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父亲——圈头一位老党员的波折人生

爱唯久

四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着白洋淀地区，共产党员王铁华(夏常河的姨夫)不畏艰险只身来到圈头村，以泥瓦匠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在圈头村建立党的组织，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

一九四三年经陈义广(陈爱军的父亲)、夏会元(夏广兴的父亲)介绍，父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两年听我大姐说父亲参加了组织以后，担负起了为党组织传送情报的工作，经常在党的秘密联络点陈仲秋家等情报，然后送到指定的地点，有几次送情报差点撞到鬼子讨伐队的怀里，危险极了。后来父亲到120师一个团的后勤部当了伙食管理员，因为秉公办事得罪了团里的领导，两人还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父亲睹气回了家。后来部队派人来接父亲回部队，考虑到家里没有男劳力父亲不打算回去，来人没办法只好同意了。父亲得罪的那位团干部知道此事后，到后勤部兴师问罪，后勤部的领导只好说：“他的父辈年老孩子幼小，回家为民情有可原，我们这鱼总不能没有水吧!”那位领导便悻悻而去。几年以后，是后勤部的领导到圈头看望父亲时这样讲的。

一九四七年土改以后，我家才分了房子分了地，有了安身之处。父亲能写会算又在部队呆过，土改期间在贫农团里负责分田地，定成份的工作。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便经了商。先是走粮行，他带着年仅十来岁的广志哥驾船往返安新，高阳等地，籴米粜粮，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又挑起了烟挑子，做起了卖大叶烟的生意，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好转。父亲卖烟经常去三田庄，那时候村里的人抽不起烟卷儿，大叶烟就成了抢手货，每当人们听到父亲那清脆悦耳的吆喝时，就三五成群小跑着来买，一角一包的大叶烟，还真够忙合一阵子的。

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席卷了全国各地，我村也成立了第一个合作化组织——白洋淀渔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初建缺乏领导人才，当时担任社长的省劳动模范陈建勋对父亲说：“老叔哇!别做你的买卖了，跟我一块办社吧，你是个共产党员，要走在群众的前头啊。”从此父亲便卖了烟挑子，当上了农业社干部，这下我家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为那时的社干部，即不挣工资又没实行工分制，没有一点收入，光靠母亲每天织一、二片蓆是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的，奶奶和大妈都埋怨他，别人也说：“放着好好的买卖不做，非要去办社，真是自找苦吃，”父亲听到这些话总是笑着说：“谁让我是个共产党员呢?”。

我爷爷陈慰增，民国时期在村里开办私塾，人人尊称“四先生”，为圈头村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年青人，父亲在爷爷的严厉的管教下，不但文才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一九五七年十月，村公所为了大力宣传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夏南宫大门口西边的墙上抹上白灰，请父亲书写《条例》。父亲首先计算了一下《条例》的字数，又丈量了墙的尺寸，然后开始精确地计算写多大的字、能出多少竖格，经过几次的反复的计算才确定了可行的方案。那时候还没有墨汁，用多少墨得用墨快加水研磨好才能用。父亲就是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方砚台、一只毛笔和一瓶子水，每天爬上爬下几十次，一个人端着砚台站在桌子悬着胳臂写。壁报抹得很光滑，墨沾少了没色沾多了往下流很不好掌握，一点也不敢懈怠稍一殊乎就要出错，记得父亲每天回到家里以后累的腰酸腿疼。十几天以后《条例》终于书写完成了，但也让过往的人们也惊呆了，小字写得太好了，真是字如墨玉妙笔生花，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说：“真不亏是“四先生”的高徒哇!“

白洋淀地区历年来吃统销粮，六十年代初期，供应的粮食品种很差，都是些死帽子高粱和发了霉的山药干。很多人吃高粱面吃的大肠发干拉不下屎，山药干面蒸的窝头苦似中药，难往下咽，看着我们吃饭难受的样子，父亲的心情非常沉痛，他说：“白洋淀产的苇蓆和苇箔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建设，可给白洋淀地区的粮食品种太差了，得把这个事向中央反映一下才好。”

那时候我们还不懂这方面的事情，也没放在心上，记得有一天，父亲包了一包高粱和山药干就出门了。原来他真的去了北京，二、三天才回来，他高兴的逢人就说：“我去了北京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接待了我，他们详细的了解了咱们的情况，并留下了粮食样品。国务院的领导说：“白洋淀的粮食由河北省调剂，没想到老区的人民还吃这样的粮食，这个问题一定解决。”过了一段时间，粮库里的粮食用大船装走了，换来的是玉米和好山药干，全村的人们高兴极了，他们感谢父亲为白洋淀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父亲也依此为荣，经常把去国务院的事挂在嘴边，所以村里的人们就给父亲起了个雅号叫“国务院”。时间长了国务院竟然代替了父亲的名讳，谁料到这个酷似开玩笑的雅号，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成了批斗父亲的一条罪状。

