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区域的村庄、集市与社会变迁（1840-1937年）

      白洋淀①在地质上处于“新生代以来由差异性断陷下沉所形成的冀中坳陷之中”[1]8，加之白洋淀区域②频繁的水患灾害，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其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这都与当地集市紧密相连，因此对白洋淀地区的村庄与集市进行研究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学界对白洋淀主要从其成因、发展演变进行探究。对白洋淀地区村庄与集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很少涉及，仅有数篇研究论文，包括孙文举《安新苇席生产史略》(《河北学刊》1984年第3期)，回顾了安新县④苇席产生、发展、萧条、恢复和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孙冬虎《白洋淀周围聚落发展及其定名的历史地理环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探讨了宋至民国时期白洋淀地区村庄的形成发展及其命名与当地人口流动和水文地理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将白洋淀地区的市场和村庄作为个体分别进行研究，但缺乏整体探究及横向对比研究。本文主要以方志和报刊资料为依据，在对白洋淀地区村庄与集市发展演变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围绕村庄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与集市的内在关系、集市变迁的诸多动因展开深层次讨论，以此来说明白洋淀地区社会发生着迟缓但持续的变化。希望通过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近代白洋淀地区的社会变迁，丰富华北区域史研究。

一、规模扩大的村庄及其乡民的谋生方式

(一)村庄发展脉络及其现状

在新石器时代白洋淀北部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出现。安新县辛庄克、申明亭和北刘庄遗址[2]30-35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可以予以证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气候向温凉干旱方向转变，古白洋淀出现收缩与解体，人类随之由西部山地向东部平原地区迁移，并形成了早期的村落。秦汉时期，环白洋淀地区村落已有明显建制，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以后逐步发展。比如，秦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易县属上谷郡”[3]《方舆·疆界·沿革》；汉唐时期设立高阳(旧高阳城，在邑东二十五里)[4]卷一《地理·古迹》、鄚县(今任丘鄚州镇)[5]卷一《舆地·建置沿革》、容城(古城在县北十五里城子村前，周围七里)[6]卷一《舆地·古迹》。

宋初何承矩在淀泊“数百里沮洳之乡”[7]365屯田驻兵,效果显著。直到北宋宣和以后，与金元之间的战争使得该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王庆成曾撰文指出：“华北自汉末以至明初的一千多年间，由于经常的大规模战乱和落后民族的掠夺统治，社会经济停滞，甚至衰落，河北人口在元代已大幅度下降”[8]78。白洋淀地区也逃不过此厄运，“安州经金元蹂践之后，其在明初地尚荒蒸，氏少土著”[9]卷五《赋役·户田》。对此，明政府从山西各地“迁民实之”[9]卷二《舆地·乡社》,并对土著居民与迁民在组织形式上采用“乡社”和“屯”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进行管理[10]146。

清朝对此有所继承，乾隆年间“新安初领社五屯六”[11]卷一《舆地·乡社》；道光时期“社以居土民，屯以居迁民，是故州县有乡，乡有社，社有长，长有甲”[9]卷二《舆地·乡社》。村庄不仅在建制与管理上不断完善，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到光绪时期安州村庄已由乾隆年间的“一百一十四”[9]卷二《舆地·乡社》增长到“一百四十六”[12]卷二十四《户政·村庄户口》；人口由顺治年间的22074⑤人[12]卷一《户口表》增长到102586人[12]卷二十四《户政·村庄户口》。进入民国，据1915年直隶省视学的调查记载：安州有“镇四村一百零四”[13]54。1936年时“全县户数28250户……共161972口”[14]1。截止到1946年时，安新县人口为138669人[15]114。1936年到1946年人口的下降，主要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人口的大量伤亡。民国时期的人口与清光绪年间相比，整体上保持增长的趋势。其他各州县在近代的发展趋势基本上与安州一致。容城县，顺治年间有人丁8922[12]卷一，《户口表》，光绪年间“统计城关并四乡，共编户10023，共口51255”[12]卷二十四《户政·村庄户口》，到1946年时已有88882人[15]115。高阳县，顺治年间有人丁8275[12]卷一《户口表》，光绪年间“统计城关并四乡，共编户27030，共口104448”[12]卷二十四《户政·村庄户口》，1931年修《高阳县志》记载：“按十九年调查全县户口共24822户……共148326口”[4]卷二《人口》，到1946年高阳县人口已达到154092人[15]115。

