西不能拿回自己家中。他对库房的各种物品一尘不染,精心看管,社员又都叫他“红色管家”。他看库房,一直看到生产队解散。
没生产队了,村里人的生活也就逐渐分出了高低。有些人在外面倒买卖渐渐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豪翁,而二墩哥却越来越寒酸。他沒文化,不会做买卖,更不能办个小厂。他已进耳顺之年,不能出外打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经营他那半亩多苇田和几分园田。在他的人生晚境中,他衣服褴褛,人人可见,他难于糊口,人们就难于看到。他是我的族门当家,出于同情心,出于家族情分,虽然我正拉孩儿兵生活也拮据,还是时而给他三十、二十元表达心意。有一次我给他钱,他像报怨我似的说:“兄弟,你别老这么着!几个侄子正在上学,弟媳也没工作,你也不易呀!”
区区俩钱,杯水车薪,我每次回乡,他都把我当成恩人一样。他想报答我,但他不能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就用他能行的方式一一我们是同队,他知道我家责任田的位置,他就照看我的责任田。他常督促我,苇地里的蔓子该拔了,园田里的草该锄了。
那年除夕,我回乡上坟祭祖,遇到了二墩哥。在村东的一个垃圾堆上,他正用一个小铁钩刨着捡垃圾。他的棉裤棉襖洞出棉花,破棉帽还烧掉一块。他两鬓苍苍,脸上像布满厚厚的灰尘,灰尘把他的皱纹都盖浅了。见到我,他有几分惊喜地说:“兄弟,你又上坟来了,不忘祖宗这就好。”说着,他仿佛也感到站在垃圾堆里自惭形秽,就挪步到街面上。我心沉重,眼有些酸,但忽然又洋溢起一股欣喜一一放假前单位发了一笔奖金,我现在兜里能有百元大鈔了,就拿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向二墩哥,说:“过年了,就做点好吃的吧。”他若惊地说:“这么多钱!我不要!”推推搡搡了许久,我才把钱塞到他怀里的口袋中。
每年除夕上坟祭祖后,迎着夕阳返回县城的路上,我都心情舒畅,因为祭祖也出于孝心。今天我更是愉悦,因为我又遇到了二墩哥。
第二年回乡祭祖时,获悉二墩哥已经不在了。我一时愕然,他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人间!我不由自主回想着往日的一幕幕:他家住在村北部那个垂柳成行的优美环境中,他长久磨面获取了磨面人称号;在生产队干活他是把好手,而且是队里的“红色管家”。然而,在人生的酸甜苦辣中,他多的是苦和辣,他孤孤零零,凄凄切切,未能享受一个正常人的人生欢乐,他一定是带走了诸多人生遗憾。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对身旁的人说:“他走了,走就走吧,也好!”可是,一股悲凉萦绕在我的心头,绵绵不绝,挥抹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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