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淀荷花香——韩映山“荷派”艺术漫谈

韩映山师法鲁迅和孙犁的白描艺术，并巧妙地运用于自己作品中。他从鲁迅和孙犁那里，汲取着艺术的养分，丰富自己的创作。据他回忆，小学时在表姐家发现了《呐喊》，喜欢得不想还给表姐了，后一直保存着此书。他尤其喜欢那些散文化的小说和水乡风景的文字，说鲁迅的白描“写景决不过多，只寥寥几笔，便给人鲜明的印象，这正是继承了民族风格的特长。”在他的文论《文学之路》中有专章论述白描手法，并介绍了自己运用白描的经验：“只有对生活极其熟悉，你才能抓住事物的脉络和特征。”“当你写作时，要有真情实感，不要故作玄虚，不要哗众取宠，有多少生活就写多少生活，决不装腔作势。”他对于艺术手法的理解是，必须先有真实的生活做基础，有真实的情感做动力，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这一点上，他对孙犁文学艺术创作经验，可谓近乎得其三昧。在《孙犁的作品和人品》中，记录了他在农村时学习孙犁的“文学速写”的过程，提到三点体会：第一，锻炼观察力，捕捉细节，丰富生活库存；第二，发现独特的人物形象，避免形象的雷同化；第三，生动语言，增强生活化气息。学习前辈的优秀创作传统，在韩映山这里不是空话，是实践一生的创作原则。

纵观韩映山作品，他在学习民族传统，学习鲁迅、师承孙犁的基础上，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的。如果说，孙犁善于“红妆素裹”“把绚烂的五彩云霞，用清澈见底的水色映衬出来。”“把聪明和文采藏在平朴的背后”（阎纲语），以传统文化为底蕴，有意在言外的含蓄美的话，韩映山则是一位善于构图和调色的画家，直接从生活中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截取一个个小镜头，把情感调在色盘中，然后用轻快活泼的笔，在画布上一一描摹出来，就像《清明上河图》的长卷，连起来就是一生的岁月，一段民族的历史。而且，是我们民族特有的风情，独一无二的民间语言，嬉笑怒骂，都带着白洋淀的烙印，带着韩映山的标记。孙犁和韩映山谈话时鼓励说：“你是有自己风格的。”“你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从生活中的来的人物，以后可以向博大精深方面努力。”作为韩映山写作的引路人，孙犁是了解并肯定韩映山的艺术风格的。

当我们打开他的作品，进入一个平凡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着原始的生活状态，和原汁原味的百姓语言，我们会发现走进了生活，而不是进入神圣庄严的教堂。

最初的“荷花淀”风格，适合表现光明、胜利的时代风俗画面。她清新淡雅的格调，自然流畅的语言，含蓄空灵的意境，历来为人所称道。建国之初，以孙犁为龙头，以天津《文艺周刊》为阵地，以《荷花淀》清新优美的风格为参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荷花淀”派，具有其风格的四个人——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前两人因为文革动乱，经历坎坷，后文风大变；房树民后专心编辑工作，创作寥寥；唯有韩映山，一生没有离开过白洋淀和保定，创作丰富，也因其生活经历的相对平稳，成为荷派始终如一的实践者。

在韩映山与孙犁46年的交往中，他不仅仅继承了孙犁早期的写作文风，还在为人的正直、固执，甘于寂寞、嫉恶如仇方面自觉追随其后，真正做到了“文品与人品”的统一。韩映山肝病住院，孙犁频繁写信鼓励开导他，几乎三两天一封信，谈读书，书法，钓鱼，甚至不怕传染直接去病房看望他；而文革中孙犁门前罗雀，妻子卧床，艰难度日，别人避之不及时，韩映山则与之来往密切，有时候带着妻子，包好饺子送到他们手里。在他们的交往中，开始是文字之交，后来则是患难真情。假如韩映山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知遇之感，是无法终其一生追随其后的。

孙犁在文章中多次谈到“风格就是人格”的观点，并说：“要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作者应该有一颗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他们都是生活的诗人，拥有赤子之心，在文坛上如老农耕作，默默自持，在这点上，他们非常相像。孙犁给韩映山的信中说：“你和我都不是时兴的人物。”

自去年冬天开始，我断断续续读《韩映山文集》。战争烽火，文革浩劫，责任制实施，改革开放，一段段历史又展现在眼前。300万字的文稿，记录着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岁月风云。晚年的韩映山，文字里多了些辣味，理性多于感性，文人的风骨跃然纸上。同时，他也学着养鸟、养花，文字变得从容些，含有哲思和幽默。他在《我不愿老》中说：“传说，在古代，这部分人（老人）已经被赶出家门，到活坟里等死！活坟里一定很凄凉，晚上看不到电视。”“有时挤公共汽车，有好心的人，给我让座儿。我一面说谢谢，却一面不坐。因为，我并不老！”

孙犁晚年变法，风格冷峻峭拔，韩映山仍然徜徉在清水荷畔；假如韩映山也紧随其后，今日，我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韩映山呢？

又要到荷花别样红的季节了。