部分地区却呈现出相反趋势。雄县，顺治年间统计有人丁12736[12]卷一《户口表》，光绪七年(1881年)修《保定府志》记：雄县城关并四乡“共编户29009，共口118491”[12]卷二十四《户政·村庄户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下降为17936户，92868口[16]第六《户口》，另据1915年直隶省视学调查，村庄共104村[13]52。到1928年时人口有所回升，为14843户，106 318口[3]《法制·赋役·户口》。1946年时，雄县人口恢复到了108965人[15]114，但是仍未达到光绪年间的标准。再看雄县村庄数量的变化，由光绪年间的153村到1915年时减少为104村左右。对比同时期安州村庄数量变化情况，呈现出同样的趋势，由146村减少到104村。民国时期村庄数量的统计较光绪时期有所减少，对此，孙冬虎在研究白洋淀周围聚落时指出民国以来聚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少数村庄的分解与合并，以及多数村庄的扩大”[17]110。但笔者认为不仅村庄数量减少，安新与雄县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出现过下降的趋势。除了村庄的分解合并以及人口自发流动之外，还与该地区的水患灾害有关，此外还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水旱、疾病相仍，重以庚子之变，拳杀相仇”，“民之死于岁、死于病、死于乱者，正不少也”[16]第六《户口》。

整体而言，近代白洋淀地区村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区呈现出相反趋势。然而，人口的增长，在淀区水患灾害多发，土地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生计，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怎样的呢？

(二)以水为中心的多样性生产方式

白洋淀地区每到雨季，河流暴涨，淀泊泛溢为害。道光《安州志》记载：“杨村河流自高阳，迳入于安州，淹没之害，民大为苦”[9]卷二《舆地·山川》。民国《高阳县志》记：每到雨季“白洋淀淀水逆流……两岸堤埝水满必溢”，致使“禾稼尽行淹没，房屋亦被冲刷”[4]卷一《地理·河流》。多洪涝灾害的环境下，淀区人民因地制宜，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谋生方式。

淀区人民多以织席、捕鱼为业。村民“利用丰富的芦苇、蒲草资源，发展各种手工编织业”[18]143，安州四境之民“以织席为业人，以卖席治生”[9]卷六《政事·民业》,水乡“妇女编苇织蒌，男子即以卖席为贸易”[9]卷六《政事·民业》。雄县孙家庄、王家庄、季家庄“三庄皆水乡，人多业渔养鸭”[16]第十《地理》。高阳“县境东北白洋淀为产鱼之区，如雍城、良村等村居民，或以捕鱼为业，或以贩鱼为业者不少”[4]卷二《实业·渔牧》。容城县邻近拒马、白沟河的地区产有鱼类数种[6]卷四《食货》。任邱“以渔业为业者，约计一百五十余户，以渔业为副业者，约计一千二百余户”[19]105。1936年时人考察大清河时记载：“府河下注白洋淀，淀中芦苇丛生，渔业甚盛，居民男多以渔业或漕运为业，女多以编席为业”[20]14。

河流众多也促进了当地民船行业的发展。安新县居民以“操舟”为业，“不但往来于津保之间，且沿海岸，驾大帆船，营口、烟台等地，运载客货，往来无间”[21]。任邱“水乡居民或以操舟为业，或以捕鱼虾为生”[22]112。陈三是同口镇人，“从小弄船为生，七七事变前他在大买卖船上当一名船夫，载脚运货”[23]581。再比如“同口是水旱码头，这里居住着渔民和船运工人”[24]55。

淀区人民在捕鱼、织席、水运之外，还兼养鸡、鸭、种植、肩贩等作为副业。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雄县孙家庄、王家庄和季家庄三村；雄县“沿河、沿淀诸村畜以(鸡)产卵，盐渍而食之”，水鸭“水乡多有之”[3]《故实·物产·动物》；任丘县邵家庄“本系水乡，居民专恃种稻营生”[25]；安新县民间“更多饲鹅、鸭，终日放彼湖沼中……且可生蛋，均可售卖得钱”[21]；安新县还改良盐碱地，推广棉花种植[26]5。安新县“乡民大多数以捕鱼为正业，耕种为副业”[27]36。

伴随着近代化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白洋淀地区人民提供了多样的谋生方式，人们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改变。主要表现在资源利用新方式的出现、生产技术与手段以及管理方式的改进等方面。