白洋淀盛产苇蓆和苇箔，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产量达到了高峰，当时西街大队成立了“苇箔管理小组”，我父亲和陈见贤(陈山明的老爷)、夏汉书(夏家路的父亲)，大鼻子(名字记不清了)等几个人组成。他们负责在李广村集上买回箔经子，按照箔的要求把经子梃好再发给户下，等交了箔再去领箔经子。

那一天是李广集，早晨起来天气就闷热的叫人出不了气。按照见贤大爹他们年纪大的人说今天可能要刮大风，最好是不要去了免的出危险。当时父亲坚持要去他说：“今天去不了还要等五天，那样集体和个人都要受到损失，刮点风算得了什麽?”大家只好随着。因为见贤大爹年纪大也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没让他去，那天恰好广志哥去李广看他老姨，所以同船去了李广村。正当父亲他们几个在集上买经子的时候天已经变了，这时候我大哥找到父亲说：“快别买了天头上来了。”几个人把买好的箔经子装上船就往回赶，刚驶出李广大濠风就从东北方向刮来了，只见淀里浪头足有一米多高“唰——唰”的盖过来了，小船只晃了两晃就翻了。我大哥年轻力壮，从水里钻出来以后就急着找我父亲，他架着我父亲被水冲到了浅园子上才站住了脚，后来被李广村民救回了村，第二天下午才知道，和父亲他们一起去的大鼻子再也没有回来，为了集体的利益差一点把自己的命给搭上。

转过年来圈头村在北京设立了“白洋淀蓆箔经销处”，父亲和金茂申、王广增、尚宝文、李文芳等人当了驻北京办事处的推销员，那时候，外出一天才补助二、三角线，有时候为了谈妥一笔生意，还得请人吃饭。记得有一次大港的买方不给结算想赖账，经过父亲软硬兼施，买方只好答应给了几千斤海带顶账。常年驻北京日积月累，父亲每年欠下生产队几百元钱的帐，记得六二年分队时，我家还欠生产队一千多元钱呢，为了这件事，母亲抱怨父亲说：“一家人拼命织蓆挣工分，都还不上你欠的账呢”。父亲愧疚的说：“没法子，凑合着过吧”。

三年困难时期，村里办起了食堂，按人定量供应，因为吃不饱，什么野菜，榨菜和一些根本不能吃的东西都弄来填肚子，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后来村里办起了营养食堂，对浮肿的病人供应一部分白面、油和肉，村里的领导把伙食管理员这个重任交给了父亲，在当时这可是一桩天大的美差。因为营养食堂吃得饱，弄好了家里的人跟着沾点光，可谁知道，在父亲当营养食堂管理员期间，我家根本没吃过父亲给的半个窝头。

那年我正在新安上中学，有一次回家，因为有急事我到营养食堂去找父亲，正巧父亲不在，炊食员知道我在新安中学吃不饱，偷着塞给我两个馒头。刚吃了二口，父亲就回来了，他见我吃馒头，勃然大怒，劈手将我没吃完的那个馒头夺过去，冲着炊事员吼道：“平时怎样给你讲的，这白面是供应病人的，一斤一两都有数，他吃了一个病人就少吃一个，饿死了人怎么办?”吓得大家直说好话才算了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到那里找我父亲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村里大搞红海洋，整桶整桶的红漆往墙上刷，写大字标语和毛主席语录，临街的墙几乎都刷成了红的。看着这情景，父亲逢人就讲：“毛主席历来提倡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么大的浪费主席是不会同意的。我是个共产党员，毛主席不提倡的事我是不干的”。可到后来他也默默地干起来了，自己亲自出马写大字标语和语录，因为搞的好，竟成了全大队学习的榜样。下来有人暗地里问父亲：“毛主席不提倡的事你不是不干吗?怎么现在干的这么好?”父亲笑而不答。

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蒙受了不白之冤，被开除党籍，进了学习班，每天不是批斗就是游街，受尽了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折磨，得了“中风”才放出来，流落他乡好几个月。母亲体弱多病，经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过早的离开了人世。那些年我经常去上访，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父亲说：“不要去了，我们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到时候问题会解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党籍，过上了组织生活直到终年。

父亲首先是一名党性坚定的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父亲的一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他不求名，不图利，把党的事业党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父亲虽然故去三十多年了，他的言传身教，时时在激励着我，我虽然还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但我要像父亲一样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陈广济)

祝愿天下的父亲键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