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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15 16:33| 发布者: bydly| 查看: 1382| 评论: 0
诗人 郭路生(食指) 1993年9月于北京
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历史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最黑暗的时期。自1966年夏至1971年止,各类文艺刊物相继停刊,整个民族文化进入一个萧索时期。到了1972年,开始出现少量文艺刊物,但依然带有浓重的极“左”色彩,它们或是图解政策,或是制造偶像,被一些文学史专家称之为“遵命文学”。
在“文革”期间,与“遵命文学”相对立的还有一种文学倾向,那就是“地下文学”。“地下文学”完全是由群众自发创作,通过非公开渠道以手抄、油印等手段传播,真诚的创作态度、独立的思考、多元的艺术探索构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地下文学”的主体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初期,他们大多是革命热情甚高的“红卫兵”。
当时年少气盛的红卫兵们一方面积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另一方面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创办油印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油印的报刊的创办使他们有了最初的文学训练,为他们集合了不少“同志”。1967年夏,随着“文革”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愈来愈荒诞和愈来愈残酷,不少运动初期的骨干人物纷纷有受蒙骗的感觉,于是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当起了“逍遥派”和“颓废派”。这些“逍遥派”和“颓废派”聚集在一起,会餐、交流图书、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歌,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文艺沙龙。在书籍的交流中,俄苏的小说和诗歌占有最大的比重,除曾经正式出版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的著作以外,还有“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内部读物”;所传唱的歌曲也以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居多。以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着当时青年们内心的失落感,同时也孕育了他们最初的文学冲动。
1968年底,中国开展“上山下乡”运动,1700万青年学生先后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农村,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积极投身于运动的“红卫兵”。艰苦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的惆怅和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忧虑,使得当初叱咤风云的一代社会宠儿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和挫折感。他们开始用擅长的文字来倾吐内心的情绪。在这些文字中间,数量最多的是诗歌,这意味着,“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其主干是“地下诗歌”。当时流传最广的一首诗,大概就是郭路生(即食指)的《相信未来》。 食指的创作影响了一大批后来者,其中包括后来的北岛、江河、杨炼等。在此有必要提一下“白洋淀”知青的诗歌创作。“白洋淀诗群”是“文革”以后较早开始现代诗探索的诗歌群落,其时间定位应在1969至1976年,是一个以北京为“根”的知青诗歌群落。以“白洋淀诗群”为基础发散而成的“今天派”诗歌,实际上是有他们的诗歌渊源的,这就是俄苏诗歌的影响。 “白洋淀诗群”的很多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俄苏诗歌的影响,后来成为“朦胧诗重镇”的北岛,早期的诗歌也有浓重的俄罗斯情调。中国不少论者在评价朦胧诗时,将目光较多的集中在诗人们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的借鉴,在评论的过程中往往涉及象征、暗示、隐喻、意象、通感等艺术手段的运用,相对忽视了朦胧诗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它们与俄罗斯诗歌的联系。事实上,朦胧诗人们有相当一部分是吮吸着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乳汁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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