首先，资源利用新型方式的出现。安新县苇席“自九一八事变后，销路断绝”[28]。1932年时人“曾提倡利用芦苇造纸”，以此来挽回利源。1934年，安新县留平之知识分子陈庆之、陈德年等有鉴于此，“在平组织芦苇造纸研究社，研究试验”，成绩突出，“能造出纸十数种”。同时该县同口村陈调元夫人也出资，筹备在“同口村成立模范手工芦苇造纸工厂”[28]。

其次，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管理方式的提高。安新县“居民无分妇孺，大半娴熟编织席篓等技术，而工具仅用一破靡穿子”[29]3。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其生产方式也发生变化，成立专门的苇席场，“使一般妇女学得一技之长，场方聘有专门技师，传授织席技术”[27]37。从而使得产品质量提高，促进其向现代化的转型。1932年1月8日，河北省实业厅厅长何玉芳命令安新县县长：“该县渔业甚盛，厅令建设局负责指导或组织渔会，以期发达”[30]18。1936年《安新县施政报告书》记载：针对淀区“积水甚深、佔地甚广”的情况，安新县“组设城关水利会，购有抽水机器，用以抽除田间积水，并办理养鱼栽藕各场”[14]1，以此来复兴农村经济。渔会组织、养鱼场、苇席场的设立，使得生产与管理更加完善。

再次，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促使“蠡县、清苑、安新等县，远者还有属于任丘和肃宁县”[31]2951也逐渐发展起织布业，从而催生织布雇工的出现，就安新与任丘的织工而言，分别占高阳织布区全体的8.1%和7.1%[32]104。另外，随着天津等城市被辟为商埠，逐渐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白洋淀地区的社会。“距白洋淀不远的芳镇”，夏天藕花盛开，白鹭成群，“自从天津辟为商埠，鹭羽因了是外国女人帽上的贵重装饰之一，每只可卖到二十余元的重价，乡下便有很多人从事捕鹭了”[33]。

综上所述，淀区人民以水为中心形成了多样性的生产方式。受近代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维持原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局部的、零星的出现近代化特色，但仍以传统为主，整体上呈迟缓、渐进的趋势。

二、相互补给的村庄与集市

淀区多水的自然环境使得粮食等日常生活物资难以自给自足，人们因地制宜发展各种水产事业，从而用水乡特产所得来购买生活物资。

(一)相互依存的村庄与集市

水乡陆地稀少，日常生活物资往往需要外界仰给。“集市最基本的功能是满足农民、手工业者日常交易的需要，在他们之间调剂余缺，从而维持小生产的正常进行，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34]157。白洋淀地区人民以养鱼、织席为业，“惟食粮须仰给外界”⑥安州北关、雄县南关“每年有承运西□石[35]。民国《新安志》记载：三台镇集“以牲畜、布匹、菜蔬为大宗，地为谷仓糧肆充积”；端镇集“地为高、安、任、雄水乡之中心点，有粮肆、靛肆、席肆、船肆、蔬果肆，百货填溢，击辎摩肩”。高阳包头村“凡一切棉纱、人造丝、机制面粉、洋油、火柴及各种船来品，均由天津输入”[36]。在雄县，谷物和菜蔬是在城集与各个村镇集市上出售的必需品，而棉花、牲畜、木材、绸布、烟酒等货物分布于不同的集市[3]《法制·建置·集市》；“乡人农圃之用具，婚嫁之妆奁，以及居家日用所需，率皆取于庙会”[3]《法制·建置·庙会》。鄚州每到庙会期间，“商货即云集，凡绸缎、药材、铁器、木器等类，无不具备”[37]4。雄县城内四月庙会，“远近二三百里之商贩，皆赶庙会售货，如保定之绸缎商、估衣商”[38]。庙会也是人们精神诉求所在地。1937年时人对鄚州庙会的描写，“少岁(光绪初年)”，每到庙会，“香火甚盛，迷信男女……跪行至庙者有之，一步一头至庙者有之”[39]74。雄县“十方沿庙会之期，水淀之中，帆船千百成群……十分热闹”[40]。高阳“每届庙会善男信女云集其间，其多惊人，甚至有庙已拆毁改作校舍，届旧日庙会之期尚有遥向校舍焚香拜祷者”[41]24。

然而，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人们依托集市寻求更多的谋生方式，货物转运便催生了大量雇工或车夫的出现。高阳东十里许“有潴龙河，北与府河相会，直达天津，水势不静，便于航舶，凡高阳天津间原料及出品之往返运输，多利赖之”[42]133-134。从天津运到高阳的棉纱，都要在安新县同口镇的过货栈登记之后再转运到高阳，转运主要靠陆路大车运输，他们“由栈代雇大车运高阳”[32]208。由同口镇到高阳的大车运输需要一定的车夫，他们从中赚取一定的脚力以维持生计，“此等车夫，大都是同口本镇人”[32]209。另外，高阳布线庄蚨丰号东家杨木森，是安新县南边坞村人，就是“推布车出生”[43]34。

(二)物资的输入与输出

淀区日常生活物资不仅需要邻近州县的补给，而且还仰给天津、山东、河南等地。雍正时期，清人边连宝就做竹枝词描述了淀区从天津贩运粮食的情况：“遥看云际一帆开，知向天津贩粟来”[44]405。高阳县本地产粮不敷民食，恒仰给于外县，比如小米由河间输入、高粱由天津、麦面由保定输入[45]11。新安县城以及端村、三台镇等各个村镇，“玉黍、高粱来自奉省，麦来自山东、河南”⑥。雄县“盐自长芦由大清河运入本境，在各镇销售”[3]《法制·商务》；“绸缎自任丘县鄚州镇及新城县白沟镇运至各庙会销售”[3]《法制·商务》。民国《新安志》记载：“北就白沟，西就容城，小贩贸易不出菜蔬之类，四九日商贩，每西赴安州”⑦。雄县，“谷类销行本境或亦销行于领境水旱偏灾之区”，高粱“除农家自用外，多运至白沟、容城、新安镇等处”[3]《法制·商务》。除了粮食、蔬菜、布匹等之外，人们居住所需建筑材料有时也需要从外地购买，民国《高阳县志》记载：“县属无森林，……偶有大建筑，即购于天津或他县”[4]卷二《物产》。就今天白洋淀水乡而言，修筑房屋所用各种建筑材料，如木材、砖瓦、沙、石头、水泥等都从县城购买，再用铁皮船运往各个村庄⑧。

自产自销是淀区人民谋生方式的主要特点。农家将苇席编制品、鱼虾等拿到集市上出售，随着商业化的发展，甚至远销外省及国外。就苇席产品而言，除了运往领近地区以外，还运往北方、东北各省以及蒙古地区。清代时期安新苇席贸易就已经“遍满直隶及于关东口北”[9]卷六《政事·民业》。史料记载：苇席产品“销售于津保芦台达奉天，为出产大宗”9。安新、文安、大城等地苇席“产额为最多，不独销售本省各县，且运销东三省、热察绥三特别区，远至高丽、蒙古西伯利亚等处”[46]46。雄县“苇席自安州运入本境，在各镇销售”[3]《法制·商务》。任丘编织苇席“年产约值六十万元，行销北方各省，获利甚丰”[37]5。

鱼虾产品的销售。雄县，虾的销售除了本境所产供应之外，“间或有任丘之赵北口镇运销本境者”[3]《法制·商务》。任丘县境内“湖淀浩广，渔业极盛，……渔产畅销保定、太原等处”[43]5。河北省沿河沿淀地区所产鱼虾，除了鲜售之外，“其余不能卖出者，概以旧式方法，制成咸干制品”，“运销天津以转售各方”[47]36。安新、任丘、雄县等地所制咸干鱼虾，“天津市海产商，由原产地趸购来津，或有沿海客人运津，售之于各海产商号，再由该商号分别挑拣，待价而沽，远销闽粤陕甘新晋豫各省，近销平热察绥辽吉等处”[47]37。此外，淀区人民还饲养家禽供给农家自用并“外销至津埠”，“供京津客庄转运”⑨。

由此观之，淀区村庄与集市之间的物资交换以粮食等日常生活物资为主，这也说明这类集市主要起着调剂余缺的基本功能，属于基层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48]6。

综上所述，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白洋淀地区各个州县粮食等物资往往借助于邻近地区的补给，进行短距离地区间的物资交换，互通有无，甚至需要外省大城市的仰给。而且，随着商业化的发展，淀区特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借助商人实现跨省区的贸易，甚至远销国外。

三、白洋淀地区集市变迁的诸因

淀区村民作为集市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是集市得以发展的基本保障，然而，集市的兴起与发展，除了与淀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外，还与便利的水路交通、政府政策、铁路的兴修密切相关。

(一)水运交通便利促进集市发展

便利的水运是集市勃兴的主要因素。光绪《畿辅通志》记载：张青口“水陆通衢，今有市集南镇在城南十八里，为南北往来孔道”[49]卷六十七《舆地·关隘》,第2197页。清末，雄县城南瓦桥街“长二里半，户口滋繁，市廛林立”[16]第十《地理》。赵北口为南北往来通途，交通便利，舟楫多从其下通过，为“千家以上之集镇”[37]4。道光《安州志》中对安州城北关集市与在城集市的对比，可清晰表明水运条件对集市兴盛的作用。

北关跨大河南北，上通保府下达天津，各处米粮可以发船直抵两岸，其余粮市为最近卖者下船即可到集，买者下集即可上船，商不费分外之钱，此集在关之便一也；安州城关四乡皆以织席为生活，苇席随河而来者，随到随卖，卖席买苇左右咸宜，买者无纷歧之苦，卖者无转运之劳，此集在关之便二也；且商民赶集以有易无任其自便，无城关禁阻之虞，或迟快莫必听其待时，并无市廛屯积之贵，此集在关之便三也。若集在城内，四外苇席沿河而来者，去市太远，而赶集不易，粮非车辆难运，势必载入而载出,此集在城内之不便一也；况脚价多，则物价贵，民商交受其病，客商尽苦烦恼，势必裹足而不前，居民因价腾贵，势必束手以待毙，此集在城内之不便二也；而且仓与库俱在城内，集若在城中，守门禁者伊谁拦阻，伊谁究察，将奸民浑杂而莫辨，盗贼乘寡而偷窃，其祸害更大，此集在城内之不便三也。[9]卷二《舆地·市集》

这段史料主要包含以下信息，其一，水路便利是北关集市发达的主因；其二，水乡民众摇船卖货，物资随河而来，随到随买，“下船即到市，下市即上船”[9]卷二《舆地·市集》。与陆上集市相比，减少或避免了买卖双方间的纷争以及货物转运与买卖的不便；其三，水乡集市无陆上集市的“城关禁阻”以及因商家竞争而导致的市场囤积奇居；其四，水上集市随到随买的特征，避免了陆上集市由仓储而引发的盗窃事件，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这体现出白洋淀地区水陆集市的不同特色，其中“下船即到市，下市即上船”便是对水乡集市与陆上集市显著区别的形象描述。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安州北关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展。从长芦运盐到白洋淀在安州“北关落厂”[50]。截止到1937年6月，安新县北关集兴盐店“总店存盐1363市担20斤”，各子店截至到1937年5月底止“存盐1465市担10斤，合共存盐2827市担30斤”，此外，安新县北关各盐仓“共可存盐二千二百包”[50]。从晚清时期北关乡民随船而来的自由买卖到民国时期盐店的设立，可以反映出北关集市商业的发展。

水运条件对集市的影响也体现在集市功能的转变上。随着社会分工以及商品化的发展，“重要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往往形成不同规模的集中产区，使地区间贩运贸易的产生成为可能。一些集市便因此而被赋予了商品集散的经济功能”[51]75。集市由满足地方性生产生活、调剂余缺的基本功能，向承担长距离地区间物资集散功能的转变。新安镇东面水势汪洋浩淼，“民船及小轮畅行”，西面沃野千里，陆路行车，其形式称之为“东舟西车”[20]14。河北省棉产改进会1925年调查所示，安新三台镇、张村、大阳村的棉花向南经过新安镇运往天津[52]108；容城县棉花市场小里镇也沿徐水水路运至新安后台进行转运，最后运往天津[52]112，各地棉花集中于新安镇“多由大清河船运，或有津保公路汽车运往天津销售”[52]106。安新、文安等地所产苇蓆编制品“聚于新安镇”，然后“由水路运至地理府(静海县属)、杨柳青及天津之辛庄三处，再分销天津及东三省一带”[46]46。显而易见，集镇区域间物资集散的功能逐渐增强。

安新县同口镇位于高阳县东北30里，濒白洋淀边。民国年间高阳织布业发展，其原料输入大多都要经过同口镇转运。从高阳至天津的水道“多由高阳东北三十里的同口镇起，渡白洋淀入大清河而至天津”[32]8，“凡是从天津水道运高阳的棉纱”，“其中当然包括从上海、青岛等地购入而经由天津运入的棉纱”，“必先在同口镇的过货栈卸下”[32]199，“在同口镇公立的过货栈登记”，之后再“由栈代雇大车运高阳”[32]208。比如，1932年高阳从外地购入的棉纱约为25000包，其中从“天津输入高阳的棉纱为21394.5包”[32]197，都是经过同口镇的过货栈转运到达高阳。同口镇在高阳织布业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同口镇的发展，使其成为“一繁盛市场”[53]493。

新安镇与同口镇一方面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便于物资运输；另一方面，新安镇为安新县城所在地，人口流动量较县级以下地区大，从而也就带动了人口与物资的流通，促进了集市的发展，正因为这样的区位条件，这类集镇不仅“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比如粮食、布匹等日常生活物资向淀区的销售；另一方面“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48]7。比如前文所提到的苇蓆等通过安新向静海等地的运输以及棉花向安新的汇集，然后运往天津这样的都市中心。

(二)政府指导促进集市发展

集市、集镇的发展除地理区位因素之外，还有诸多社会因子也影响其形成与发展。正如杨方堃所言：“社会的需要和自然的势力，是市集建立的原动力。”[53]818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北关利市亭碑文》记：安州集市分为在城集与北关集，而北关集市由于水运条件优势，较在城集繁盛，“近有城内人因起庙会，不详察市集利病，暂借在城内一时”，导致物价腾贵，人人惶恐，“州牧速令商民照旧在北关赶集，并令合州出具遵依永为定制，不许再行借集”[9]卷二《舆地·市集》。当集市的传统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地方官员从大局出发，遵循古制，维护集市的传统地位，从而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这样，自然优势使其成为一大集贸市场，而社会的需要又巩固了其地位。政府政策、政令对地方集市设立与发展的直接作用依稀可见。

政府对地方事务的指导也促进了集市的发展。1930年1月20日河北省工商厅令雄县等州县发行本省第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以及填具各器检定证书[54]17，这样，统一度量衡对市场规范势必起到积极作用。1930年3月20日河北省民政厅令容城县县长：“收售粮食本系一种营业，律无禁止条文，各地果有奸商故意操纵情形，应即严加制止”[55]20-21。同年8月12日，针对各县盐店售盐掺沙和水及短少分两的弊端，河北省民政厅令容城县长，各盐店门前设置官秤，以便减少纷扰[56]17。1934年6月7日，高阳县规定，“至秤锤上标明秤量一节，为便于识别免滋弊端起见，仍以一律标明”[57]94。

综上所述，白洋淀地区集市与乡民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从而保证了集市的正常进行，便利的水运是集市得以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对地方事务的指导则是集市、集镇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新式交通运输工具和战争对集市的冲击

新式交通运输工具对传统运输方式的打击不言而喻。铁路的出现、公路的兴修势必会承担起水路的部分任务，从而改变集镇的发展格局。清代新安苇席贸易“遍满直隶及于关东口北”[9]卷六《政事·民业》，进入民国以后，铁路兴建使得苇席销售颇受影响。1927年《中外经济周刊》报道：安新、文安等低洼地带，苇席“系专销天津为作盐包之用……近因芦盐改由铁路运输”，沿淀各地“苇席销路颇受影响”[46]47。雄县交通“昔时为通九省之西大道，地方因之甚为繁荣，自铁轨敷布，该路无人过问矣”[38]。1933年5月21日时人调查记载：赵北口十二连桥为“由平南行大道之咽喉，古时用兵，颇占要冲。今则大道为铁路所夺，而失其重要”[22]112。胜芳、石沟、新安镇三地为大清河沿岸的三大集镇市场，为津保交通的必经之地，到20世纪30年代其地位开始下降，史料记载：由于北宁平汉铁路的修成以及津保公路的通行，使这三大码头的“地位已远不及从前了”[20]18，其中对新安镇的影响最为明显，“此地当铁路未通时，凡大清河上流之扇状面地形内之物产，先集中于此，再运津出口”，在铁路修成、汽车开通之后，“已失其从前之重要地位，至今商业亦不及胜芳繁华了”[20]18。任丘鄚州镇“居民繁盛，商贾辐辏”[49]卷六十八《舆地·关隘》，第2223页，进入20世纪以后，省道贯穿南北，津保汽车道修通运营，直通天津、高阳、保定等地，均以任丘为中心[37]5，京保之间物资运输，改变以往经过鄚州的线路，致使鄚州庙会的传统地位受到冲击。

集市的衰落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战争对集市发展也有极大影响。民国《雄县新志》记载：“县境经庚子拳乱之后，迷信渐除，近年革命成功摧仰，尤至庙会式微，不绝如线”[3]《法制·建置·庙会》。任丘、高阳、安新、河间等地自兵变之后，“兵士与商民交易居多，赊欠名曰记账，实则强索，其付给现款者亦不过十之一二，商家无法应付苦状，实堪怜悯”[58]。1928年7月12日，《大公报》记载：任丘本月九日受到兵祸，“鄚州镇及其附近村庄，则为直鲁军所在，损失甚大，当其退却时，鄚镇商家被掠一空，总计该镇损失不下十余万元”[59]。安新苇席“自东北失陷，销路遽衰”[29]3。高阳纺织业自九一八事变之后，“销路一蹶不振，近热河战争又作，时局不安，高阳织布业有相继停工之虞”[60]2222。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水路运输在白洋淀地区依然承担着主要作用，铁路与公路并没有动摇其主导地位，但却影响到部分集市的地位，逐渐式微，比如新安镇与鄚州镇。再者，近代战争也是对淀区集市的一种打击，比如雄县庙会式微，安新苇席的滞销等。

结论

水患灾害频繁加之地势低洼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白洋淀地区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多样性生产方式。人们因地制宜，以编苇织席、贩卖鱼虾为正业。随着近代化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额外的谋生方式，比如雇工和车夫的出现，然而这些都是在传统方式之外局部、零散的发展。总之，淀区形成了以水为中心具有多样性的生产方式，但仍以传统方式为主，近代化特色也局部、零星地出现。所以，淀区民众传统生产方式延续，变更较慢，呈现出迟缓、渐进的趋势。

另外，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淀区日常生活物资仰给外界，人们利用淀区特产所得购回粮食、蔬菜、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村庄与集市之间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物资交流循环系统，村庄在为集市供应物资的同时也以消费者的身份保证集市贸易的正常运行。总之，淀区集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优越的区位条件，政府对地方事务的指导以及社会需要则是集市发展的重要保障。铁路、公路的运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水乡部分集市的地位，但是水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战争也是影响淀区集市兴衰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注释

①白洋淀又名西淀，从微观意义上讲，为白洋淀湖群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其主体位于安新县境内，约占白洋淀面积的85.5％。

②从宏观角度而言，白洋淀为地跨安新、容城、雄县、霸州、文安、任丘、高阳等地的广阔地区。为了能够系统全面的说明问题，文章以宏观层面上的白洋淀为主进行处理。

③相关研究主要代表性成果有：王会昌：《一万年来白洋淀的扩张与收缩》（《地理研究》1983年第2卷第3期）；朱宣清等：《白洋淀的兴衰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河北省科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张淑萍、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1989年第44卷第1期）；何乃华、朱宣清：《白洋淀形成原因的探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年第10卷第1期）；吴忱、许清海：《“演变阶段”与“成因”不能混为一谈——也谈白洋淀的成因》（《湖泊科学》1998年第10卷第3期）；石超艺：《明代前期白洋淀始盛初探》（《历史地理》2012年第26辑）；石超艺：《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的变迁研究——兼谈与白洋淀湖群的演变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27卷第2辑）等。

④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新安县划属安州，隶属保定府，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废新安县并入安州，1914年废州该县，因并安州、新安两州县，更名为安新县，沿用至今。文中根据不同文献记载，采取不同的地名。参见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第三组调查：《河北省安新县地方实际情况报告书》四《沿革》，民国间抄本复印本。

⑤安州人丁14887，新安人丁7187，共22074。

⑥引自伊人镜《新安乡土历史地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2年，第25页。

⑦伊人镜《新安志》（第一卷），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藏，1925年稿本复印本。

⑧笔者于2017年3月6日，调查于安新县王家寨村。

⑨引自伊人镜《新家乡土历史地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2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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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